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振玉，祖籍浙江上虞，自其曾祖羅敦賢時由浙江來淮安謀生。其父羅樹勳，繼承祖業除田產外還兼營質庫恆業典。
清同治五年（1866）農曆六月八日，羅振玉降生於淮安城南更樓東街，初名振鈺，字叔寶，又字式如，後改名為振玉，初字堅白，後改字叔蘊，叔言，號雪堂，貞松，又稱永豐鄉人，仇亭老民。
羅振玉一生治學勤奮，學識淵搏，著作等身，成就斐然。他集農學、教育學、甲骨學、金石學、古器物學、古文字學、經學、校勘學、簡牘學、敦煌學、檔案學於一身，尤對甲骨學、敦煌學、簡牘學、檔案學、古明器研究有首創之功，開一代風氣，澤被後世，影響深遠。
董作賓、王國維等國學大師對其讚賞有加，且劉鶚、王國維與其都有兒女親家之誼。郭沫若先生如此評價羅振玉：“中國的文化史上實際上做一番整理功夫的要算是以清代遺臣自任的羅振玉。”學者張舜徽則認為“近世學人述造之豐，蓋未有能過之甚者也”。學者蕭文立先生更稱羅振玉為“晚清以來國學大師之班頭魁首”。
因羅振玉晚年曾作為清末遺臣“愚忠”於清末代皇帝后為滿洲國皇帝的溥儀，並在滿洲國擔任過監察院長，儘管時間很短即辭官專事學問研究，但在政治上確有汙點之嫌，故譭譽參半，以至後來為學者遺忘。歷史是無情的，黑的不能說成白的，白的也不能說成黑的。歷史又是有情的，隨著時代的變遷，人們對其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研究和貢獻，當然也是不能忘卻的。學者認為羅振玉是中國學術史、藝術史、文化史罕與倫比的大師，整理文獻功績卓著，或許足以望孔子項背，為國學大師班頭魁首非他莫屬，特別是他為搶救晚清檔案書籍不惜以三倍價格，幾經周折將幾為還魂紙的珍貴文檔買下收藏，使之得以保存。後來又將家中所有藏書均捐獻國家，當為功不可沒。
羅振玉自幼聰穎過人，4歲識字，5歲入塾讀書，15歲讀完經書下筆學作詩文，16歲學作八股文。次年春天，因清代規定，科舉考試必須回原籍投考，故回上虞應試，一舉考中秀才。但後來由於他潛心學問，光緒八年（1882）、光緒十四年（1888）兩次鄉試落第，從此便專一搞學問了。
羅振玉父親曾任江寧縣丞，在此期間，他便在淮安助母理家，並在鄉下做了3年塾師，所掙薪酬以維持家用。然這絕非他之所願，在他30歲時，在自己的一張照片上題詩“三十被褐，城南蟄居，蔬食飲水，緬想唐虞”，可見其大志與抱負。
光緒十七年（1891）由於黃水氾濫，山東等地蒙水患之災，百姓苦不堪言，羅振玉聽說有人主張用“不與河爭地”之策，用各地賑濟災區的捐款和官款購買民地，以放寬河身，少年時，對農事極為關注的的羅振玉十分驚駭，認為河身已寬，再放則貽害益深，於是書《駁議》一文，此文由同樣客居淮安的劉鶚之兄劉渭清看到，立刻寄給正在山東河工任下游提調的劉鶚。劉鶚，字鐵雲，集水利、金石、甲骨、文學家於一身，後又與羅振玉成兒女親家。劉鶚見文，覺得與自己意見十分吻合。此乃羅振玉在農業水利方面小試鋒芒，並獲好評。
時中國為農業國，農業不振則國不振，羅振玉深感“農為邦本”，於是他找來有關農學的書籍《齊民要術》、《農政全書》、《授時通考》等，認真研讀，並又選讀歐州人所著農書，念古人“不仕則農”，既然屢試不第，科舉無望，不如找個進身之路，恰逢此時家境尚可，便脫身離淮，尋機一展胸中之才。
光緒二十二年（1896）春，羅振玉與友人蔣黼協商，籌資到上海創辦了“學農社”，主要是翻譯出版歐美和日本的農書，並出刊《農學報》，傳導國外農業知識和有關信息。
康有為發起“百日維新”時的光緒二十四年（1898）五月十六日，光緒帝採納康有為建議，命地方官振興農業，並令兩江總督劉坤一諮送《上海農學會章程》於總署，又飭各學堂廣譯外洋農務諸書。這正合羅振玉之意，認為是自己大展宏圖之機，不想“維新運動”失敗，振興農業上諭也成了一張廢紙，初具規模的農工學堂也就辦不成了。
