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口下的农村合伙人
东晋偏安与五胡十六国的出现，根源在于西晋军政体制中把野战军军权授予宗室诸王，也即所谓“藩王出镇”，这是一种堪比“玩火自焚”的体制。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如果中央政权能够拥有一个强势皇帝并保持稳定朝局，那么掌握某地野战军力量的宗王确实无法在政治上搞出多么大的风浪，具体事例可见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南朝宋明帝刘彧平定藩王之乱、明太祖与明成祖在位时藩王不敢造反。
可是！一旦中央政权出了一个文弱皇帝甚至弱智皇帝并且无法在大臣辅佐下保持朝局稳定，那么掌握各地野战军力量而且有资格继承皇位大统的宗王，就会以各种名义挑起战争并向皇位冲刺，齐王刘襄率先向诸吕发难、燕王朱棣发起靖难之役都是这种情形的典型案例。
具体到西晋的政局，晋武帝司马炎的个人能力尚且能够利用皇权保持对于诸王的压制态势，晋惠帝司马衷作为一个著名的白痴皇帝在张华辅佐下能够保持朝局稳定之时，尚且也能勉强维持局面。奈何，贾南风作大死，仅仅因为太子不是自己亲生，逼死了口碑很好的皇太子司马遹，把事情做得太过火，彻底打乱了西晋政局的危险平衡，为掌握野战军力量的宗室诸王提供了借机搅局、趁乱上位的“良机”。
由此而来的八王之乱，最终从原本仅仅局限于上层斗争的宫廷政变演变成了西晋各支野战军力量的火拼内战，极大地消耗了西晋继承自曹魏的野战军力量，造成了西晋北方地区的军事力量薄弱，为参与到八王之乱中的匈奴、鲜卑、羯势力提供了在北方造反的良机，也为没有参与到八王之乱中的氐、羌提供了在关陇、巴蜀造反的良机。
质言之，危险的制度设计，被不稳定的中央朝局所引爆，进而由政治斗争扩大为全面内战，消耗掉了西晋的野战军力，为匈奴、鲜卑、羯、氐、羌乃至于像陈敏、苟晞、王浚这种汉人地方军阀提供了军力薄弱与权力真空的良机，这才造成了东晋偏安与五胡十六国的大乱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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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鲲
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汉族人口的衰减。
《中国通史·食货篇》书中有言，在东汉末年，恒帝永寿二年全国户数是1607万多户，人口是5006万多人。而到三国末年魏蜀吴合计只有户数149万多户！这是真正的十不存一！每个朝代末年都会战乱死一大批人，但东汉末年及三国时期，更是中国瘟疫的爆发期，是罕见的。而医圣张仲景成名作《伤寒杂病论》亦是因东汉末年的瘟疫而写出。
虽说西晋一统中国，但据《晋书·地理志》记载，即便在太康三年，全国人口不过户有377万。这只是桓帝时期的五分之一！
中原人口的大量丧失，内地劳动力不足，统治层更招引和强制招引游牧民族，造成游牧民大量内迁！西晋时，在关中户口百万，其中游牧民族占了一半左右。可以想象，即便西晋一直强势，游牧民族依然是潜在威胁！
如同现在，少数民族敢占总人口的50%？一旦统治层出问题，不乱才怪！而西晋，八王之乱与永嘉之祸统治层彻底作死，游牧民族不趁火打劫才出了怪了！毕竟，统治层对其并不友好，而是为奴为婢，令其对西晋：怨恨之气，毒于骨髓。
不可忽视的是，由于游牧民族的内迁，造成了内地对游牧民族武器的优越性不在！一汉挡五胡从此成为梦想！
在天时地利人和都在游牧民族手中时，在西晋作死内伤的情况下，西晋很快便被起义的五胡等游牧民族干掉。五胡乱华百年彻底开启，而统治层衣冠南渡，依靠长江天险，残存为东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