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尊王攘夷思想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便已经成为知识分子激烈讨论的重要问题，甚至成为春秋显学的重要观点。 对此争论的焦点无非是如何以中原正统的民族思想来看待外族人群，到底是无差别的视野还是要带着有色眼镜的观点去看待周边夷人。夷夏之辨也由此产生，当时的思想家多数是排斥统治中心之外的异族的，甚至到了两晋时期提出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极端想法。
《春秋左传》载："秋，公至自晋，欲求成于楚而叛晋，季文子曰：不可。晋虽无道，未可叛也。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当然，一个思想的孕育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作为依托，这也成为束缚人民思想的重要因素。但是随着封建社会的不断进步、发展，再加上分裂时期民族的激烈对抗与渐趋融合，大一统的思想逐渐成为汉族人民的主体观念，甚至影响到与汉族交往愈来愈密切的周边少数民族。在之后的统一王朝，比如隋唐时期、明清时期的民族思想则是更为宽容与开放，并逐渐奠定了当今的民族格局。
北宋战争
北宋虽然也是统一的中央王朝，但是好像从整体看来，其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王朝统治似乎并不稳固，甚至受到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辽与金的威胁。正是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北宋时期的民族思想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具体表现为不会像隋唐时期那样宽容、开放的多民族共处格局，此时春秋时期的尊王攘夷思想重新被提出，夷夏观念愈演愈烈，并成为当时中央政府的主要民族思想。
宋代《春秋》学者众多，相关著作丰富，因此在宋朝思想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而春秋之学中的尊王攘夷思想在宋朝，尤其是北宋时期重新被提上日程且影响日益壮大，与当时北宋与辽、金的军事、政治对抗格局不无关系。这种民族思想的凸显与复兴正是当时北宋正在处于严重的民族危机当中，孙复、刘敞两位北宋时期春秋学中“攘夷思想”的主要思想家对于北宋整体的民族思想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从两位思想家的民族思想来窥探当时整个北宋时期的夷夏之观。
北宋孙复画像
夷夏观念产生以及如何划分夷夏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这一概念已经诞生，在中国人心目中自己身处天下的中心位置，同时也是文明的中心，王居于其中，中心之外就是华夏或诸夏，诸夏之外是夷狄。
黄河流域的先进文明也使得中国人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看那些地理空间靠近边缘的民族，在他们眼中，那些都是荒芜、野蛮未开化的地区。中国古代这种忽略血缘，以文明程度划分彼此的夷夏划分逐渐成为主流。对于夷狄的分辨标准，史学大师钱穆曾做过深人探讨，他主张夷夏之分起初是在空间上的划分，这主要是因为国家发展初期阶段，民族意识尚且不够成熟导致的。但是随着民族不断迁移与融合，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在战争与交往中逐渐实现了文化与经济上的交流，此时划分夷夏的标准便逐渐以文化的异同、文化发展程度为主。
史学大师钱穆
赵宋一代，先有契丹建立的金和女真建立的金、党项建立的西夏，后有蒙古政权，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占地广、势力强，与赵宋政权间战事不断。赵宋政权从建国到亡，一直在民族矛盾于斗争中挣扎。在重文轻武的政治导向下，儒家思想贯穿于整个北宋时期，且春秋之学中的尊王攘夷又成为了士大夫普遍追随的微言大义。
《全宋文》载："教华而华言，化夷而夷语耳。虽舟车均於致远，而有川陆之节；佛道齐乎达化，而有夷夏之别。若谓其致既均，其法可换者，而车可涉川，舟可行陆乎？"
儒家的传统纲常伦理使得北宋时期忠君爱国的思想十分强烈，但是在民族危机颇为严重时期，春秋时期的夷夏观念在北宋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北宋初期太祖、太宗志在收回燕云十六州，对辽、西夏的战争多是由处于守势的赵宋王朝主动发起，外族政权一时之间还难以逾越黄河中下游这一自古以来夷夏地理上的分水岭。
宋太祖赵匡胤
