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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開始，中國知識界重新向世界敞開大門，從而開啟了一個走向世界、眾聲喧譁的新時代。四十年改革開放的歷程，是今天我們思考中國學術界現況的大背景。從思想史和知識社會學的角度來審視 “西方理論的中國問題”，目的正是關注當下中國知識界面臨的重大問題。
原文 ：《開啟“理論的中國問題”新思路》
作者 | 上海交通大學講席教授、美國杜克大學教授、歐洲科學院外籍院士 劉康
圖片 |網絡
“西方理論”廣義上指的是近四十年改革開放以來大量進入中國的西方思想觀念。這裡取其狹義，特指四十年來進入中國的西方20世紀文藝理論。西方理論在中國的影響巨大，其接受、變異、轉換的過程，牽涉到中國的走向。來自西方的馬克思主義，自1949年以來始終是中國國家主流意識形態。此外，幾乎所有現代化的理論都是來自西方。回顧中國近四十年來的人文社科發展軌跡，基本特徵就是“譯介開路、借用西方”，“以西人之話語，議中國之問題”。當然，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踐、更早的戊戌變法、五四運動，無不循著這一“西方話語——中國問題”的軌跡而行。所謂中國“強大的近現代本土傳統”，其思維與話語範式實際上也都來源於西方。
五四運動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引進了大量西方理論，用以解讀、闡釋中國問題。但顯而易見，中國在理論創新方面卻乏善可陳。現在我們是否應當問一問：在學術範式和研究方法上，中國是否推動了庫恩意義上的結構性轉換甚至革命性變革？在哪些方面出現了轉換和變革？哪些方面變化很少，或基本沒有變？這些變與不變，是何原因？從與中國關聯密切的這些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之中，我們能否找到一個新的視角，即中國問題作為西方理論本身、內在的問題，來思考中國在西方理論中的意義，中國對這些西方理論的影響？長期以來，中國學術界不休止地議論著中國對西方理論的接受問題。或許，我們可以換一個角度？
西方理論的中國問題
我提出的一個新的角度是 “批判理論的中國問題”(China Question of Critical Theory)，或西方理論的中國問題。這個角度或許能讓我們超越中西二元模式的思維定式，糾正一下多年來形成的習慣，把中國視為世界的中國(China of the world)，而不再用兩分法來區別，強調世界與中國(world and China)的不同。長期以來，“世界與中國”這一習慣說法，框定了人們的表述和思考。其不言自明的前提就是，世界是世界，中國是中國。中國可以“走向世界”、中國可以“與世界接軌”，但中國依然是與世界不同的、特殊的存在。一個“與（and）”字，既劃出了楚河漢界，又蘊含了一個平行、對等的關係，即中國是一個與世界平行的存在。依此推論下去，中國就是一個自成一體的世界。這種說法的確是很有中國特色，跟中國傳統的天下觀不無關聯。不過在一體化的現代世界，每一個國家都是世界的一員，無須刻意強調某一個國家與世界的區別。因此， 我們在表述與思考時，均應該用“的 (of)”這個表示屬性關係而不是“與（and）”平行關係的介詞。所以應該用“世界的中國(China of the world)”，來代替“世界與中國(world and China)”的說法。
既然中國是世界的中國，那中國自然是（世界）理論自身的問題。當然，現在我們所說的理論多半還是西方理論，來自歐美。這些理論雖然是以普世的角度和關注來討論問題，但大部是基於西方的經驗。中國的確不是西方理論關注的核心問題。不過我們可以從現代西方文論中涉及中國、跟中國經驗特別相關的問題入手。20世紀以來的中國思想理論軌跡，已經與世界不可分割地融為一體，成為世界的一部分。現代西方理論雖然總體上並未把中國置於核心，但卻無法忽略中國或割裂中國。尤其是現代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這一譜系，更是與中國理論、中國經驗有密切關聯。我們這裡討論的西方理論，特別是批判理論就是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的重要一翼，也是在中國產生影響最大的理論。因此我認為，以西方批判理論涉及的中國問題為起點，可以開啟“理論的中國問題”的新思路。
