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2018年倒數第二個工作日。重要的變化頻頻發生在過去一年，有些鼓舞人心，有些糟糕透頂。總歸要過去了。
一年將盡時，關於創業與投資的討論多了起來。倒閉、失敗與裁員的消息紛至傳來，寒冬中的人們，臉上有悲傷的情緒。透過悲傷與寒冬，我們的好奇是：在創投領域，過去一些年，究竟發生了什麼？這些故事如何影響到了今天？而對於今天，我們又該如何看待？
這是一個關於起伏與艱難、成就與失敗的命題。
一群中國風投領域具有影響力的官員與學者，給一位美國人頒了獎。
獲獎者是喬希·勒納，他被授予的，可能是過去二十年中，中國風投研究領域最重要的一項表彰：首屆成思危獎。
喬希是哈佛商學院的終身教授，其獲獎的成果是九年前出版的一本英文專著《The Boulevard of Broken Dreams》，中文譯本叫做《夢斷硅谷》。譯名是有些糟糕的，作者講述的不僅僅是發生在硅谷的故事。嚴格來說，這是風投史上第一本反思政府與風險投資關係的著作，書中的關注點是：在創新經濟中，我們要尋找的邊界究竟在哪裡？
距離喬希獲獎已經過去了半年。越來越多的人，正在加入到反思者的行列中：在這個由風險投資與創業潮所構築的時代中，我們如何理解當下正在經歷的時刻？
這是一個充滿挑戰性的時刻。
令人不安的變化接踵而至：民營企業步履艱難，裁員消息連鎖傳導，投資機構收緊錢袋，市場流動性退潮，貿易分歧風聲愈緊。財經媒體集體表達著焦慮，迫不及待地為即將過去的一年寫下定義：創業與風投的潮水正在退去，一個屬於中小企業主、風投機構甚至更多人的寒冷季節已經降臨。
這是一個總體上並不友善的時刻。
對於有志於闖入商業世界的冒險者，這一年大概拿到了更少的投資意向書，更多的投資意向書也變得無法兌現。對於積累了幾年資歷的年輕投資人，這一年或許正感覺著行業窘境，大量的項目難以退出，退出的項目估值倒掛，所在基金的存續期面臨結束，下一期募資還遙遙未定。對於一些看上去站在金字塔尖的人物——這個名單包括但不限於京東的劉強東、ofo的戴威、金立的劉立榮、錘子的羅永浩——發生在他們身上的悲傷故事，恐怕已經成為了這個國家最時鮮的辦公室笑料。
這是一個信心略顯不足的時刻。
如果你有心通過搜索工具查找“失敗、艱難、破產”這樣的字眼，你會發現這些詞彙的指數平均比上一年同比增長了超過50個百分點。懷疑與負面的情緒，同樣瀰漫在智能手機組成的龐大網絡間。過去一年裡，社交媒體上最火熱的三篇文章分別是：一隻新型成功學吉祥物的欺騙性自述、一篇對於計劃上市的旅遊網站的數據打假，以及一位疑似前黑社會大哥的意外死亡。當然，存在少數樂觀主義者，他們堅定斷言：這一年會是未來十年中最好的一年。
這也是一個被過去四十年積累的繁榮依舊包裹著的時刻。
科技革命正在從城市向廣袤的鄉村蔓延，14億人口保有著13億部智能手機，接近全球智能手機總量的三分之一。風險投資重塑了過去20年的商業體系，2017年開始，中國主導的資本佔到了全球風險資本近四分之一，比2013年增長了15倍，同期美國資本只增長了一倍。更深刻的故事是一個國家的結構化轉型。就業數據顯示，中國正在成為一個第三產業為主導的國家，與2013年相比，2017年的第三產業就業佔比提升了6個百分點，達到近45%。個體和私營部門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更具活力。
這是公元2018年的歲末。
當我們寫下上面這些文字的時候，比之更多的悖論與矛盾，正出現在這個國家的各個角落。人們可以輕易做出判斷，人們始終無法達成一致。對許多年後的歷史學家來說，這一年一定是一個好光景。它所提出的問題，不僅是所謂的真相是否由兩相對立的事實所組成，更重要的是，這是一個關於起伏與艱難、成就與失敗的命題。
穿西服的“搖滾明星”
商業世界的偶像，正在快速更迭著。舞臺上角色來去，反映著觀看者口味的變化，人們在電子屏幕上做出自己的選擇。
最新的一個變化是：劉強東正在被輿論揶揄嘲弄，一些人試圖將其趕下舞臺。
這位京東的創始人曾在今年8月份陷入了一場涉嫌強姦的傳聞。接下來幾個月內，京東在納斯達克的股價一度遭遇挫折。後因證據不足，劉強東被免於起訴，但關於他過往經歷的橋段，則在中文網絡上不斷髮酵。
