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統的歷史小說中，諸葛亮的榮耀光環大多閃耀于軍事、外交層面，但放在真實的三國曆史上，他低調卻更耀眼的另一成就，當屬治國。

三國三足鼎立的歷史上，蜀漢的國土面積最小，兵力也是最少，無論比起中原還是江東，都堪稱極難治理。但執著於興復漢室的諸葛亮，卻能夠成功施展才幹，將“弱小”的蜀漢，打造成堅硬的鐵拳，以萬眾一心的實力，一次次向著曹魏呼嘯飛出，而強大的治國能力，也在後世享盡尊崇。

最見證他這一能力的，就是下面三條看似簡單，實則舉重若輕的智慧。

一，有寬也有嚴

歷代王朝初建，最首要的難題，當屬執法。而早在劉備初入西川時，諸葛亮與法正的爭論，就見證了他對此不凡的智慧。

作為劉備的寵臣，當時的法正，認為政權初立，應效仿高祖劉邦約法三章，減輕刑罰，廣施仁義，以期贏取民心。

但諸葛亮認為由於所處時代、條件不同，因而不能採用相同的立法模式：秦律殘虐，民畏而守法；但現存的蜀地法律，法度不一，舉措不當，民譏而不遵。

因此必須要嚴明法令，以統一、符實的新興律令規範蜀地人們的行為，進而恢復混亂的社會秩序，使“君臣知義，上下有節”。初入蜀地的劉備，就這樣迅速站穩陣腳。

而在成功佔領西川后，為了進一步滿足各方利益的實際需要，劉備委派諸葛亮會同李嚴、伊籍、法正、劉巴等五人，共同制定了反應各方共同利益的第一部法典《蜀科》。

這不僅是一部內容詳實、結構完善的法典，也是蜀漢政權依法治國的重要根據和前提；當諸葛亮南征與北伐期間，還制定了《五懼》、《六恐》、《七戒》等戰時軍事法律，儘管其中的具體內容已詳不可查，但這依然可以折射出諸葛亮審時度勢的立法精神。

但同樣是力主執法必嚴的諸葛亮，卻更強調寬嚴相濟。“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對於違法者，他既主張“遊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反對“大赦”；也強調體恤民生，“罪止其身”。

這在蜀地範圍內產生了強烈的社會效果：“民皆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道不拾遺，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風化肅然”。

而如果對比同時代的魏吳兩國，更可見諸葛亮不凡的治國效果：據相關資料記載，自公元220年（曹魏建立）至公元280年（三分歸晉）這60年間，

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在吳國產生了23次，在魏國爆發了24次，而在蜀國僅發生了3次。如此智慧，正如清人趙藩的擊節好評： 能攻心則反側皆消，自古知兵非好戰，不審時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治國？就要跟諸葛亮學！

二，公平最重要

諸葛亮一生堅持的另一大原則，正是“執法以信”。

公元231年，諸葛亮在祁山與魏軍主力遭遇。由於蜀漢地廣民疲，蜀軍實行“輪戍制”以緩解兵力不足的情況。當時局勢萬分危急，有人建議暫停部隊的輪換以便聚集兵力與魏軍決戰。

但諸葛亮卻認為“統武行師，以大信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徵難，義所不廢。”閃光金句，足以證明為何兵疲民弱的蜀國能在數次北伐中能與強魏抗衡。

講誠信的諸葛亮，也始終強調律令執行的統一。

公元227年，諸葛亮率軍北伐，“天水、南安、安定皆叛而應亮，關中大震”，然參軍馬謖在行軍途中卻違反了諸葛亮的調度，為張郃所敗，導致蜀漢第一次北伐無功而返。

馬謖既是荊州集團的重要代表之一，也是諸葛亮所欣賞的青年才俊，當時眾人以為諸葛亮會顧念舊情，免其死罪。但諸葛亮卻毅然下令將其處死示眾。

時參軍蔣琬因愛其才，向諸葛亮求情“天下未平而戮智謀之士，豈不可惜！”。但諸葛亮卻一針見血的指出“孫武之所以能制天下，用法明也，若復廢法，何以討賊！”。

處死馬謖後，諸葛亮還向後主奏陳《街亭自貶書》，“自貶三等，以督厥咎”。但同時，對於“數諫謖謀，鳴鼓自持”的王平大加讚揚，並根據其在潰敗時所立軍功予以進爵。此外，諸葛亮還制定了“不從敬令”七法，並強調違者皆罰。

諸葛亮在執法過程中真正做到了“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正是由於諸葛亮這種不避親疏，賞罰分明的政策，才使其在日後的北伐過程中取得了兵臨祁山，抗拒北敵的巨大的軍事成果。

三，刑不避貴，罪止其身

而如果參考東漢末年以來，早已流毒的社會風氣，就可見諸葛亮另一偉大之處：刑不避貴，罪止其身。

東漢末年長期的腐敗內亂和新興豪強地主階級的日益興起，使得中央政府的權威與日俱減，地方軍閥與實力派乘機擴大自身的範圍和影響力，這不僅導致東漢王朝的統治力大幅削弱，也嚴重摧毀了當時的社會治理體系和司法秩序。而在主政蜀漢後，諸葛亮也果斷的以這一原則，向這惡劣風氣宣戰！

時權臣李嚴為掩飾自身瀆職之過，假傳聖旨，遣大軍回師，遂使北伐失利。諸葛亮並未因其地位特殊而對其予以袒護，相反將李嚴削爵罷官貶職為民。將軍來敏，性格孤傲，常懷憤忿之心，常辱罵先主，毀謗群臣；諸葛亮聽聞消息後亦將來敏彈劾罷官，流放汶山。

對於諸葛亮來說，這需要莫大的勇氣。諸葛亮與李嚴同為託孤重臣且對李嚴亦大加讚賞“部分如流，趨舍罔滯，正方性也”；來敏也是諸葛亮一手提拔的親信。而難能可貴的是諸葛亮並未其此二人與自身關係密切、地位顯赫而法外開恩。

其次，諸葛亮的另一偉大之處在於堅定不移的貫徹“罰當其罪，罪止其身”的司法原則。但這並非是諸葛亮的首創。昔黃權率軍降魏，有人請求劉備殺其妻小，但劉備並未同意反而愧而嘆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並待之如初。

在封建社會中，廣泛株連，肆意施刑者比比皆是；

但諸葛亮卻認為刑罰的制裁功能只能作用於行為人本身，其親人、僚屬並不應該因此獲罪。權臣李嚴雖被削職為民但其子李豐仍任江州太守，負責參贊軍機，運籌糧草；將軍孟達絕蜀降魏後，諸葛亮也未對其家人展開清洗報復依然對之如初。

陳壽在《三國志》中評價諸葛亮“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疆不侵弱，風化肅然”。這一評價從當時所產生的社會效果來看是客觀公正的。

諸葛亮這位三國時代卓越的政治家，以其一生的信仰堅守，卓越的治國業績，在波瀾壯闊的三國風雲裡，留下了這樣閃光的風景，至今，依然值得後人傳承！

參考文獻：《三國志》、《資治通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