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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如何成为一个强势男人的重新关注在一些所谓的发达国家都占据了主流。今年一月份，加拿大作家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因其“西方已对男子气概丧失信仰”的论调以及对由女性所拥护的“置人于死地的平等主义教条”的谴责而被纽约时报称颂为“现代西方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
但愿这只是一个夸张的说法。然而，有现象表明，自“9.11”事件以来西方的公共生活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对于男子气概的狂热追求；这种现象也似乎预示了有着连环猥亵行径，并吹嘘自己私处尺寸和核弹按钮的现总统。“9.11”恐怖袭击后的几个星期后，华尔街日报专栏作者佩吉·努南写道：“从‘9.11’的废墟中诞生了具备男子汉气概的美德”。对于彼得森的的“硬汉”之谈十分推崇的努南如今也对“充满阳刚之气的男人，推动事态进展并且能够力挽狂澜的男人”，比如让她渴望“撕开他的衬衫以显露其胸口的超人S标志的”小布什。诸如此类的情感迸发帮助小布什在任期之间将自己塑造成一位潇洒有气概的领导者形象，尽管他在“9.11”事件刚刚发生之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在席卷英美的这场睾丸酮飙升中，许多久坐于办公桌前的记者都将自己想象成无所畏惧的战士。大卫·布鲁克斯，另一名彼得森的拥护者，坚定地表示“我们将继续毁灭无辜的村庄，耸耸肩，然后继续战斗。”
随着阳刚美德逐渐兴起，西方对于女性，尤其是女性主义者的攻击演变得几乎与海外那些拯救受难的穆斯林少女的战斗一样如火如荼。在发表于2006年的《男子汉气概》一文中，来自哈佛的政治哲学学者哈维·曼斯菲尔德谴责了职场女性对于男人保护者角色的轻视。自诩为新帝国主义者的历史学者奈尔·弗格森发出了“女孩子们不再玩娃娃”的喟叹，并同时哀叹女性主义者迫使欧洲进入人口减少的的进程。更为露骨的是，在芭芭拉·金索尔弗笔下，卡莎·波利特、苏珊·桑塔格和阿兰达蒂·罗伊等少数公开批评野蛮好战之风的女性“被固定在公共鞭刑杆上接受来自愚蠢无知言论的鞭打”。与此同时，《名利场》杂志在对于小布什政府的图文专访中将小布什评价为沉着冷静，并称赞其副手迪克·切尼是“坚硬的磐石”。
“9.11”袭击后盛行的大男子主义无疑是由本·拉登对美国国民男子气概的诋毁所引起的：自由而勇敢者已变得“温和”而“软弱”。越战羞耻也使得史泰龙和施瓦辛格等具有漫画中超级英雄男子气概的人物备受关注。在过去一直享有特权的男性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女性、同性恋群体以及多元民族及宗教背景者的挑战也成为了不争的事实。伊莱恩·肖瓦尔特在《性别无政府时代：世纪末的性别与文化》（1990）描述了19世纪末许多男性因少数女性主义者取得的微小成就而产生的恐慌：“恐惧于（男性地位的）下降，渴望对于性别、种族、阶级以及国籍的界限进行更严格的控制”。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历史学家小亚瑟·史列辛格便已经对女性“日益增长且具有攻击性的力量”提出了警告，指出她们“像一支征战的军队一般攫取领地”。史列辛格作为强势自由主义最初的倡导者，对于”被阉割的“、拥有“对于受压迫者有着女性的关怀与幻想”美国男性恼羞成怒，并希望美国历史的“开拓者”都是“正儿八经的男人，并且对这一事实从不质疑。”
现代西方这些充满雄心壮志的男性形象塑造者们如今却被迫重新审视当今时局。同性恋者和女性在恋爱和婚姻的选择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自由。女性期待在职场、家庭以及两性关系中创造更大的自我价值。特朗普可能拥有最大的核弹按钮，可中国却在最尖端的人工智能领域和最传统的大规模生产上都独占鳌头。除此之外，科技与自动化的发展都让“推动事态发展并且力挽狂澜”的男人们慢慢退出时代的聚光灯下。在西方，这种现象尤为严重。
许多白人异性恋男性感到自己被“自视甚高的”中国人和印度人、穆斯林和女性主义者，以及同性恋的健美运动爱好者、有阳刚气质的女性和变性人所围攻。这样一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如此轻信彼得森“传统的家庭劳动分工的毁灭已经造成混乱”的论断。这种对男性陷入弱势状态的恐惧和焦虑已经引起当今最占主导地位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的歇斯底里。