“振興農業”已成為羅振玉揮之不去的情結，他又創辦了東文學社，培養譯才，翻譯了大量的日本農學書籍，其時，他創辦的農學社還得到兩江總督劉坤一的支持。光緒二十六年（1900），他被湖廣總督張之洞聘為湖北農務局總理兼農務學堂監督，從此算是踏上了仕途。
這期間，他編輯的《農學叢書》共7集。包括233種譯著，其中，不僅彙集了我國古代農業科學技術的不少書籍，增添了不少民間農業生產的調查內容，還引用了歐美，日本的豐富經驗，在傳統農學如實驗，農學的匯合點上作出很大的貢獻。他從30歲立志學農，經10餘年努力，在農學上具有較高的造詣，對開拓中國現代農業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光緒二十七年（1901），他經劉坤一、張之洞保薦，被朝廷派往日本考察教育，回國後創辦了江蘇師範學堂，光緒三十二年（1906）任清政府學府參事，兼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監督， 不久又主政整理清廷內閣大庫檔案。
八國聯軍入侵北京的第60天，當時定居敦煌莫高窟的道士圓篆，無意中發現窟內藏有5萬件宗教卷、世俗文獻和佛畫，這批珍寶已在這裡藏了900多年了。 敦煌文獻的發現，毋疑是一大奇蹟，不想此事並未引起地方官乃至清廷的關注，卻引來了外國“探險家”的“垂顧”。光緒三十三年（1907）3月，英國籍匈牙利人斯坦因來到莫高窟，以200兩銀子，得到1400件敦煌寫件和絹畫等藝術品。光緒三十四年（1908）2月25日，法國的伯希和，又以500兩銀子，挑選了7000多件敦煌寫卷。宣統元年（1909），伯希和又在北京的六國飯店舉辦敦煌文物展覽會，羅振玉等我國一些學者，得知其情，痛心疾首，大聲疾籲：“外國人竟敢把中國的珍貴文物堂而皇之地在清朝國都展示，而泱泱大國竟無一人干預，將來有何面目面對後人？”他立即以學部參事名義上書朝廷，要求搶救莫高窟中尚存的6000多件經卷文本，行將朽木的清廷哪有心思管這些殘篇故紙，羅振玉又聯絡京城中的眾多學者，呼籲朝廷過問，清政府才下令查封莫高窟藏經洞，並將餘卷運到北京圖書館收藏。
自此，羅振玉投入大量精力，開始創立和研究敦煌學，並發表多篇文章，以引起人們對敦煌學的關注。他的努力，終使一大批失傳的古代文獻得以保存，應該說，羅振玉對敦煌文獻的搶救、保護、傳承和發展是有卓越貢獻的。
光緒二十五年（1899），中國文化史上又一個重要線索浮出水面，北京達仁堂藥店接到一張藥方，其中有一味藥叫“龍骨”，“龍骨”即古代龜甲和獸骨，上面常常刻有一些奇怪的古文字，病人叫王懿榮，是一位古文學者、金石學家，又兼南書房行走， 國子監祭酒，他見到“龍骨”，認定其中必有秘密，即派人收購達仁堂的所有“龍骨”，又派人四處尋找。這一重大發現，致王懿榮欣喜若狂，不想，王不幸於光緒二十六年（1900）死於國難，因其家境困頓，後輩意欲將父親蒐集的甲骨出售，以償還債務，正好賣給了在京為官的劉鶚（鐵雲），劉鶚也長期定居淮安，與羅振玉不僅有同鄉之誼，又是兒女親家，在劉鶚家中，羅振玉看到這批甲骨，不禁歎為觀止，慫恿劉鶚拓墨排次為《鐵雲藏龜》。
羅振玉不僅鼓動劉鶚編《鐵雲藏龜》，也深深地被甲骨文打動，從此又開始了對甲骨文的研究。他獨闢蹊徑，首先摸清這些甲骨的原產地，終發現這些甲骨出自河南安陽洹河邊的小屯村，這是商朝故都。民國四年（1915）三月，羅振玉親自跑到小屯村，當時也有不少人知道甲骨的寶貴，在小屯村現場爭挖，交易甚至搶奪的現象屢見不鮮，羅振玉的到來，毋疑為挖掘，保護，傳承甲骨文化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當代學者餘秋雨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文化史上有一些看似尋常的腳步會被時間記得，羅振玉那天來到殷墟的腳步就是這樣。這幾乎是中國近代考古學的起點，中國傳統學者那種的皓首窮經，咬文嚼字或泛泛遊觀，微言大義的集體形象出現關鍵的突破，小屯的塵土雜草間跳出了一條路，在古代金石學的基礎點，田野考察，現場勘探，廢墟釋疑，實證之言的時代開始了。”
