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1893年4月14日-1952年2月8日)，原名卢魁先，别名卢思，重庆市合川人，近代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民生公司创始人、中国航运业先驱，被誉为"中国船王"、"北碚之父"。
卢作孚
1893年4月14日出生于四川省合川县，幼年家境贫寒，辍学后自学成材，卢作孚的能力超群，知交遍天下，自己不断学习数学、英语等知识，二十来岁开始办报，清宣统二年(1910年)，接触革命学说，加入中国同盟会，从事反清保路运动。民国二年(1913年)，第二次革命失败，离开成都去上海。民国三年(1914年)，在上海结识黄炎培，彼此建立深厚友谊，炎培先生推荐他到商务印书馆去当编辑，他婉辞未就，离沪回川，后回乡在合川中学任教，参与编写《合川县志》;后又去成都，随后相继担任成都《群报》、《川报》编辑、主笔和记者。写过不少抨击时弊的文章。对于民国时期这样一个没进过大学课堂的人间奇人，张群说他是“一个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要求的现代实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
民国二十年(1921年)卢作孚任沪州永宁公署教育科长，积极开展通俗教育活动，聘请中国少年学会会员王德熙和恽代英分别担任川南师范学校校长和教务主任，开展以民众为中心的通俗教育与新教育试验，影响全川。因四川军阀混战，中途被迫夭折。
民国十三年(1924年)，应军阀杨森之邀，到成都创办民众通俗教育馆，担任馆长，在少城公园内建起各种陈列馆、博物馆、图书馆、运动场、音乐演奏室、游艺场和动物园等文化娱乐场所，集中了成都各种工程技术人才和文学艺术专家，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才智。后来又产生了"实业救国"的念头，三十二岁时在军阀杨森的支持下转向实业。
1925年，杨森再次下台，卢作孚转而投身商业，几乎身无分无的卢作孚靠亲朋资助和杨森等的支持下共筹集了8000元资本，在上海订购载重70.6吨浅水铁壳小船一艘，取名“民生号”，专跑重庆至合川的航线。但这种创业绝非我们现在以为的容易。在当时长江上的航运是由外国人瓜分的，外资财大气粗。由于卢作孚天才的商业头脑，出色的管理运作，“薄利多销”的理念，至抗战前，卢作孕的民生公司已经发展为长江中上游首屈一指的航运公司，卢作孚统一川江航运，把外国航运公司赶出了川江航线，迫使外企退出长江上游。十年后，相继在上海、南京、武汉、宜昌等地设立分公司。从一条七十余吨的客船发展到一百三十多条的三万六千余吨的船队，职工七千余人，他成了名副其实的“船王”。但卢作孚为人十分低调，生活简朴，卢作孚的四川老乡、国民党元老之一的张群和他开玩笑说：“你的跟班都比你穿得漂亮。”1938年夏天，在武昌，有一次国民党某部队请他讲演，他穿的是民生制服，其跟班翁祥福穿着派力司中山服，头戴巴拿马草帽，手拿公文皮包，神气十足，接待的人误把翁祥福当作了嘉宾。
民国二十五年(1937年)，抗战前夕，民生公司已经拥有46艘轮船，总吨位上万，近四千职工，成为我国当时最大的民族航运企业，卢作孚也被海内外誉为"中国船王"。8月，卢作孚出任国民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
民国二十六年(1938年)6月，任三青团中央临时干事会干事，武汉失守后，大量后撤重庆的人员和迁川工厂物资近10万吨，屯集宜昌无法运走，不断遭到日机轰炸。卢作孚集中全部船只和大部分业务人员，指挥"宜昌大撤退"，采取分段运输，昼夜兼程抢运，不顾日机狂轰滥炸，经过40天的奋战，终于在宜昌失陷前，将全部屯集的人员和物资抢运到了四川。组织领导宜昌大撤退，保存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命脉，被历史学家评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毛泽东评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万万不可忘记的人";蒋介石称他"作孚兄"、"民族英雄";冯玉祥夸他是"最爱国的，也是最有作为的人"。
民国二十七年(1939年)1月，由于办理军事运输贡献突出，国民政府授予卢作孚三等采玉勋章;9月兼任三青团中央社会服务处处长，后来又兼任全国粮食局长。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蒋介石全面发动内战，民生公司随之陷入极大困境，到1948年3月卢作孚被选为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但此时他惨淡经营一生的民生公司，已弄到"外无以偿外债，内无以供开销"，全靠借债度日。
国民党当局逃往台湾，准备将长江上的轮船全部破坏，海船全部开到台湾。卢作孚先生在重庆和上海周密部署了长江上的轮船躲避的办法。1949年6月10日，卢作孚先生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秘密离开香港，返回内地，6月15日到达北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礼遇，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二次会议。会议期间，毛主席专门宴请了卢作孚先生和荣毅仁先生。在北京期间，卢作孚先生向周总理提出，通过"公私合营"的办法，将民生公司交给国家。11月3日，卢作孚先生到香港，为保护民生公司滞留在香港、台湾和在海上的21艘海船不遭到破坏。这期间，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地下代表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也有代表直接接受周总理的指示。这期间，台湾也几次派要员到香港来找他，要他到台湾当"交通部长"。
1952年1月初，离京返渝时，正值"五反"运动高潮，他被指为"不法资本家"无情斗争，他不甘受辱，遂于1952年2月8日在重庆服用大量安眠药后辞世，终年59岁。他留给妻子的遗嘱全文为:
一、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
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
三、今后生活依靠儿女;
四、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
民生公司副经理及大船船长以上骨干，则几乎全部入狱"审查"，其中两人被处决。[5]
1952年，"五反"运动中受诬陷，在重庆服安眠药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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