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28 互聯網辦公的惡意:工作入侵生活,員工變成“流浪者”

編者按:網絡對於傳統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產生了巨大的衝擊:一方面,我們享受了溝通的便利,工作場所不再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人們的工作越來越多地“入侵”私人生活,只要有手機和網絡,走在哪裡,大家都能找到你,哪個點都可以加班加點。對於自由職業者而言,他們有常人沒有的自由:無需朝九晚五,但也沒有固定的生活和工作場所。少了時間和地點的限制,卻也少了生活和工作氣息,所以有WeWork這樣的公司,為這個人群創造辦公空間,但最近WeWork也開始投入其共同生活/工作空間的運營。不同的國家都有出現提供類似服務的公司。這樣的趨勢,是否說明,人們的生活空間,與辦公空間漸漸融合,我們的時間也不分工作和生活了呢?本文編譯自the Guardian的原題為“In a world of digital nomads, we will all be made homeless“的文章。

WeWork於2010年在紐約創立,主要打造辦公空間,不僅提供工作設施,包括網絡、共用區、打印機、咖啡和私人電話間,更吸引其核心用戶群體的是構建自由工作文化的社區。他們的用戶主要是帶著筆記本、隨便找位置坐的自由職業者,或者也可以租用辦公桌,甚至整個辦公室。最大的亮點在於,WeWork在在全球20多個國家都有運營,用戶在可以自由地使用任何營業點的服務,工作不再受到地點的限制。

互联网办公的恶意:工作入侵生活,员工变成“流浪者”

WeWork的辦公空間

並且,WeWork概念不僅僅是提供一個伏案工作的地方,更是一個有免費啤酒、定期瑜伽、普拉提課和其他服務的地方。在這樣的地方工作,卻是免不了干擾,但也能為用戶提供“社群感”,讓他們有機會揭示其他“漂著”的自由職業者,或許相互聊聊自己的項目。這些活動都會消耗時間,但是也不免讓人開始思考:什麼是工作?什麼是娛樂?現在工作和娛樂之間已經沒有區別了嗎?

甚至有些用戶會陷入一個更常見、更本質的困境:他們的工作空間在哪裡?而家對於自己又意味著什麼?WeWork最近正慢慢擴大自己新項目WeLive,在紐約和華盛頓市都已經開始運營,西雅圖市的項目正在籌備中,以色列特拉維的籌備也在同步進行。如果住宿確實難找,人們又想要陪伴,而身為自由職業者,意味著自己沒有固定工作地點,沒法常常見到志同道合的人。而WeWork就是針對這個問題提出的一種解決方案,建一個住宅區,設有一系列小的工作室型的公寓,加上一些較大戶型的公寓,周圍有公用空間,包括廚房、洗衣房。這些都跟WeWork建在同一個社區裡。

互联网办公的恶意:工作入侵生活,员工变成“流浪者”

麥凱威(Miguel McKelvey)是公司的創始人之一。他說,WeLive針對的是那些“總是在工作,或者工作生活不分的人”。WeLive得到眾多媒體的報導,其中讓人印象深刻的,是一個滿意的住戶的評價“在這裡住,你可以走出房間,坐電梯下樓,然後就開始工作。”聽起來很有前景。雖說起步很緩慢,但是WeWork的CEO 紐曼(Adam Neumann)堅稱,“WeLive的生意會做的比WeWork更大。”

谷歌以前出過一個新聞,有些員工每週工作90小時,就住在總部附近的露營車裡。這樣的生活方式,或許會在新的谷歌辦公場所場所附近紮根。他們將建立一萬個新的住房單元。而Facebook的Willow Village(柳樹村)也是打算給員工建小鎮。

互联网办公的恶意:工作入侵生活,员工变成“流浪者”