光緒二十九年（1903），劉鶚出版了《鐵雲藏龜》，孫詒讓又於光緒三十年（1904）出版了《契文舉例》，這兩本書都是傳統的金石資料，並未作內容上的研究。羅振玉發憤鍵戶四十餘日，遂成《殷墟書契考釋》萬餘字，對甲骨文進行了認真考證，這本著作的出版，標誌著甲骨文研究已由古董時期進入了文字考評時期。郭沫若曾言：“甲骨自出土後，其蒐集保存，傳播立功，羅氏當第一，而考釋之功也深賴羅氏。”在甲骨文研究方面，有“甲骨四堂”之說，羅振玉當居第一。
此後多年，羅振玉以安陽之商朝甲骨，敦煌之漢魏簡牘，千佛洞之唐宋典籍文書等出土新資料為研究對象，進行了劃時代研究，把中國歷史向上推進了1000年，學者們 評價其“傳古之功，求至古今人，未見其比”。 不僅如此，羅振玉又對甲骨文書法藝術的創作也作出貢獻，他用甲骨文撰寫楹聯，僅用3個晚上，竟撰成百副對聯，又將手書之聯，以《集殷墟文字楹貼》書名首印，從而使之進入甲骨書法之新領域。
羅振玉的另一功績，則是他曾搶救了大批大內檔案。大內者，指皇帝宮殿或宮內庫房之意。大內檔案，就是保存在紫禁城內閣大庫的檔案，其中包括詔令、奏章、硃諭、外國表章、歷代殿試以乃多種文牘，清朝還有盛京移來的舊檔和明末的檔案，可謂十分珍貴。
因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朝廷本準備修繕大庫之議，一下被擱置了十年，清宣統元年（1909），內閣大庫突然崩塌一角，於是又重提修繕之事，如修繕，當然要先將存藏檔案搬移，有人妄奏庫中無用舊檔太多，請予焚燬，竟得旨允行。
所謂“無用之物”，僅乾隆後五個皇帝的紅本硃批就有10餘萬件，若付之一炬，即釀成千古遺恨。恰逢內閣大學士兼學部大臣張之洞打算成立京師圖書館。委派在學部任參事的羅振玉到內閣大庫挑揀書籍典冊，已捆紮成堆的檔案即將焚燬，羅振玉一見，不由大驚，立即向張之洞稟報，張緊急上奏，請求保存這些檔案，方使這些珍貴的檔案得以免遭一劫，並將8000麻袋檔案放到了國子監的敬一亭。 然而，劫難並未就此躲過，辛亥革命後，北洋政府於民國三年（1914）擬建立歷史博物館，這批檔案當然也在其中，不想由學部改為教育部的接管大員們，只撿揀了其中很少部分，更有不少珍貴檔案被人“順手牽羊”據為己有。
當時，北洋政府財政拮据，各部自己籌款維持，歷史博物館竟將放置在故官的部分檔案當廢紙賣出，以支館員薪水，這批檔案裝了50輛馬拉大車。先後拉了10余天，被“同懋增”經理程運增以4050塊銀元買去了，此事被羅振玉得知，又氣又急，經赴“同懋增”協商，以三倍的高價買回，並選派人員進行整理彙編，後羅振玉又將這些檔案交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部代為保管，民國十九年（1930）才由故宮博物院接管，新中國建立後，又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接管，方使這批檔案比較完整的保存下來。
羅振玉的學術成就，讓後人難望項背，他除了對農學、敦煌學、甲骨學以及竭力搶救，保護清廷珍貴檔案的功績外，在現代簡牘的創立，金石文字資料的購求，研究收集，刊播也是近現代文字史上的的第一人，當時與國學大師的王國維並稱為“羅王之學”
民國二十九年（1940）農曆五月十四日，羅振玉病逝於旅順，他生前為自己撰了一付輓聯：“畢生寢饋書叢，歷觀洹水遺文，西陲墜簡，鴻都石刻，柱下秘藏，守缺抱殘嗟自幸；半世沉淪桑海,溯自辛亥乘桴，乙丑扈蹕，壬申於役，丁丑乞身，補天浴日竟何成”。這是他對自己一生的總結，字裡行間有對學術的自詡，亦不諱飾他政治上的糊塗失敗。歷史是公正的，我們在鄙視他政治上的糊塗乃至過錯的同時，不能忽略他對中華文化的突出貢獻，他的一生可謂“瑕瑜互見，功過互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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