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人論事”就是尊重人的差異
我們所說的“就人論事”，不是停留在 “有什麼人就安排什麼事”的表層含義，主要指進入精準扶貧階段，要考慮個人差異，要根據鄉村的已有資源和文化傳統，安排扶貧事項，要讓項目從當地的土壤中生長出來，而不是機械地從外部移植過來。它至少包括以下三層含義：
第一，根據人的需要安排扶貧項目。祿勸[ZQ1] 的扶貧項目無論是在就事論事階段，還是在就事論人階段，都十分重視貧困農民的需要。但是到了精準扶貧階段，必須對各類需要進行分析，區分出本質的需要和非本質的需要；合理的需要與不合理的需要；現實的需要和非現實的需要。努力滿足現實的、合理的、本質的需要。在貧困鄉村，人們的需要是複雜多樣的，有生產需要，也有生活需要；有物質需要，也有精神需要；還有社會、組織、文化、娛樂等方面的需要。傳統扶貧主要看中的是物質的豐富以及與此相關聯的鄉村生產的發展，而忽視生活的需求和精神的健康。無休止的追求物質財富的最大化，這樣的目標大多數人難以實現，即使少數人實現了，也因精神匱乏而陷入另外一種貧困。因此，以農民需求為導向的扶貧項目設置，要綜合平衡各種需求，找出最為迫切的需求，特別要注意物質與精神，生產與生活需求的平衡。克服重物質、輕精神文化，重生產、輕生活的傾向，克服把鄉村生產、生活統一體割裂開來的思維，把小康建設作為精準扶貧追求的目標。
第二，根據人的能力差異安排項目。在就事論人階段，是依據項目需要，培養和提高人的能力。在精準扶貧階段則要考慮人的能力差異，人的能力的差異除了水平差異方面，即一個人的能力有高低；也表現在能力類型差異，即人各有所長，不能千篇一律地用某一能力標準來衡量。很多扶貧項目的失敗，就在於項目超越了人的能力閾限，這種項目所要求的新能力對貧困村民不僅是陌生的，而且是難以掌握的。而村民的一些依託當地資源而形成的特殊能力卻往往被忽視，如當地農民識別中草藥的能力，讓專業人員都自嘆不如；利用當地資源修建房屋的能力，殺豬、宰羊技能，具有民族特色的烹飪能力，音樂與舞蹈能力等都可能被認為是沒有價值的能力，或認為不是什麼能力。每個村裡人都感受到，村裡的能工巧匠人數在減少，手藝在失傳，蠟染、木工、編織、夯土牆等技術的價值越來越不被認識。我們所說的依據能力差異安排項目，正是基於當地特有資源形成的技術與能力來改進村民的生產和生活。村民的生產生活，如果在這些技藝和能力的基礎上得以提高和發展，容易形成新的生產力，找到鄉村新的增長點。
第三，根據人的文化習慣和興趣安排扶貧項目。扶貧項目選擇不能飢不擇食，好像因為窮就不考慮文化傳統、不顧及個人興趣，認為不論是啥項目只要能爭到錢就應該幹。這是一種想當然的扶貧項目安排。事實上，無論富人還是窮人，都有自己的價值觀、信仰以及興趣愛好，只有符合主體需要的項目才能調動其主動性和創造性，才能激發其堅持和克服困難的毅力。許多項目之所以夭折，一個重要原因之一就在於項目不符合當事人的興趣與價值取向。我們在研究扶貧項目過程中遇到這樣的案例：某地為解決殘疾人就業問題，專門為盲人安排了按摩培訓項目，結果有些盲人在學完按摩技術後，沒有能堅持就業，而返回貧困鄉村。這樣的現象往往被認為是盲人不思進取，養成了依賴政府的行為。當我們深層訪談當事人時，發現並不是他不想自食其力，而是他不喜歡這個職業，他有自己創業的想法，不是所有盲人都願意或適合從事盲人按摩的。有些扶貧者，見到盲人首先想到的就業崗位就是按摩，看不到盲人其他就業的領域和空間。其實，盲人就業乃至創業的空間依然是巨大的。這就需要了解他們的價值取向和興趣。
需求、興趣與能力是考察貧困個體的三個維度，三者關係如圖4-1所示（略）。
村民的需要是十分廣泛的，這種需要的有效性和真實性，受到當地文化傳統與個人偏好的影響，超出這個範圍的需求往往是不切實際（起碼是不切合當前實際）的需求。同時村民需求還受到個體能力的制約，沒有實現需求的能力，或者脫離文化傳統和個人興趣的能力，是難以培養出來的，即使花力量進行培訓，這種能力也難以紮根，難以發揮出應有的作用。圖4-1需要、興趣、能力的關係
“就人論事”中的“人”，是土生土長的，適應了鄉村生產和生活方式，受到鄉村文化薰陶的人。“就人論事”的“事”，是基於資源與文化背景和個體能力的事，是可以在貧困鄉村紮根、生長，並開花結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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