我們應該從歷史和元批評的兩個角度，來思考批判理論的中國問題。從歷史來拷問理論構成的角度，就是理論自我反思的元批評角度。西方理論何時與中國親密接觸？這種接觸在何種歷史條件下發生？這種接觸是如何衍生出西方理論內在的中國問題？把“西方”放入括弧，理論的中國之旅就不再是單向的“西方話語-中國問題”的旅行了。這樣的思路不僅僅是、也不應該是概念的遊戲，而是要抓住西方理論與中國接觸的種種現實問題，直指這種親密接觸中冒出的火花。我認為，從中國對西方理論選擇性的誤讀和錯位、重要問題的理論遮蔽和對話的缺失、批評實踐與理論譯介的鴻溝這三個方面，可以讓我們捕捉到西方理論與中國接觸中的火花，以管窺中國是如何成為理論內在的問題的。
西方理論如何與中國親密接觸
上面提到，我們應該從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的親密接觸入手。因為無論在歷史語境的交接上，還是在思路（尤其是範式與方法）的關聯上，這都是極佳的入口。因此，理論的中國問題這個命題，絕不是排斥性的，不能僅僅侷限於西方馬克思主義譜系下的批判理論。但既然要回到歷史，就首先要回到中國思想和理論的現代傳統和當代語境，尤其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建立、意識形態與文化領域裡的主導思想模式或範式。可以以三位與中國有著密切關聯的理論家詹姆遜、阿爾都塞、巴赫金為例，探討一下在範式與方法意義上，西方理論是如何與中國親密接觸的。
詹姆遜作為美國理論家，最重要的貢獻不是他的理論原創，而是他的理論中介作用。詹姆遜的理論中介作用，不限於把歐洲理論引進美國。在歐洲左翼所建構的“西方毛主義”（Western Maoism，以有別於中國的“毛澤東思想”）過程中，詹姆遜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毛主義的理論建構是詹姆遜與中國的親密接觸，由此產生的火花，對他的理論影響極大。詹姆遜的理論中介、理論旅行在中國本是雙向的，即引入中國西方後學與西方馬克思主義，也把中國問題引入他自身理論的核心。
阿爾都塞是20世紀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個重鎮。他不僅僅是法國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流派的代表人物，也是深刻影響了20世紀下半葉到本世紀歐美左翼文化思潮的一個重要源流或話語開創者。即阿爾都塞是現代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樞紐，他的理論體系橫跨時空，對俄國的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有深刻的反思，並獨創性地將毛澤東的思想納入他理論的核心，成為超越東西方現代馬克思主義的一座思想橋樑。阿爾都塞對列寧、葛蘭西、毛澤東的“重新發現”，極大地開拓了現代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視野。毛主義是西方理論的中國問題的一個核心。而阿爾都塞在建構西方毛主義的過程中，更是最為關鍵的人物。更值得重視的是，毛主義不僅僅是阿爾都塞廣泛的思想視野中的一部分，而是在阿爾都塞的龐大思想與話語體系中，佔據著極為重要的核心位置。
巴赫金
巴赫金的理論並未直接提到中國，他也沒有跟中國思想界理論家有什麼接觸。那麼，為什麼要把他放在西方理論的中國問題這個框架裡來討論？第一個理由是，巴赫金理論所賴以產生的俄國和蘇聯的歷史土壤和背景與中國有不可割裂的緊密關係。在政治、意識形態、尤其是本文關注的文藝理論方面，俄蘇對中國的影響巨大。在這個意義上，從俄蘇土壤中生長、對蘇聯模式有深刻反思的巴赫金的理論，對於中國就有了特殊的歷史意義。第二，巴赫金的思想跨越歐洲文明的各個時空。他在思想與文化轉型領域的先鋒性和預見性在上世紀70年代被歐洲學術界重新發現，與西方後現代思潮有著驚人的契合。巴赫金思想進入中國，正是一箇中國改革開放、文化反思的時代，是中國繼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的又一個歷史轉型的時代。巴赫金的文化轉型理論不僅有深遠的普世意義，也幾乎是給中國量身定製，為思考中國的文化轉型開啟了一個廣闊的空間。巴赫金對於當代歐美文學研究以文本形式結構為核心的範式和批評方法貢獻很大。這也正是他針對中國文學批評實踐的特殊意義。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42期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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