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朝以前，清政府没有办理对外交涉事务的专门机构，只由礼部或理藩院兼管。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大潮的冲击，外交事务增多，封建政治体制已难以适应新的变化。咸丰帝在世时，对外国侵略势力尽管妥协屈服，却始终对其怀有戒心，未接受其“合作政策”。同治帝年幼，两位皇太后与议政王奕诉是最高决策者。他们对西方国家的“合作政策”竟欣然听命，并确定了“抚夷”的对外总方针。这是近代对外关系的新变化。西方列强所采取的对华“合作政策”，是美国首任驻华公使蒲安臣精心策划的，可保证其既得利益，又能分享新的特权。这一政策也得到英、俄、法等国的完全支持。
外国公使驻京是同治朝“中外合作”的显著标志，也是西方列强从政治上干涉清政府的重要步骤。《北京条约》签订后，法、英、俄、美等10余个国家的公使陆续进驻。西方列强在对华“合作政策“的旗帜下，展开了形式上比较温和的侵略方式。
咸丰末年，具有综合性对外权力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这是清末中央新型官制出现的重要标志。随着外交事务的增多，总理衙门的机构和职权也不断扩大，外交谈判、签约、商贸、遣使、定界、传教，以至铁路、邮电、海防等等，凡涉及“洋务”者，几乎都已包括在内。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后，英使额尔金致书奕诉，要求清廷建立一个主办外交的机构，以便与英法等国设立的公使馆办理一切事务。咸丰帝批准了这一要求 ，在北京东堂子胡同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尽管它的建立带有被动色彩，但却是中国近代外交的开始。
同治四年（1865年)，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呈送给总理衙门这份意见书，“劝告”清廷兴办有利于列强的“新政”，对清政府的决策施加影响。
这篇说帖，是同治五年（1866年）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妥玛向清政府提交的。文中教训清政府要顺从列强的意志，应该“内改政治，外笃友谊”，同意修筑铁路、敷设电线、开采矿产、训练海陆军、开办学堂，向各国借款；服从列强的旨意 ，切实保护各国在华的一切特权和利益。
咸丰三年（1853年），清政府在上海东门外设立的江海关在小刀会起义中遭破坏，海关曾租借船只办公，但外商借口拒交税款，清廷被迫同意由英、美、法 3 国领事各派一人组成“上海关税委员会”，监督海关事务。咸丰十年，设立江海北关。
赫德（1835-1911年)，英国人。同治二年（1863年）被总理衙门正式任命为总税务司。赫德任职后，制定并推行一套由外国人管理中国海关的制度，直接控制中国的财政收人，对北京近代邮政、教育等方面的建设起到一定作用。赫德直至1908年才离开中国，控制中国海关长达48年。
蒲安臣(1820 - 1870年)，美国外交官。1846年于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咸丰十一年（1861年）任美国驻华公使，积极推行列强联合侵华的“合作政策”，支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企图通过华尔控制中国军队，又勾结洋务派首领，干涉中国内政。同治六年 （1867年）卸任后，游说清政府授权自己担任“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率团西游欧美各国，于次年在华盛顿擠自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签订 《中美续增条约》（即《蒲安臣条约》)，扩大美国在中国的侵略权益。
《北京条约》签订后，西方几个主要国家的公使陆续来到北京。咸丰十一年(1861年）二月十五日，法国公使布尔布隆最先到达北京，并在东交民巷设公使馆。
在法国公使到达北京的第二天，英国公使普鲁斯也在北京建立了公使馆。咸丰十一年（1861年）六月初一日，俄国公使巴留捷克到北京。二十四日，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第四个到达北京。这样，法、英、俄、美四国公使，成为第一批驻京的外国使臣。
德国的外交官艾林波伯爵，是第五个到达北京的公使。
继英法在东交民巷设立公使馆之后，俄、美、荷、比等国也先后获准在此设立公使馆。其后，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丹麦、奥地利、日本和荷兰等国陆续设使馆。设有外国驻军及练兵场，使馆界四周建起了约6米高的围墙，围墙上设有8座碉堡，并设铁门，完全变成了“国中之国”。
张德彝（1847—1918年)，字在初，汉军魂黄旗人。同治元年 （1862年）选入同文馆英文班。同治四年，经总署大考，被保奏为八品官。次年随赫德及斌樁父子等游历欧洲，将见闻撰成《航海述奇》。同治七年随蒲安臣、志刚使团赴欧美访问，充任译员。
同治五年（1866年)，总税务司赫德回国休假，向奕沂等提议愿随带人员前往外国游历，于是，同文馆学生张德彝、凤仪、彦慧，及斌樁、广英等五人作为清政府的首次派员，先后游历法、英、荷、丹麦、瑞典、芬兰、俄国、普鲁士及比利时等国，历时近10个月。张德彝的《航海述奇》述及游访期间种种新奇见闻和真实感受，与斌樁的《乘槎笔记》付梓刊行后，被京城的官员士大夫视为奇书，争相传看，并为之赞叹。它使人们开阔了眼界，对西方社会有了一些感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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