在此之前，劉強東是這個國家過去一段時間最成功的創業者之一。他來自東部的鄉村，通過考試，進入了中國最好的大學之一，畢業後開始創業，迅速完成原始積累，並獲得資本青睞，建立起一間全球知名的公司，還擁有了一位在互聯網上頗受關注的美麗妻子。他的一舉一動，都在中文社交媒體上被廣泛關注。
這是一個關於個人奮鬥與好運氣的故事。而在二十一世紀的商業敘事興起後，這個故事則變成了一個“中國夢”的現實投射，劉強東和他同代的成功創業者變成了這個時代年輕人心目中流行的偶像——“事實上，他們是中國鍍金時代的搖滾明星。”《紐約時報》的比喻更為形象。
“搖滾明星”們的成功經歷，很可能引起了大規模的效仿。2012年，蓋洛普在中國的一項調查顯示：94%的受訪者不滿於父母一輩的“鐵飯碗”工作。年輕人正試圖從國營與事業單位逃出，奔向越來越多公共和私人資金流入的初創企業。這是更大的創業浪潮湧起的前夜，“創業”變成了一種意味著更多可能性的人生選擇，“創業者”正在變成一個時髦的身份。
問題來了：創業作為一種新的身份認同，是在何時開始在中國形成的呢？
“我們在八十年代就擁有了一批偉大的創業先驅，但創業成為一種社會共識，應該是肇始於《贏在中國》的開播。”英博投資創始人馮志如此作答。
2005年底，當時還在華夏證券投行部的馮志，結識了央視製片人王利芬。後者剛從美國留學歸來，受到了當時美國正時興的電視真人秀節目《飛黃騰達》啟發，打算在中國創辦一檔商業真人秀節目——《飛黃騰達》這是一檔職場選秀節目，主持人是後來的美國總統特朗普。
新節目的方向一開始並未確定，王利芬為此召集了多次策劃會。有一天，她忽然告訴馮志，我們來做一個創業節目吧，就叫做《贏在中國》。她邀請馮志加入團隊，擔任項目總監。沒過多久，在中國最具權威的官方電視臺上，一檔創業類選秀節目誕生了。
那是一個人們對於創業還沒有太多概念的時代。民營企業家還在走向舞臺中央的路上，“下海”式的思維，主導著許多中國人對經商的理解——它幾乎是邊緣、不安與投機的同義詞。《贏在中國》節目組，通過報紙廣告，從全國各地徵集了一批創業者。但是對於新的身份，哪怕是這群人中的佼佼者也帶有些許疑惑。
“我還記得第一屆節目的亞軍周宇，在答辯的時候說，我就是個做生意的，掙錢的，怎麼就忽然高大上了，就叫做創業了？”時隔多年，馮志對這段話的印象依舊深刻。它也正好說明了那段歷史令人玩味之處：處在新舊交接的路口，我們往往是並不自覺的。
《贏在中國》塑造創業者的同時，也把另一個群體帶入了人們的視線。熊曉鴿、閻焱、徐新，這些在今天知名的風險投資人，在2006年的中國，對於大多數的電視觀眾來說，還頗為陌生。但很快，他們就要走上時代舞臺。
風險投資在中國，其實並非一件新鮮事 。
追述前史，今天的許多從業者，將1998年視作中國風投元年。那一年，成思危提交了關於加快發展風險投資的政協“一號提案”，這被認為是發展創投進入官方思維的重要標誌。實際上，早在1985年，對於風險投資的描述就出現在了一份中央文件中，同年9月，中國成立了第一家國有的風險投資機構。其後的十餘年間，來自美國與西歐的資本率先進入中國。在深圳，本土風投機構也開始起步。
第一批接受風險投資的創業者，也正在從海外歸來。1996年，張朝陽接受MIT媒體實驗室主任尼葛洛龐帝等人的風險投資，回國創辦了搜狐前身愛特信公司，是為中國第一家以風險投資資金建立的互聯網公司。這也翻開了中國互聯網創業故事的篇章。
最早的“搖滾明星”們開始陸續登場。只是，一開始並沒有太多聚光燈籠罩他們。2001年，中國風投領域學者劉曼紅赴美，在一場大型風投年會的中國分會場上，她發現一共只有七個人到場，包括在臺上演講的五位嘉賓。——此前一年，中國創投機構總量只有201家，創投還是少數人的遊戲。
人們在當時的擔憂主要源於兩個方面。
一方面是，國內配套政策與退出市場的缺乏。早年接受風險投資的中國公司，大多選擇海外上市，資本很難在國內獲得回報。這種境況，在此後十餘年中逐漸緩解，伴隨著股權分置改革完成，中小板、創業板和新三板陸續開通，中國的創投生態才開始成型。
另一方面，行業標準的缺失和專業人才的匱乏，往往令資本無法保持投資的紀律性。 這個問題，可能直到今天都在困擾著創投行業。
問題並沒有阻礙繁榮的到來。