Facebook準備建立圖中的員工小鎮,男色為辦公區,紅色為零售區,粉色為住宅區,紫色為酒店,灰色為停車場,橙色是 文化活動和參觀者場館。

工作和娛樂的界限日漸模糊,“家”的概念也越來越淡薄。這在科技行業是明顯的趨勢,從共享住房作為創業孵化器(比如美劇《硅谷》中,創業者都住在同一屋簷下,工作生活不分家)。中國也有這樣的趨勢,不管是工人就住在生產iPhone的工廠宿舍裡,還是共享生活/工作空間,比如You+青年社區。在大型科技企業文化要求我們時時刻刻在線,查郵件、發短信的情況下,工作和娛樂/生活之間的界限不斷被蠶食。在家工作的專業人士數量越來越多,翻譯、作家、IT外包商、數據輸入員,這樣的自由職業看似靈活性很大,實則每天都要面臨不穩定性,每天都有不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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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的共享空間

而對於某些專業過硬、無需朝九晚五,沒有固定老闆和工作地點的技術人才,他們還有像Roam這樣的選擇。Roam(漫遊)針對的就是這些“數碼流浪者”,在倫敦、舊金山、邁阿密、東京和印尼巴厘島提供靈活的“共同生活、共同居住“的空間。每週繳納超過500美元的費用,“流浪者”就可以漫遊世界,生活和工作不再有界限。《紐約時報》的評論說,“在Roam的工作生活空間裡,工作和生活很快就失去界限。”

互联网办公的恶意:工作入侵生活,员工变成“流浪者”

Roam提供的生活/工作空間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說,如果“沒有持續革新生產的工具,和生產關係,以及整個社會內全部的關係”中產階層就不復存在。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曾說,全球化的世界‘沒有習俗和慣例“可循,只有那些”適應快、抱怨少、開放、積極,樂意改變,能夠改變的人“能得到回報。而這些工作生活空間的崛起,就能證明這一點。幾個世紀以來,資本主義抑制扼殺人們對生活空間的需求,在這裡,人們無需面對經濟的要求,工人宿舍和以前的工業城就是這方面的例子。而最近,資本主義的努力,不過是戴上了”啟發“和”個人自由“的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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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們該怎麼辦?我們需要有新的”家居政治“。就算是一時的”輕奢“潮流,也是有市場的。而WeLive工作室的價格已經達到每月2300英鎊,不知哪些人會上鉤?但是,美國和中國目前在工作/生活空間方面已有新發展。而英國倫敦有一個開創性的項目,其中住房和辦公空間只要每週245歐元,就能同時獲得。全世界範圍內都開始把共同工作和共同生活的空間合併,其實反映了一個大問題:對於城市經濟適用房的迫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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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ive生活空間

說的更泛一點,工作和娛樂時間的界限應該成為政治語彙,成為人們的基本權利,而那些致力於為人們爭取這項權利的組織(一般是歐洲和美國分散的小型自由職業者組織),應該得到更多的支持和幫助。

現在,我們需要理解,發達國家中普遍怨聲載道,部分原因就在於現代經濟剝奪了人們的部分情感寄託。我們都知道現在生活的規則:幾百萬、上千萬人口為了工作,不得不離開自己成長的家鄉,這些工作都不一定能讓他們安身立命,到頭來他們卻發現,在這個新的地方安家,純粹異想天開。而對於處在經濟秩序最底層的人來鎖,生活很不穩定,常常要東奔西走。經濟狀況稍微好一點的,不過為維持學生時代的生活方式,有時30多歲了,還是老樣子。

對於那些在漂泊中,反而能從這種狀態中汲取養分成長的人,成人生活大部分時間這麼過也無妨。但是,如果有一天你想紮根,組建家庭,開枝散葉,又該怎麼辦呢?

有些人推崇WeWork打造的生活方式,雖說很有未來感,但是這或許意味著,我們開始尋找上述問題的答案。只是,能負擔這樣生活方式的人並不多。WeWork最近開始了一個教育方面的分支項目,WeGrow,主要是在紐約提供私立小學教育,讓孩子學習一系列技能,包括正念思考和培養企業家意識。但是,他們的計劃是,把WeGrow的學校建在WeWork辦公場所的附近。這樣,數碼時代的流浪者們就能帶著孩子滿世界跑,這樣,孩子長大後,對於家的概念,估計跟父母一樣,處處無家處處家。

這樣的未來,到底是誰幻想出的烏托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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