在英国，冷漠刻板的代表着帝国权利的冷漠刻板的英伦绅士们屈服于诸如鲍里斯·约翰逊这样言语失禁的脱欧者。在众多唱衰英式男子气概的声音里，右翼记者道格拉斯·穆雷强烈谴责 “总体来说毫无男子气概的意大利人，欧洲人和西方人”，并对于特朗普“让西方人记起自己身上伟大之处”给予了高度评价。确实，不论是以核武器打击威胁朝鲜，还是贬低残疾人和猥亵受害者，这位美国总统都向世人展示了某些现代历史上的赢家会不择手段地去宣扬自己的权威感。
然而，西方对于粗野男子气概的浮华展现，以及对于极右分子所称的“阿绿”（由cuckold一词而来，原义为绿帽子，这里指不敌视女权主义的男性）和“文化马克思主义者”的疯狂厌恶并非仅是对前述粗野的懦弱者所作出的回应。这种对于极端大男子主义的维护在现代历史上重复出现，这种循环极深刻地塑造了亚洲、非洲以及拉美的政治与文化。
本·拉登认为穆斯林“已经被剥夺自身的男子气概”，并且可以通过清楚美国权力的生殖符号来得以恢复。以哈里发的名义斩首、强奸无辜的人质，戴着黑头巾的年轻伊斯兰国士兵们明显和犯下大屠杀罪行并宣称自己有维京战士血统的挪威人安德斯·贝林·布雷伊格一样有着病态的男子气概。上个月，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告诉国内的女性异见者们“我们不会杀了你。我们只会朝你的阴道开一枪。”印度的种族优越论领导者们似乎着迷于通过折磨不幸的少数民族来证明“我们已经不是无能者了”，正如其中一位领导人在1998年的核试验之后所说的那样。
有关男子气概的削弱、文明的衰落的消极认知将戈德森、施勒辛格与本·拉登、特朗普，以及许多其他大男子主义的顽固保守派联系起来。他们喜欢将女性气质描述为“温柔”、“被动”，将男性气质描述为“强势”、“主动”；他们无比怀念可以理直气壮、毫无顾虑地身为男人的时代。无论是印度教的沙文主义者，激进的伊斯兰教徒还是白人国家主义者，他们对于自身形象的建构都依赖于将女性边缘化。这就好比对于男性力量的幻想只有在和同女性弱势的地方相比时才能得到最明显的突出。这些怒气冲冲的男人将女人等同于阳痿，并为自己成为“阿绿”而惊慌失措，并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流行于英美且似乎无计可施的男子气概危机。
这场危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危机似乎不可避免地要往世界性的方向发展？我认为这种一再反复的危机阻碍了现代世界的发展进程。危机随着十九世纪人类历史上最激进的变革而发端：农业和农村社会被动荡的社会经济秩序所取代，这种社会经济秩序由工业资本主义界定，是通过新的性别和种族分工严格组织起来的。在当下这场危机似乎是全球性的，因为在西欧和美国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限制性的性别规范网络已经覆盖了地球上最偏远的角落，因为它们正在经历自己的社会经济革命。
成为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有许多种方式。研究具有惊人多样性的前工业化社会的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不断地揭示，生物构成和行为之间没有明确的联系，男性和精力充沛的男性之间没有联系，女性和被动的女性之间也没有联系。印度人、英国殖民主义者十分厌恶去寻找、崇敬和卡丽一样好战和性欲旺盛的女神；他们的英雄是吹笛子的懒汉，如克里希纳。印度大量的文学作品证明了男女性别可以互换，不管在精英阶层还是民间都存在两性同体以及同性性爱的传统。到了十九世纪，当由剥削和排斥构成的、以性别和种族界限分层的社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当诸如国家建设，城乡迁移，帝国扩张和工业化等现代性深刻冲击彻底改变了人类认知的所有模式时，这些并不自知的传统便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男人和女人便开始普遍被束缚在特定的角色中。
在西方种族优越论者的历史观里，现代西方是世界平等与自由的捍卫者。实际上，正如琼·瓦拉赫·斯科特在她最近出版的《性别与世俗主义》一书中所表明，“现代西方民族国家的社会基础”就是一种基于生物差异的性别（和种族）不平等概念。康德认为女性没有能力运用理性，实行个人自治，做到客观、勇敢和坚强。诞生于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的拿破仑则认为，女性就应该待在家里生儿育女；《拿破仑法典》臭名昭著地规定女性必须服从她们的父亲和丈夫，并被许多国家吸收并引入法典。美国国父之一托马斯·杰斐逊曾称赞女性“将家庭幸福置于一切之上”，并且“明智地不参与政治事务以避免额头上长皱纹”。随着现代世界的形成，这样的偏见使得传统的父权制被具有强烈排他性的男子主义气概的理想所取代。
