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1975年5月1日到廊坊師專正式報到的，從此，和它有了一生的不解之緣，不了之情。
此前，我一直在河北香河中學工作，做語文老師。課教得不錯，學生喜歡，在當地教育界，也算是小有名氣。“文革”期間，也因此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後來，又有“反革命頭子”等罪名，無數次被押出去，遊街，批鬥，毆打。肉體的苦痛不說，心靈上的創傷，更為深巨。1958年，我從上海第一師範學院畢業，當時完全可以留在上海，但像那個時代的好多年輕人一樣，因為對人生抱著一種理想主義的衝動，願意獻身農村教育，所以到了這裡。沒想到，十多年下來，會是這樣的結果。內心非常灰冷。等風暴有所平緩，我萌生了去意。
往廊坊師專調動工作，中間發生了一些阻力，拖了半年多，最後還是辦成了。這裡面，要感謝許多師友，比如當時的廊坊地區教育局長陳浩山（前香河中學校長），廊坊師專黨委書記張明文（前香河縣委書記），還有廊坊師專中文系的隋文昭先生（後調入天津師範大學）等等，人太多，不一一細說了。
因為是中學教師出身，一開始到廊坊師專，不免要受歧視。那時所有課都有老師在講，我只能是打打雜，上一點臨時課。後來定我在現代文學教研組任教。“文革”期間，無書可看，我把唯一能看的《魯迅全集》，反反覆覆看了多遍，自認為有心得。但只講了二次課，四平師範學院的李景彬先生調來了，我也只好讓賢。在這樣的景況裡，我把大量的時間花在資料整理和研究工作上，編了十幾種教材，比如《魯迅作品教學參考資料》、《文學體裁常識與寫作》、《現代作家小傳》等等。那時候，這類教材比較稀缺，因此很受歡迎，在同類院校中有著不小的影響力。
右一為湯吉夫先生
這時期，我也開始了小說創作。這是那個時代的大潮使然，許多年輕的或者不再年輕的人，都憋著一股勁兒，做著文學的夢。記得曾和同事苗雨時先生相約以一年為期，他寫詩，我寫小說。寫出來了，就全力去搞創作。寫不出來，就專心於教書治學。苗雨時先生後來雖然沒有繼續詩歌創作，但是成了河北省卓有建樹的詩歌評論家。我寫小說，漸漸開闢出了一塊自己的天地。1980年這一年，我在寫作上尤其如春帆高掛，順風順水，竟然一口氣連發了十三篇小說，成了河北作家裡寫作態勢最強勁的一個。拙作如《老澀外傳》，不只在《上海文學》發的頭條，《小說月報》、《文藝報》等，也紛紛予以轉載或推介。也是在這一年，我被任命為中文系主任。廊坊師專第一批定講師，我是中文系唯一的一個。二年之後，我又定副教授。當時全校定的副教授，只有二個，化學系一個，中文系一個。假如沒有記錯，我還是當時河北省最年輕的副教授。我想，我在文學創作上的成績，對這些應該起了很大的助力作用。
因為這件事，李景彬先生還對我產生了一點誤會，他以為我從中動了手腳。其實不然。當時馮健男先生是河北省職稱評定委員會委員之一，曾經私下問我，中文系副教授名額只有一個，是定你，還是定李景彬？我的答覆是，定他，不要定我。結果下來，還是定的我。這讓我感到意外。李景彬先生後來去了山東大學。這次舊事重提，希望能把它公開說清楚。我年紀大了，不願意重提這些不快的往事。
1983年，我被任命為廊坊師專校長。這也是我想不到的一件事。後來聽說，當時校黨委本來擬議提我為副校長，至於校長人選，還在討論未定之中。但高佔祥同志（時任河北省委副書記）後來看到我的檔案，說，這不有個現成人才嗎？我就這樣成了廊坊師專校長。
我在校長任上共五年，自問還算勤勉。至於成績，留給他人評說。自己覺得可以拿出來提一提的，大致有二件：其一，我當時想，大學就要有大學的樣子，除了教學，還應該有一支高水平的科研隊伍。因此，我在校長基金裡劃撥了一部分經費，專門用於派遣年青教師去京津等地大學（如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南開大學等）進修和培訓，讓他們開拓眼界，增強學養。並且，還設置了“科研獎”，對那些在科研上有成績者，給予榮譽和物質獎勵。其二，我通過我在文學圈的人脈，先後延請劉心武、劉紹棠、高行健、韓少華、劉再復、林非、陳駿濤、毛志誠、滕雲等作家或評論家三十多人，來廊坊師專講學交流。這些人，在當時的文藝界，都是一時之選。廊坊師專雖然只是一所地方院校，在當時也稱得上是文星薈萃，文化和學術空氣非常活躍。在河北省高校中，論活力，論名聲，並不比河北大學、河北師範學院等遜色。1987年，我在河北省政協的提案中，已提請將廊坊師專改成廊坊師院。我感到欣慰的是，十三年後（2000年），這個夢，仰仗於後之來者的竭誠努力，終於變成了現實。
左二為湯吉夫先生
1988年，我離開廊坊師專，到天津工作。但不管怎樣，有整整十三年的歲月，我在這裡度過。在不知不覺之中，它早已化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很可紀念的一部分。
2014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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