大陆新村九号——鲁迅先生人生的最后驿站，位于上海虹口区、当年的日租界。情感上民族主义者的鲁迅先生是生存上的现实主义者，与日本文化渊源尤深的鲁迅先生选择这里，乃是出于生存的现实选择，对于这份无奈，他只好用“且介亭”（半租界的亭子间）来命名一本杂文集以自嘲。
较外滩的光鲜热闹，我更爱虹口的朴素安静。大清早，大陆新村弄口，就有人晒了一簸箕白花花的腌萝卜。这栋三层联排别墅里，多户人家早早将衣服、被褥晾在伸出窗外的栏杆上，附近早点摊前人头攒动，如此氛围，极容让人产生鲁迅先生一家仍生活其中的幻觉，仿佛走慢点，兴许还能碰上他们，也仿佛早点铺里还能找到鲁迅先生用来包油条的手稿。
故居八点钟开馆，一贯认真的上海人坚持到点开放。只好手捏门票，和蹲在门口一张靠椅前看早报的保安，一起等时针指向八点。我是当天唯一的游客，故居里到处是探头，也禁止拍照，那位尽职的保安更是寸步不离地跟在我身后，一声不吭，令我不由得联想到鲁迅先生笔下的租界巡捕。
上海的鲁迅故居不止一处，而我最想看这里。应该说，鲁迅先生在大陆新村九号的生活还算稳定：有“乖姑”许广平的全职照料，有“小乖姑”海婴的陪伴，他选择了在家专事写作，不再兼职教书。写作多在夜半，遇有叫春的猫来搅局，他则以空香烟罐轰赶。他一般是上午补觉，下午会客。若无来客，则看报、读书、带孩子。要么就是看电影，或者生病。而看电影则多半为迁就海婴。所以，在对面楼里蹲点很久的沈醉发现：所谓斗士的生活，原来不过如此。
故居一楼有个小院，海婴曾在此种过南瓜，其中一只大的，还被鲁迅先生送给了日本书商内山完造。一楼的餐厅和客厅，为一排玻璃屏风所隔，日常吃饭在里间，遇有来客多时，才打开屏风。一次，海婴和小朋友玩耍时，不小心推倒玻璃屏风而割破了手，闻声从二楼跑下来的鲁迅先生，帮他包扎好伤口，又径直上楼了，一句批评的话也没有。客厅里还有只玩具柜，里面装满海婴均大卸八块过的玩具，鲁迅先生对海婴的这种“破坏”从不干预。一楼墙上还挂着几幅现代派油画，有的甚至夸张变形得有点恐怖，鲁迅先生艺术和思想上的现代主义可见一斑。二楼是他的卧室兼工作间，温暖而安静的秋光，覆在书桌的一盏绿台灯罩上，旁边有张躺椅，仿佛鲁迅先生才熄灯出门。醒目的是墙上和镜台上的两幅躶体版画。一张冲刀木刻脸的鲁迅先生，其实非常懂得生活。桌上的那口鱼缸里，海婴不仅养过蝌蚪，还为防蝌蚪长大逃走而加盖玻璃片，对此，鲁迅先生也只是偷偷倒掉。鱼缸里还养过斗鱼，鲁迅先生累时，会喊来海婴围观斗鱼打架。三楼是海婴的卧室，床很大，墙上挂着海婴的大幅照片。一次，和许广平生闷气的鲁迅先生往这三楼阳台的地上一躺，当海婴也跑来躺下时，鲁迅先生嘀咕了声“小狗屁”，气就消了一半。“怜子未必不丈夫”是鲁迅先生回应溺爱儿子的议论而作《答客诮》诗里的名言。海婴出生时，鲁迅先生已四十九岁，其怜子是有情可原的。
一次，海婴要看夜场马戏，鲁迅先生就因有猛兽表演而强行改在白天，且是猛兽入笼的。还有一次，海婴想要一架邻居家那样的留声机，鲁迅先生便托内山完造去买，来回换了几次，最后，海婴见鲁迅先生面露愠色，方才作罢。鲁迅先生有根据不同对象使用信笺的习惯，遇有与海婴主张不一时，他多妥协，实觉不妥时，鲁迅先生还是坚持己见。这些往事的落脚点还是在这里。大陆新村九号大概是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里、最温情的篇章了。文笔谈不上多美，但这些生活点滴所饱含的深情，读来令人神往。我是将大陆新村九号当父子情深的秀场来参观的。儿子的缺席固然是个小遗憾，但真要等他看懂了，怕是还要假以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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