因此，女性被剥夺了政治参与权，并被迫在家庭和职场中担任从属角色。流行心理学家们通常坚信男性来自火星，女性来自金星，他们哀叹彼得森所说的“传统”劳动分工的解体，却不承认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和扩张主义社会需要新的分工，也不承认监督他们的白人男性认为女性由于身体或智识上的劣势而不适合从事领土扩张、国家建设、工业生产、国际贸易和科学创新方面的工作。女性的身体注定是用来生育和保卫家庭、种族和国家之未来的；男性的身体就理应用来劳动和战斗。成为一个“成熟”的男人，就意味着要适应社会，履行养家糊口、为人父母和参军效果的义务和责任。用西奥多·罗斯福的话来说，“当男人对工作和正义的战争感到畏惧，当女人害怕做母亲时，他们便会在毁灭的边缘颤抖。”随着十九世纪时代进程发展，许多关于男性和女性身份的文化假设演变为永恒的真理。正如彼得森的狂热拥趸所揭示的那样，这些假设在今天比种族不平等的“真理”得到更有力的支持，而种族不平等的“真理”同时也只是以“自然”或伪生物学为基础。
司各特指出，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定义的性别差异模式实际上有助于稳固“西方国家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种族优势”。“白皮肤与‘正常’的性别认知系统相联系，而黑皮肤则被认为是与不成熟的甚至是变态性有关。因此，英国人认为信奉卡丽女神的印度人是一个没有男子气概并且幼稚的民族，不应该参与政治事务而自寻烦恼。中国人即使在西方的唐人街里也被普遍认作是留着尾辫的懦夫。就连基督教世界令人畏惧的老对手穆斯林，也在帝国主义思潮达到顶峰的时候被嘲笑为“像女人一样”。
甘地直截了当地颠覆了这些欧洲帝国主义者（以及模仿他们的印度教徒）的性别偏见：他们认为缺乏男子气概就是具有女性气质的表现。他摒弃西方对男性至上统治者的认同和对女性顺从统治者的屈从，提出了一种基于严谨自我反省和具有母性关怀的积极政治。为此，他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但甘地认识到了男性掌权者的动力是基于将女性想象为一个在退步的存在之上的——女性是一群应该服从并被支配的人——以及这种病态的认知对于现代政治和文化的影响之大。这种认知最阴险的表现，就是征服和剥削被认为具有女性气质进而比正常人低人一等的人——这样的暴力在十九世纪成为常态。对于许多欧洲人和美国人来说，成为一名真正的男人就意味着成为一名激进的帝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即使像托克维尔这样目光敏锐的人物，也渴望他的法国男性同胞在与北非阿拉伯人战斗时认识到自身“好战”和“阳刚”的本性，把家庭生活中的琐碎事务留给女性去处理。
当世纪进程不断推进，男性不断在精神上受到来自工业化、城市化和机械化等无法控制又极度削弱男性的现象的打击，他们也因此积极响应对于社会上追求男子气概的思潮。强势的自我、民族、帝国和种族被认作是强壮无畏的男子气概的化身。为了实现这一令人生畏的理想，他们就必须彻底消除所有具有女性气质的胆怯和幼稚。挫折与失败激起了男性的自我厌恶——以及对暴力的渴望。罗斯福曾被“懦弱者”和“奥斯卡·王尔德”等不光彩的绰号嘲笑，对此，戈尔·维达尔曾经指出，罗斯福试图通过“男子汉”的活动克服他的身体脆弱，其中最激动人心和最崇高的活动便是战争”。因此，对同性恋者的憎恶和对王尔德等牺牲者的追捕会在欧洲帝国主义最鼎盛的阶段达到了顶峰。
在当今社会，所向披靡、肌肉发达的肉体成为所有试图恢复失去的男子气概的个体和国家关注的焦点。然而，对原始肌肉和纯粹的大众崇拜仍然塑造着政治文化。在特朗普吹嘘自己某个身体部位的大小之前，普京还展示了胸肌——以宣传俄罗斯在被一个软弱的酒鬼鲍里斯叶利钦“阉割”后又重新获得了阳刚之气。然而，赤膊的猛男在戈德森口中“冉冉升起”的印度也只是一个引人注目不久的现象。20世纪90年代，当印度教在印度被封为国教后，以前骨瘦如柴或胖乎乎的宝莱坞明星开始炫耀他们闪亮的坚硬腹肌和鼓鼓的二头肌；罗摩衍那瘦骨嶙峋的英雄罗那，开始以酷似兰博系列电影中的猛男形象在挂历和政治海报上亮相。这些流行文化中结实的肉体预示着莫迪的崛起，他以56英寸的胸肌而自豪，并承诺为失业的散兵游勇提供真正的国家后援。