實際上，就在《贏在中國》開播的2006年，中國風險投資總額已達到17.8億元，成功躋身全球第二大風險投資市場，僅次於美國。至2017年，中國主導的資金已佔到全球風險資本的近四分之一，比2013年增長了15倍，其中大部分投資都來自中國公司。同期，以美國為首的資金，僅增長了一倍。
大量資本的湧入改變了遊戲的規模，更多人加入到了這個新興行業中。
“2011年底，我從美國商學院畢業回國，不久後加入軟銀中國資本，那時候身邊讀MBA的同學，選擇風投作為職業的鳳毛麟角。過了兩三年，國內商學院的一個班，會有二三十號人畢業後跑去做風險投資。”這是軟銀中國合夥人武凱的驚訝發現。
他所提到的2015年，在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的年報中，正是基金管理人數量爆發式增長的一年。今天的最新數據則顯示，國內私募股權、創業投資基金管理人已達到14676家，基金數量33557只，基金規模超8.5萬億。整個私募基金管理人員工總數也超過了24萬人。投資潮伴隨著創業潮興起，僅從數量、規模和時間來看，這大概是當代風投史上最為矚目的資本擴張神話與狂歡。
快速擴張造就了一種英雄主義的時代敘事。過去數年，越來越多的投資人從幕後走向臺前，藉助媒體發出聲音、製造概念、創造詞彙，甚至試圖為創業者指引方向。在現代中國的歷史上，這同樣是史無前例的轉變：資本家拿起了話筒。
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受到鼓舞，嘗試著加入到他們的隊伍中。一位來自老牌美元基金的投資人告訴我們：“過去幾年，國內風險投資從業者的平均年齡越來越低，30歲以下的投資經理越來越多。看看媒體的榜單，大家都在爭相評選30歲以下新銳投資人。”
面對創投行業整體呈現出年輕化的趨勢，一些年紀更大的從業者向我們表達了擔憂：“這可能會導致我們的判斷力不足。對比來看，美國同行的平均入行年齡在40歲上下，做投資人往往是很多人創業成功之後的最後一份工作。”另一方面，人們也承認，年輕投資人正在塑造不一樣的局面，比如，他們所挑選的創業者，往往和他們一樣年輕、自信且富有野心。
無論是投資人還是創業者，行業人口結構的變化，帶來了文化的變化。在北京、上海與深圳，在寫字樓與聯合辦公空間中，燈火徹夜不息，一種叫做“996”（九點上班、九點下班、每週工作六天）的工作制正在流行。投資人和創業者彼此分享著關於砥礪磨難與艱苦奮鬥的共識，媒體則通過一篇一篇帶有成功學意味的文章告誡人們，只有做到“延遲滿足”，你才可能成為像張一鳴那樣的成功者——當然，人們並不願意過多談論張一鳴成功前的多次失敗。
“崇拜成功的工作狂”文化，很可能是一種正在變化的全球景觀。《紐約時報》報道，在硅谷，人們同樣在頌揚著超時工作及其背後的成功誘惑，比如創業者在流行T恤上寫下“朝九晚五屬於無能者”（9 to 5 is for the weak），比如風險投資人會在Twitter上炫耀自己連續工作的時長。有評論認為，很可能是這些發端於硅谷的工作文化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創投人群的工作倫理。在後者心目中，硅谷已經變成了比好萊塢更具魅力的時代文化座標。
正在中國發生的故事，並不完全是硅谷的變種。“在美國，創業是一種生活選擇，人們可能會覺得，它跟去超市打工，開出租汽車，並沒有什麼不同。而在中國，創業者似乎更在乎成功，希望出人頭地。”順為資本執行董事孟醒這樣說。在回國成為投資人之前，他曾是硅谷的創業者之一。
梅花創投創始合夥人吳世春，在一次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創業是新時代的科舉，而非大學教育——這樣的表述，在某種程度上解釋了許多人的創業動機。這是一種更為廣泛且有效的選拔制度，也是“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夢境復興，通過實戰決出勝負，任何人都可以快速獲取財富、權力與名望。
創業潮在中國的興起，很大程度上也是國家意志的體現。2015年，鼓勵創業作為一項國策，被正式提出，政府寄望於創業帶動中國經濟轉型與技術升級。
