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
小川东道亦是如此。历史上，连接成、渝两地的，除了经简阳、资中、内江、荣昌、邮亭、永川、白市驿到重庆的东大路，就是小川东道了。我一直在臆揣，这一个“小”字，可能在向人们诉说它仅次于东大路而居第二，也可能意含它没有东大路那么历史久远那么为朝野所共知，但它的确是当时入川蜀、下渝州的一条“捷径”和“高速”，因为，它的里程比东大路足足少了100余公里。
这样一条路，也不知经过多少先辈们披荆斩棘、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摸索、踏勘出来的。我常常想象，也许是为一次联姻，也许是为一次贩运，也许是为一次求学，也许是为一次入仕，有人为了不走“绕绕路”，便努力抄近道走。渐渐地，走的人多了，然后一传十、十传百，纷纷奔走相告，便将无数的短线段式的“近道”走成了全长400余公里的完整的小川东道。
随着小川东道的人流络绎不绝、人气越来越旺，自然会给官府的决策提供些“民间视野”。于是，唐昭宗景福元年（公元892年），在大足建县130多年后，静南县并入大足，昌州州治也同时迁入大足。从此，大足一直作为州府所在地达400余年，成为唐宋时期川东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小川东道，也成为连接川渝的军事之路、商旅之路、文化之路。
今天，当我在高坪镇九礅桥眺望那700余米的青石板路时，当我在龙岗街道观音岩享受山风拂面时，当我在古龙镇龙洞口聆听潺潺清泉响时，当我在国梁镇瞻仰饶国梁故居时，当我注视着小川东道上每一条古街、每一棵古树、每一座古桥、每一个古庙时，便忍不住遥想，这条路上，到底路过了多少匆匆的身影，流传着多少动人的故事，响起过多少此起彼伏的山歌民谣。在每一铺、每一亭，我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这样的画面：青山绿水间，路旁炊烟袅袅、茶舍酒肆人声鼎沸，路上，挑夫、兵卒、盐贩、商贾、仕子南来北往……
但是无论我怎样费尽心思，都无法用想象去还原出小川东道当年的盛景与繁华。我只能拨开历史的烟云，努力撷取一些留在小川东道上的足迹——
这条路上，走过了一位高僧。16岁的少年赵智凤，自小川东道走出，到川西弥牟镇“圣寿本尊院”，师从晚唐奉佛居士柳本尊。潜心学习三年后，他身穿袈裟、头顶斗笠，又沿着小川东道回到家乡。在南宋淳熙至淳祐年间，他以弘扬佛法、教化众生为宗旨，尽毕生之力，痴守菩提，苦开山石，点石成金，经营七十余载雕刻、营建了规模宏大、艺术精湛、美轮美奂的宝顶山摩岩造像。“假使热铁轮，于我顶上旋，终不以此苦，退失菩提心”，今天，以宝顶山摩岩造像为代表的大足石刻，不仅是世界文化遗产，享有“北敦煌、南大足”的美誉，而且其蕴含的“开山化石、励志图新”的人文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大足人。
这条路上，走过了一支冷兵器生产与运输队。与大足石刻相伴而生的大足五金，历经千年而愈发兴旺。公元1258年底，蒙哥大军兵锋直指重庆，宋、蒙两军在合川钓鱼城鏖战长达36年。作为大后方，大足铁器铺昼夜炉火熊熊，工匠们赶制弓弩，百炼刀枪。特别是针对蒙军盔甲，创新研制出长而厚的金属弓弩箭头，增强了破甲能力，给予守城军民强力支持，凸显了大足冷兵器的神功威力……
这条路上，走过了一位帝师。出生于大足三驱镇佛会村的刘天成，沿着小川东道到过高峰寺。从小川东道出发，这位翩翩书生于乾隆十九年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与纪昀、李调元等同馆，乾隆二十一年授翰林院检讨。乾隆二十八年至五十一年历任福建道监察御史等，官至正四品大理寺少卿，中宪大夫。他身为嘉庆皇帝的老师，死后得嘉庆皇帝题联“门生嘉庆主，恩师刘天成”。
这条路上，走过了一对兄妹。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政治腐败、国弱民贫，加上列强入侵，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为了救国济民，一大批仁人志士开始打破思想的禁锢、寻求救国救亡的真理，纷纷踏上革新之路。自小川东道而出，从黄花岗到红岩村，饶国梁、饶国模兄妹，一个是重庆唯一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慨然赴死；一个乃红岩大有农场的主人，在抗战的困难时期为共产党、南方局提供了不可估量的帮助。