这种具有复仇色彩的男性化民族主义是19世纪初期由德国人最初创造的，他们首先勾画出了创造一个超级健康的民族的愿景，并积极地接受了体操、健美操、瑜伽等典型的现代体育锻炼形式以及裸体主义等时尚。但是，直到本世纪末，这种充满力量的肉体才成为男性力量的“自然”体现。随着西方社会变得工业化、城市化和官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有产农民和自营职业的工匠迅速成为了千篇一律的办公人员和专业技工。马克斯·韦伯在1909年曾发出警告：随着“合理计算”成为人们侍奉的新的神明，“每一个人都成为了机器中的一个小齿轮”，并可悲地沉迷于成为“一个更大的齿轮”。工人阶级越来越被剥夺了他们在现代化铁笼中的旧技能和自主权，他们试图通过发达的肌肉体现这些技能和自主权，以维护自己的尊严。
历史学家们一直强调，被压迫天性的自动化和时间管理等工业生产中的做法羞辱的男性工人，也开始通过咒骂、酗酒和性骚扰女性同事来显示自己的男子气概——这是在新自由主义长达数十年的统治时期，激进的硬汉文化深入蓝领工作场所的开端。19世纪末，大量的男性开始投身于体育和健身运动，并成立了乐衷于挑起事端的足球运动员和拳击手的球迷俱乐部。
不仅仅只有工人如此。美国和英国上流社会的家长开始把他们的儿子送进寄宿学校，希望他们的身体和道德品质在没有女性气质渗透的情况下得到增长。竞技体育最早是在19世纪下半叶组织起来的，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种非常受欢迎的先发制人的手段，也成为了大规模生产咄咄逼人的帝国主义者的一种手段。人们普遍认为，那些被认为是帝国缔造者的人会因为在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的赛场上拼尽全力而筋疲力尽，无暇自慰。
然而，正因对男子气概的向往，以及对权利的渴望，往往会使它们在追求的过程中变得更加难以企及；对被不透明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力量阉割的恐惧也会继续加深。它把欧洲和美国的许多作家和政治家推向了种族民族主义的极端男性化阶段，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国家、种族和个人被概念化为生物实体，一种可以被磨练得无懈可击的有机体。对“种族自杀”的恐惧、对体育的崇拜和对“新人类”的白日幻想，以及对手淫的限制，都随着僵化的现代性别差异意识形态传到西方社会之外，并走向了全球。
欧洲殖民主义者继续用法律的手段供奉他们恶毒的同性恋恐惧症，并促进异性恋婚姻和父系秩序的稳固。他们的偏见也在西方之外根深蒂固，成为印度批评家阿希斯·南迪所谓的“内部殖民主义”的受害者：欧洲帝国的被殖民者们承认他们的女性气质，并决定迎头赶上他们的白人统治者。
这就解释了一个令人吃惊但却鲜有人探究的现象：佛教、印度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所有主要宗教群体的男性都同时在19世纪末开始哀叹男子气概的缺失，并呼吁不论是个人、民族和“乌玛”，都必须建立坚不可摧、不可侵犯的机体。这些人中，有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提出“肌肉犹太教”概念的马克斯·诺道)、亚洲的反帝国主义者(被莫迪视为英雄的斯瓦米·维韦卡南达，他鼓励印度教徒锻造“二头肌”，还有帮助发展了“肌肉佛教”的阿纳加里卡·达尔玛帕拉，该教教义如今被缅甸的种族清洗者诠释得淋漓尽致)，还有狂热的帝国主义者，比如童子军运动的创始人罗伯特·巴登-鲍威尔。
争相效尤追捧大男子主义的风气在二十世纪的头几十年带来了最惨烈的后果。历史学家乔治·摩斯是倡导男性气质的先驱，他曾写道:“男子气概的地位在法西斯主义时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 墨索里尼和罗斯福一样，把自己从娘娘腔变成了一个势不可挡的帝国主义者。同样身体素质欠佳的法西斯主义者希特勒也宣布“弱者必须被打垮”。因此，雅利安民族的这些狂热分子将自己与懦弱的犹太人相对立，并通过屠杀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硬汉气魄。
对男子气概的追捧在21世纪继续污染着全世界的政治和文化。在当今时代，经济、社会和技术的迅速变化使大批背井离乡而又对生活茫然无措的男性陷入了对男子气概的执念。扩张旧帝国主义和建立优等民族的论调在当下已经没有什么市场。但是，在新自由主义治下的个人主义时代，极度分化、不平等的社会现实使得对男子气概的诉求更加难以实现。白手起家创造辉煌的事迹激励着世界各地的男性对个人权力和财富进行视死如归而又徒劳的追逐，并把妇女和少数群体想象成他们的竞争对手。越来越多的男性试图贬低和排斥女人以表现他们与生俱来的控制欲。