並非一廂情願。2009年後，隨著全球許多國家逐漸擺脫經濟衰退的負面影響，以技術創新為主的國際競爭開始加劇。也正是這一時期，全球風險資本開始大規模擴張，從2010年的520億美元，增至2017年的1710億美元，增幅超200%。中國、印度和英國擴張明顯，目前已佔據全球創業交易數量和投資的三分之一。在面向未來的科技領域，如人工智能行業，2017年中國對人工智能創業公司的投資，已在全球佔比接近半數，超過美國10個百分點。
創投行業的擴張，也一定程度上，對內拉動了經濟結構的轉型。據官方統計，與2013年相比，2017年的第三產業就業佔比提升了6個百分點，達到近45%。數字的背後，是規模龐大的人力資源結構性遷變。
更多人被新成立的私營企業所吸納。截止2017年第三季度，私營企業數量已超過2600萬戶，佔企業總量的近90%。新成立的私營企業數量，已佔同期企業增長總量的近99%。
這是我們所經歷的創投時代更大的背景，也是今天穿西服的“搖滾明星”們身後的時勢。
時勢這種東西，不僅創造舞臺上的英雄，還影響著舞臺下的所有人。
飛越“死亡谷”
夢想永遠不是稀缺品。一小部分美夢成真，大部分歸於無形，而有一些夢，是時候清醒了。
首先醒來的是資本。
夢境體現在數字中。據投中網數據，從2014年到2016年，中國創投市場始終保持高速增長，三年總計投資規模約1276億美元。同一時期，官方一項調查顯示，首次創業的青年，平均年齡不過25歲。這意味著，在最火熱的時候，投資人把時代的紅利，更多地交給了出生於1990年後、剛剛步入社會的年輕人。
說服投資人押注的，是年輕人的想法和決心。“一代年輕人放棄學歷、戶口、高薪，在追求心靈的召喚和靈魂指引的時候，所謂‘中國的時代’就真的到來了。”徐小平在2014年舉行的一次天使投資大會上，發表了上述看法。作為真格基金創始人，徐小平被眾多年輕創業者視作導師。
問題也隨之而來。首先是失敗率。2015年，全國高校畢業生就業協會的一位負責人表示，青年創業的失敗率在80%左右。其次是信用問題。洪泰基金創始人盛希泰認為：“決心是創業成功很重要的一項因素，但恐怕我們現在走到了另外一個極端。年輕人有了一個點子，就跑來找投資人拿錢，但是他們可能很少去思考，該如何為拿到的錢負責任。”
“這樣下去，對年輕人並不是好事。”盛希泰對此表示擔憂。
並非所有年輕人都在逃避。出生於1991年、今年27歲的戴威，正在表達出承擔責任的決心。
2018年12月19日，ofo小黃車創始人戴威的一封公開信，在社交媒體上流傳開來。他對過去一年來出現的經營問題做出了反思，並承諾“不逃避，為欠款和用戶負責”。這家成立於創業潮捲起的2014年的公司，一度融資規模超百億人民幣，而在今天，卻面臨著現金流緊缺、可能的破產清算以及超過1000萬用戶過10億人民幣的擠兌——幾乎所有人對戴威的決心都不太看好。
面對ofo的挫敗，投資人群體正在做出反思：我們的問題出在哪裡？
財務上的判斷是：盈利公式出現了問題。2017年初，“共享單車”概念正火熱，ofo投資人朱嘯虎曾公開算過一筆美好的賬：一輛自行車200塊錢，在校園裡面，每騎一次5毛錢，每天能騎10次，就收了5塊錢，200塊錢可能40天就賺回來了。加上維護成本，可能3個月時間，成本就賺回來了——按照他和戴威的估算，2018年，ofo即能實現盈利。
一年多過去，已沒有人再提起這個公式了。越來越多的投資人正在達成共識，這是一個低毛利、運營成本極高的項目。更重要的是，它可能恰恰是一個無法做大規模的項目，它並不是下一個滴滴。
“讓我們來做一個對比。全國自行車一年的產銷量大概是8000萬輛，汽車一年的產銷量在2200萬到2500萬之間，考慮到單價的巨大差別，這兩個行業的產值規模差距是巨大的，這個差距也應該是這兩個行業創業項目的天花板。”洪泰基金副總裁宋楠為我們算了一筆賬。
“這樣一筆賬，我相信很多投資人也曾算過，但為什麼有人還是在一些項目上，投注了重金呢？”這是宋楠的困惑。他的另一個問題是：在A股市場，每年淨利潤5000萬以上的公司有多少，但是過去幾年，究竟有多少創業公司拿到過5000萬以上的投資？
投資紀律性的缺失，幾乎貫穿了中國風投發展的各個時期，它與市場的繁榮互為表裡。喬希·勒納在《夢斷硅谷》中認為，上世紀90年代後期至本世紀初，大量外來資金的湧入，為國內風投市場帶來了第一波繁榮。繁榮的負作用是，市場遭到重壓，估值水平水漲船高。生怕錯失機會的投資人們，並沒有過多關注這些值得警惕的信號，很多的基金甫一成立，便快速地把錢大量投了出去。