这条路上，走过了一位红军高级将领。他是刘伯承元帅留学苏联的同学，是贺龙元帅在洪湖的战友，他是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他就是唐赤英。从1919年考入西南公学开始，唐赤英告别家人，从小川东道出发，读黄埔、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了中国革命的道路。他先后任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红三军参谋长、洪湖警卫师师长，参与指挥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第三、四次反“围剿”战斗。洪湖苏区被敌人占领后，他与军长贺龙率红三军经豫西南、陕南、川鄂边，到湘鄂边开展游击战争。1933年，因反对王明“左”倾路线，在“肃反”中被诬陷杀害。1945年，党的七大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这条路上，走过了一位校长。上世纪20年代，大足无初中，40年代仍无高中。1926年，王风为解除家乡学子远游求学之苦，以大足县教育会长的名义，发起创办大足县立初级中学，即今天的大足中学，并被推选为第一任校长。“韶华过去匆匆，莫放些儿空，趁此南屏翠耸，海棠香浓。琴韵书声风送，人在香国中。个个少年，气概蓬勃；个个切磋，琢磨勇猛；不畏艰苦跋涉，勇攀科学技术高峰。兴中华，扶民众，鞠躬尽瘁，求世界大同。”由他创作的校歌传唱至今，激励着无数学子志存高远、放飞梦想。
这条路上，走过了一位龙学泰斗。在大足县简易师范和县立初中读完书后，1932年，杨明照升入重庆大学本科国文系，开始攻读《文心雕龙》。此后，不管是作为四川大学、燕京大学学生还是作为四川大学教授，他都在钻研《文心雕龙》,并出版了《文心雕龙校注》《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等专著。他对《文心雕龙》的研究，被公认为是划时代的成果，他本人亦被誉为“龙学泰斗”。
这条路上，走过了一个考察团。800多年前的南宋，一代高僧赵智凤清苦70余年，镌刻宝顶山南北岩石刻群像，传下宝顶石刻美谈佳话。随后的数百年里，偏居一隅的大足石刻渐渐走出了史家的笔触，远离尘嚣隐没于山林掩盖之中。1945年，杨家骆、马衡、顾颉刚等15人组成的大足石刻考察团，揭开了大足石刻神秘的面纱，让大足石刻蜚声海外，被国内外学者所熟知。考察团成员们论断：大足石刻“从中国雕刻历史之延续上观之，其价值堪称无匹”“实与敦煌相伯仲”。
这条路上，走过了一群舞中敖火龙和大足鲤鱼灯的人。中敖火龙表演始于宋，上世纪五十年代，曾进入中南海为国家领导人表演。时隔70年，中敖火龙以一种全新的姿态登上央视“魅力中国城”栏目，在全国观众面前展现了火龙艺术之美。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联欢晚会中，大足鲤鱼灯舞惊艳亮相天安门广场，市级非遗在为国庆大典增光添彩的同时，吸睛、圈粉无数。“大足鲤”成了新名片，订单游客随后纷至沓来。
留在小川东道的足迹，实在太多太多。比如余栋臣、蔡伯贯等起义领袖，比如1928年来足建立中共大足地方组织——中共大足县支部的地下党员张希铭，比如中共大足县支部发展的第一个党员赵庆提，比如解放大足和参加大足征粮剿匪的那些有名的、无名的革命战士……我甚至大胆揣测，当年杨尚昆、杨闇公、朱德、陈毅离开故乡下渝州，在寻求救国真理的征途中，大约也在这条路上留下了足迹。当然，这条路上，还开着一朵馥郁的花，一朵唯昌州独香的海棠。
这些留在小川东道上的足迹，汇成了大足的“足迹”。它们是大足的历史根脉，是我们引以为豪的文化烙印。我想，在高速铁路、高速公路、飞机等“铁公机”样样皆有的今天，我们重走小川东道的意义，就在于此。一条古老的小川东道，它在历史的深处默默地告诉我们：不忘来时的路，才能走好未来的每一步。
李美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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