社会现实所带来的沮丧和对女性化的恐惧助长了类似白宫“更衣室恶霸”所引发的具有煽动性色彩的政治运动。戈德森的有关男性气概的陈词滥调打破了甘地所坚持的刚柔并济的传统，而这种破坏的影响远不止于印度。巴基斯坦的年轻人崇拜花花公子出身的政治家，认为他是最伟大的男性救赎者，并对恶批评伊姆兰·汗轻率行为的评论予以恶毒的反击。同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他的追随者眼中体现了一种所向披靡的男子气概，他们认为埃尔多安是完美的。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则厚颜无耻地讲有关强奸的笑话。
在现代化的欧洲和美国，许多男性对原始社会怀有向往，那时男性在社会链条的顶端，女性则安于自己的位置。这种向往导致厌恶女性的风气在公共语境流行开来。不论是社交媒体上的言语攻击，还是野蛮的人身攻击，都充分展现了男性对于那些似乎侵占他们领地的“被解放的”女性的厌恶。印度教的种族优越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伪传统意识形态都从教义层面许可了这种厌恶，这些意识形态为亚洲和非洲许多受挫的男性提供了一种大男子主义的自我救赎：用旧式的父权制取代新自由主义所作出的虚假的机会均等的承诺。
苏珊·法卢迪认为，许多美国人利用“9.11”袭击来打击女权主义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将女性推回被动的角色。近年来，西方出现了许多试图恢复男性权威或重塑男性主导社会的尝试中。其中，最新的尝试就是彼得森的传统主义，它的的主要观点包括鼓励使用“有震慑作用的暴力”，厌恶缺乏男子气概者、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将小布什这样善于装模作样的政治家塑造成超人，以及最终将特朗普送进白宫。
从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对于粗野男子气概的追捧热潮可以看出，现代男子气概的历史就是一部充满臆想的历史。它描述了对一个稳定有序的世界的追求，但这种追求只不过是对不可抑制的人类生存方式的多样性宣战——一场尽管饱尝溃败但仍在周期性地重新爆发的战争。对女性和女性气质的荒谬恐惧可能与男性长期以来在社会、政治和文化上的主导地位有关。男性权威意识的受挫，或对被剥夺特权的不满，都将继续使许多男性易受特朗普和莫迪等贩卖虚假阳刚之气者的蛊惑。然而，当我们用同理心的视角来分析他们的愤怒和绝望后，我们不难发现，男性和女性一样被人为的性别规范所束缚。
波伏娃曾写道：“女人不是生下来就是女人，而是后来才成为女人。”同样的话，对于男性也适用。“是整个文明造就了这一生物”，并迫使他陷入对权力的毁灭性追求。和女性相比，几乎任何地区的男性都更容易酗酒、吸毒、发生严重事故和患上心血管疾病；他们的预期寿命已经大大降低，并拥有更高的自杀率。无论是在学校操场、办公室、监狱还是战场，主动追寻男权主导地位的男性最先伤害的就是他们自己。这种每天都会经历的恐惧和创伤，使他们比大多数被男性刚毅形象神话所束缚的男性更容易将自己同女性联系起来。
当然，在这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世界，如果男性对这次无助的经历进行否认或者轻描淡写地带过，他们也将浪费这次男子气概的危机。男性权力总是难以捉摸，容易出现周期性危机、崩溃和惊慌失措的复辟。在这个一切都将归于尘埃，即使表面上强大的国家也会时刻因被击败、被取代而提心吊胆的世界，男性权力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理想，一种充满控制欲的幻觉。男子气概作为一个沉重的包袱和无法企及的期望，已经成为巨大痛苦的根源——对男人和女人来说都是如此。要理解这一点，不能只看到当下的全球性男子气概危机。我们更要看到的是一种解决危机的可能性：摆脱对于“不够有男子气概”的荒谬的恐惧。
本文首发于“法意”公众号，原题为“The Crisis in Modern Masculinity”，原载《卫报》(The Guardian)2018年5月17日，篇幅所限，内容有编删。图片来源于网络，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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