在市場最火熱的時候，許多人並不太關心：娜拉走後怎樣？
娜拉是誰？在2018年，她叫做ofo；在2008年，她是PPG；再之前的2001年，那個時代的娜拉叫億唐網。這些項目具有一些共同的特點：成長迅速，融資間隔期極短，都代表著一段時間的“風口”。
“風口”是一個被創投行業重新發明的詞彙。
2011年，小米創始人雷軍發出一條微博，總結自己的創業心得，認為：創業要大成，一定要找到能讓豬飛上天的颱風口。他試圖用這個比喻對外解釋，小米公司為什麼能夠成功：在勤奮、努力和堅持這些必要條件之外，我們只不過是在對的時候做了對的事情。
雷軍可能並沒有想到，這種帶有自謙甚至自嘲式的漂亮話術，在此後幾年被廣泛誤讀。後來的許多創業者們，在研究完創業偶像的成功故事後，開始按圖索驥般尋找“風口”。“風口”這個意象，給人們提供了一種關於捷徑與隱秘寶藏的想象：首先尋找到它的人，將成為童話故事裡的主角。
“風口”一個又一個地接連到來。O2O、P2P、社區電商、直播平臺、共享經濟到最近的人工智能，以上名詞幾乎構成了過去幾年的創投流行史。很大程度上，這些名詞的堆積是共識投資的體現，資本與人力集體在一個方向上發力，合力在短期內製造繁榮。
在孟醒看來，這是一種創投領域的中國現象。“在美國，人們會在一個領域裡尋找更多方向，而在中國，創業者喜歡在一個方向上，把規模做得更大。對於創業來說，談不上哪一種更好，這只是一種挖坑與填坑的區別。”
投資人則應該警惕，孟醒補充道。在他看來，國內的風險投資目前有些急躁，投資人把錢投入一個又一個風口，然後試圖在其中捕捉“獨角獸”——這種並不存在的物種，作為另一種帶有捷徑與寶藏想象的詞彙，正被越來越多地形容到明星公司的頭上。
“我現在認為，一個投資人真正的成熟，是從放棄‘獨角獸’開始的。”孟醒總結道。
共識並非一件邪惡事物。“當一個創新的商業模式或創新技術點出現的時候，社會會達成共識，它會改變人們的生活，這幾乎是毫無疑問的。”馮志相信，這是過去幾年，中國的創業項目從複製美國模式，到扎堆湧入更中國化的商業模式的原因所在。
但對於“風口”背後的共識投資，他同樣保持著警惕。“這是一種引致重大風險的思維方式，”作為巴菲特的信徒，馮志認為，由資本助推的社會共識，往往無法讓一個行業成長為健康的業態，“因為資本是個加速器，它會讓市場迅速進入無差別的‘紅海’。”
這些投資人的判斷與反思，從某種程度上意味著，創投行業正在集體向規律迴歸。
公司的成長，自有其規律。初創公司從創立到成熟，需要經歷必不可少的磨礪期。這個時期，在股權投資教科書中，有一個形象的說法：“死亡谷”。它往往是一家正常公司的初創期，從財務上看，收入尚無法彌平各項開支。在逐漸尋找盈利的過程中，創業者不僅要在管理、人力、市場、產品上做出生死抉擇，也要完成自我蛻變，成為有管理自覺的人。這一時期，是創業公司最容易死亡的時期。
那麼，資本應該在這一時期，扮演什麼角色？百度曾經歷的故事，或可作為一個典型案例。
2002年，中國創投行業遭遇挫折，一方面是互聯網泡沫餘波未平，另一方面，創業板未能如期開放，人們期待的國內退出渠道被阻斷。在深圳，近百家創投機構倒閉；許多被投的互聯網企業，此時也正在“死亡谷”中徘徊。
百度就是其中之一。此時的百度，剛成立不過兩年，業務模式尚未完善，營收與市場均遭遇問題。投資方IDG的合夥人楊飛專門找到百度創始人李彥宏，溝通改變業務模式問題。這次會談後來被稱為中國互聯網史上的“隆中對”，在投資人的建議下，李彥宏下定決心，不能停留在搜索頁面服務，而要做中文搜索引擎服務商。事後證明，IDG和百度都獲得了滿意的回報。
十多年的今天，這個故事具有別樣的意味。中國創投市場，在經歷了過去幾年以共享經濟為代表的大起大落後，是否會意識到：粗暴的資本堆砌，可能並不是快速飛越“死亡谷”的捷徑？“死亡谷”的存在，是否自有其良性意義？
“無論創業或投資，真正想明白的人，會允許自己當一個精雕細琢的匠人，不會那麼快，不會天天焦慮，會在風暴眼中安靜待住，和時間做一對好朋友。”馮志說，近來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接受他的上述論調。
這可能是一個心態上的轉變時刻。在經歷了過去幾年的火熱局面後，資本開始反思，價值正在迴歸，人們更少地談論起新名詞，創業者和投資人正在學習與流動性打交道。
只是，為此付出的學費，是否昂貴？這可能是一個薛定諤式的問題，無從確知。
高塔向上生長
潘多拉的盒子被打開時，人們同時發現了蒸汽機和經濟週期。
亞當·斯密時代的一位銀行家，最早注意到了經濟週期。他發現當時的英格蘭，每隔五年，就會出現一次經濟波動。到了1862年，法國人朱格拉出版了一本經濟學專著，他在書中宣告，資本主義經濟平均每十年就會出現週期波動。又過了五十年，美國人韋斯利·米切爾將“經濟週期”這個詞彙，引入了經濟學理論。一個幽靈，正式徘徊到了後工業革命時代的世界上空。
幾個世代以來最聰明的頭腦，試圖對它進行解剖，並提出壓制它的方法，熊彼特即是其中之一。這位奧地利經濟學家，在1912年出版的《經濟發展理論》中提出：擁有夢想和決心的企業家發起的技術創新，擁有提振經濟週期的效力。這個過程中，銀行家能夠為發起創新的企業家提供資金支持。
這個觀點後來成為了“創新經濟”的理論根基，而二戰以來的美國，則誤打誤撞地驗證了這一理論。
珍珠港空襲後，美國正式對日本與德國宣戰。在歐洲戰場後，美國人發現，軸心國佔有著軍事科技優勢，在德軍先進的雷達掃描下，美軍轟炸機飛行員的生還率不到25%——羅斯福政府很快意識到，這是因為美國最頂尖的學術力量沒有被轉化為生產力和戰鬥力。
範內瓦.布什——他後來提出了“曼哈頓計劃”，也推動了“信息時代”的到來，又一位打開潘多拉盒子的人——提出建議：政府應將公共資金配置到頂尖大學院校中，鼓勵他們將學術研究轉化為現實需要的利益。事後證明，這條建議以及核彈頭，的確讓美國奪回了優勢。
布什的建議在戰後繼續施行。特別是1944年《軍人安置法案》出臺後，老兵們重返大學校園，國內經濟從軍工生產轉向促進就業與日用消費品製造。1946年，美國研究發展公司（ARD）成立於硅谷，它號稱史上第一家風險投資機構。其創立者喬治.多里奧特，是美國軍隊的一位前將軍，而ARD的使命則是幫助二戰老兵創辦私營公司。
美國的“創新經濟”從此開始起步。上世紀70年代以後，伴隨著計算機技術與個人電腦產業的興起，一批當代美國史上最著名的公司，在最早的風險資本的幫助下，陸續成立。它們的出現，同時驗證了熊彼特的另一條論斷：創新並不是有規律地出現的，長期來看，它是以“密集”狀態聚合的。
這樣的故事，很可能也正發生在今天的中國。
一位十年前的穿越者，如果來到今天中國沿海的大城市，可能會感到無所適從。在街頭，他會看到人們舉著手機低頭行走，手機的屏幕全部是五顏六色的，裡面跳動著影像和即時信息。在超市，結賬櫃檯前豎立著方塊狀的斑駁條碼，消費者使用手機掃描付款，幾乎沒有人使用現金。在寫字樓裡，許多人在大開間中辦公，不同的公司相隔不過兩三米，會議室是共享的，要通過線上系統預約——這位穿越者，很快會意識到，他和我們今天的所有人一樣，正在置身於一場足夠迅猛的科技革命現場。
如何理解，在不到十年間發生的這場鉅變？
接受我們採訪的多位投資人，給出的答案都指向人口紅利。一位美元基金的投資人表示：“和美國當年的科技浪潮不同，我們今天的科技巨頭，幾乎都是伴隨著消費人口的增長而崛起的。”
在官方統計數據中，截止2018年11月底，國內移動電話總用戶數已超15億，其中4G用戶佔比超過11億，移動互聯網用戶接近14億。海外調研機構給出的數據幾乎一致，據美國媒體機構Zenith最近發佈的報告，中國智能手機用戶數已達到13億。而在智能手機數據開始納入統計的2011年，中國智能手機保有量僅有2億部。
這意味著，短短几年，更多人接入移動互聯網，成為了各大科技公司的用戶。很大程度上，短期內大量釋放的消費力催生了一個又一個科技巨頭，也成為了這一波科技革命背後的驅動力。
這也造就了另一種中國特色。科技巨頭們為了爭奪用戶以及市場的增長，紛紛邁出原有的邊界，從事起與原業務看上去並不相關的產業。要麼自己幹，要麼向這些新產業注資。後者是中國科技巨頭戰略投資（CVC）的起源。
科技巨頭戰投的崛起，深刻改變了國內創投生態。
此前，科技巨頭在國內互聯網創業者心目中，是一種陰影般的存在。中小型創業者的普遍擔憂是：我的產品如何不被大公司抄襲？
這種擔憂在2010年曾達到頂峰。當年，騰訊與奇虎360爆發了中國互聯網史上著名的“3Q大戰”，兩家在各自領域佔據頭部地位的公司，以用戶的系統桌面為戰場，封殺對方產品與服務。這場史無前例的戰爭，讓創業者和投資人意識到，科技巨頭們正在跨越各自的“盧比孔河”，希望在更多的領域開疆拓土，進入更多的陌生市場。
“如果騰訊、百度或阿里打算進入你的市場，你要怎麼辦？”在此後的一兩年中，這樣的問題曾被風險投資人拋給無數的創業者。也正是在差不多的年份，一部叫做《三體》的科幻小說，開始在創投圈內流行，其中“黑暗森林”與“降維打擊”等詞彙，成為了人們津津樂道的談資。流行文化背後的一種憂慮是：如果中國互聯網行業最終只剩下幾家公司，那麼創業還是否具有意義？
面對越來越多的“壟斷”指控，科技巨頭嘗試做出改變。
在結束了與奇虎360的戰爭一個月後，騰訊創始人馬化騰在一場企業家聚集的會議上，發表了《關於互聯網未來的8條論綱》，其中提到：“壟斷”是一個令人煩惱的罪名，但有的時候確實是一個假想的罪名。
話音剛落不過一個月，2011年1月，騰訊成立了50億元的產業共贏基金，提出要為“互聯網及相關行業的優秀創新企業提供資本支持”。此後，“開放”成為了騰訊熱衷於對外宣傳詞彙。
另一家巨頭阿里巴巴也做出了動作。阿里資本早在2008年就已成立，作為集團下屬部門，主要從事跟投和一些早期項目投資。與此同時，阿里的投資業務還分散在淘寶投資部和B2B投資部。到了2011年下半年，阿里投資部從北極光挖來了第一位專業投資人，阿里的戰略投資開始加速。
這正是中國創投行業迎來熱潮的前夜。科技巨頭的入場意味著什麼？
曾負責阿里戰略投資的張鴻平，在一次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巨頭佈局產業投資的初衷，除了要消化大量積累的現金，另一方面是為了在技術演進中不被顛覆——這個說法一方面解釋了科技巨頭們的驅動力，另一方面也像人們顯示了巨頭們的野心和好胃口。
關於胃口，數據提供了證明：騰訊高管曾在2018年初宣佈，騰訊投資企業的新增價值已超過騰訊本身市值，根據此前數據，騰訊宣佈的對外投資公司數量已達到700家左右，總投資規模在千億元級別；同期，阿里巴巴宣稱，其戰略投資資產已價值800億美元。對此，Sanford C. Bernstein的分析師認為，“考慮到兩家公司的交易速度，他們的數據庫‘可能永遠不會完整’。”
這造成了一個值得關注的事實：在今天，更多的風投市場份額，正在被戰略投資者所佔有。而財務投資人正在越來越多地把已投的項目送到科技巨頭的手上，希望對方接盤。“換句話說，我們正在為他人做嫁衣。”不止一個投資人在接受採訪時，向我們這樣表述。
更謹慎的投資人也在提醒創業者，不要對戰略投資過於樂觀。“戰略投資很多時候可能是沒有那麼單純的，對於新興產業，它一面會佈局，一面也會做出防禦性投資——你最好在一個可控的範圍裡發展，幫我打仗，而不要顛覆我。”武凱這樣認為。
接連發生的故事，在某種程度上，印證著這個說法。從騰訊入股京東，到滴滴與美團融資過程中阿里與騰訊的糾纏，再到最近遭遇危機的共享單車行業的戰投分歧，人們驚訝地發現，戰爭還在繼續。區別是，巨頭們不再像“3Q大戰”時，立於在臺前直接搏殺，而是站在幕後，通過所投項目，在不同領域裡博弈——這像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代理人戰爭”。
新興的科技巨頭也在試圖學習這種打法。在採訪中，有投資人告訴我們，他發現越來越多的新興創業公司，在發展到一定規模時，會開始發起產業基金，涉足更多領域——作為對比，它們的海外同行，一般不會在同樣的發展階段，輕易做出類似的決策。
無論是否具有爭議，這種新鮮獨特的模式，都在此刻塑造著未來。對於未來，人們正在試圖進行理解。
《經濟學人》的一位文章作者，對此提出過一個文化景觀上的對比。他發現，西方科技巨頭的總部建築通常是橫向鋪展開的，比如Facebook的硅谷園區主體，是由公園和橋樑連接的兩層建築，谷歌的總部則是由數十個獨立建築組成的街區；而在中國，科技巨頭似乎更青睞向上生長的高樓，比如騰訊最新建立的兩棟大樓，一棟高39層，一棟高50層。
向上生長的高塔。這可能是關於中國故事的一個最新象徵。
“大轉變”時刻？
低沉的情緒今天正在這個星球上蔓延。
我們寫就這篇文章時，正是2018年年底。太平洋岸邊的兩個國家正在彼此不安地對視，債務問題讓大國首腦們頭痛不已，許多分析師相信，又一輪的全球經濟衰退要到來了，就像南非此刻發生的那樣。比特幣的持有者可能在懊惱，過去的一年，他們剛剛經歷了一場奇幻漂流。失業、罷工與抗議，出現在全球許多城市，大部分人錢袋縮了水，一小撮人發了財。
過去的一年，對於中國創投市場來說，也並不友好。民間資本越發收縮，一些投資機構出現了募資困難，一些拿到錢的機構，也不像此前那樣豪爽，開始更謹慎地進行估值管理。一個重要的變化是，管理增值正在逐漸替代財務槓桿，成為私募股權交易高回報的核心來源。
最激動人心的時刻是否已過去？即將發生的會是更壞的故事嗎？類似的問題出現在年末媒體的盤點中，也出沒在人們心裡。
樂觀是稀缺的，它依舊存在。盛希泰就認為：“今天並沒有什麼創業寒冬，只是偽創業正在死去，真正的創業在向商業本質迴歸。”
馮志應該會同意這個看法。他覺得今天我們所經歷的，是一個“在路上”的故事。“美國的資本主義環境已經有200多年了，而我們剛剛走上這條路沒多久，需要時間變得更好。有些事情是不能逾越的。”
從股權投資人角度來看，他認為“不能逾越者”至少有二：
一是對世界的總體認知。投資人是隻接受增長的假設而不能耐受週期起伏，還是坦然接受並利用之；是將群體性獲利視作常態，還是明白贏家始終是少數人？這僅是認知躍遷的考驗，而且直接影響自身結構和打法的形成。
二是識別和增加價值的能力。這種能力需要時間的培養和驗證，它不僅是個體的修為進程，也代表環境的逐漸轉變和成熟。
這兩者同樣是我們理解過去、今天與未來的鑰匙。
創業與風投，作為概念出現，到成為規模化的群體行為，已歷三十餘年。這一時期，中國發生了現代史上並無先例的經濟擴張。超過8億人口擺脫了貧困，並形成了今天世界上最大的中產階級群體。過去幾年的創業潮，同樣可被視作他們群體期望與上升要求的表達。
在一些創新領域，中國人正在釋放出獨特的競爭力。這些領域不僅包括被談論較多的智能支付等領域，也包括正在發生的創造性表達革命——從博客、微博、直播到短視頻，中國人的表達力以空前的烈度被重構著。以往看上去普通的鄉村少年，今天可能是擁有百萬關注者的網絡明星，並因此獲得回報。諸如此類的微小變化，會在未來投射下什麼樣的影跡？
商業世界中，更多的人開始談論起價值，這是經濟增長放緩的副產品。在我們的採訪中，投資人對於企業家精神的關注，某種程度上，正在變成共識。他們所談的企業家精神，不僅是指向創業者的，也是指向他們自己的。也有投資人主動談到，投資機構應該考慮的，除了短時的存續期，還應包括長程的經營週期，即：一家風投機構，要不要作成百年老店——很難想象，在經濟狂奔的時候，人們會停下來思考這樣的問題。
一個事實是：國內關於創業與風投的研究，目前還並不豐滿。許多媒體上的討論，往往是情緒性的意見集合，很可能不足以引導我們對未來做出更好的判斷。
美國學者沃爾特·米德認為：“需要經歷很長一段時間，一個成熟的信息經濟輪廓才會清晰。”
這句話來自他今年為《外交事務》雜誌撰寫的文章《大轉變》（The Big Shift）。在這篇文章中，米德談論了美國內戰結束後的35年時間——這段時間通常被認為是美國最令人沮喪的一段時期，但米德卻認為，正是在這個時期，美國逐漸從一個農業國轉型為工業國家，變成了全球最大的經濟體。這是美國的“大轉變”時刻。
問題來了：
我們是否也在經歷類似的“大轉變”時刻呢？今天發生的變化、出現的問題，是否會成為未來變革的引線與註腳？
歷史的一個迷人之處是：今天的問題並不能獲得即時的解答。它教會人們耐心地等待，直到適應它的思想與制度出現。令人驚奇之物總會出現，就像我們剛剛經歷過的上一個時代。
上一個時代的開端，2007年。
喬希·勒納還沒有寫出我們文章開頭提到的風投專著《The Boulevard of Broken Dreams》。這本書的名字，還僅僅是綠日樂隊的一支單曲名。那年的某一天，蘋果創始人史蒂夫·喬布斯走上臺前，拿出世界上第一臺iPhone，手指輕輕劃過屏幕，這首歌的聲音傳了出來。
“我走在空寂道路，
我唯一知道的道路，
不知它通向何方……”
這正是我們腳下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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