孙复、刘敞各自的攘夷思想
孙复，字明复，晋州平阳人，与胡瑗、石介一起称为"宋初三先生"，这三人皆是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孙复在春秋学上颇有造诣，并且在宋仁宗时期逐渐显露头角。他的攘夷思想的提出自然也是当时国家所面对的政治、军事形势的需要。
孙复以尽弃三传的解经方式首揭尊王旗帜。而后才能治理天下。宋初强调正名分以加强皇权尤为重要，尊王乃《发微》一书的核心思想，攘夷实是实现尊王的手段，是尊王的落脚点所在，二者一脉相通。尊王讲究对内坚持忠君爱国之原则，对本朝皇帝无限忠诚，即使其昏庸无能，攘夷则是主张对外严重排斥异族政权，尤其是与北宋为敌的辽、金。
刘敞
刘敞，字原父，临江新余人，世称公是先生，庆历中举迄士，官至集贤院学士，宋史有传。刘敞稍晚于孙复，其主要学术成就体现在解经方式上，权衡三传，折中诸家。刘敞在北宋学术地位颇高，其《春秋》学著述丰富，在疑古惑经思想的指导下，刘敞的春秋学著作夷夏之别的色彩不浓，其《治戎论》三篇做了具体阐发。刘敞认为王者不能维护其尊，夷狄能人，罪在王者自堕。
《治戎论》载："御之，具素修则夷狄不能人；其御之具不素修，则夷狄入。圣王副戎而非战也，御戎而非抗也。有战，中国者，礼让之；所出，仁义之；所治，道德之；所怀也是。"
在他看来，当时北宋面临内忧外患的统治危机，与北宋统治者自身有关。《治戎论》可看作他针对当时契丹、西夏之患而作的时政策略，他把解决问题的重点放在加强和改善北宋自身的统治上，修内政以绝外患。如果王道自衰不能维护社会的稳定，暂时由霸者来维持社会秩序也有其必要性，故在对待诸侯霸业争夺的问题上刘敞赞成
《公羊传》。刘敞认为夷狄的"入"不仅是夷狄一方力量的强大，更重要是在于中国的制与不制。
公羊传
南宋时期对北宋民族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建炎南渡后，赵宋政权偏安一隅，少数民族政权入侵造成的徽、钦二宗北迁的耻辱、中原国土沦丧，华夏民族失去了自古以来的地域依托，激发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因此，南宋学者具有强烈地将少数民族政权驱逐出中原、收复国土的强烈愿望，因此在阐发攘夷时自然大义凛然、直抒胸臆。胡安国虽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他仍承认夷狄的生存权利，只是反对华夷杂处，体现了他驱逐夷狄，恢复河山的美好愿望。
至南宋，金人的窃国之痛，使其视夷狄为洪水猛兽，以为必不可与夷狄杂处。统治者的妥协退让，使《春秋》学者们的希望一次次的破灭，失望之余，他们渴望强有力的政治人物出现以实现愿望，故对攘夷的霸者极尽表彰之能事，对与戎结盟之事极尽贬斥。但是南宋一朝始终奸人当道，皇帝昏庸，只想着能够贪图享乐。
南宋晚期权相贾似道
《经学通论》载："存中国而抑夷狄，居其地，而亲中国，与盟会者，则与之。后人不明此旨，徒严种族之辨，于是同异竞争之祸烈矣。盖托于春秋义，而实与春秋义不甚合。"
虽然这种攘夷思想于南宋已经得到了继承，但是理想终究是理想，没有付出实践的观点始终不能够得到实现。南宋《春秋》学者们日夜期盼能够回到故土，攘除蛮夷，但是无奈碍于实际情况，总是失望而归。此后虽然在南宋后期有过几次北伐，但是也只是仓促进行，只不是皇帝为臣子、为民众做的样子而已，准备极不充分，作战无精打采，只得战败议和。
评价
宋人对攘夷内涵的揭示没有超出前人谨夷夏之辨、严夷夏之防、以夏变夷的范围。南北宋春秋学对攘夷大义的阐发因政治时局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大体来讲，北宋学者对攘夷的阐发是同尊王之义紧密结合起来的，而南宋学者则是直抒攘夷之义。从文化层面上讲，宋代学者对《春秋》学倾注得越多，也促进了学术自身的发展。从政治层面来看，春秋学又为政治上的决策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北宋前期，春秋学都偏重国家秩序和伦理纲常的恢复与重建。北宋《春秋》学者极力阐扬的攘夷大义，在尊王意识与民族意识高涨的情况下与现实政治的需求相呼应。学者傅乐成认为宋代华夷观念越来越严厉，衍生这种文化的文明便成了宋代华夷之辨中最为重要的参考。
春秋古籍
清人皮锡瑞认为《春秋》立义皆是以文明或野蛮而给予褒贬予夺，因为外敌的存在和不断强大，汉族的焦虑和紧张，北宋春秋攘夷之学兴盛，较前人更强调夷夏有种族、地域之别，也就在这个时候，中国的民族意识才真正凸显出来。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若不是两宋时期民族危机如此严重，国家也不会在思想上形成如此激烈的攘夷思想。从根本上来说这不是对少数民族政权的歧视，而是为了国家进行舆论造势。
正是如此，通过民族思想上的舆论造势，使得给后世人民一种错觉，那就是两宋始终处于积贫积弱之中，并且这种现象的形成不是自己造成的，而是外族不断入侵导致的。这就让后世认为辽、金以及蒙古都是入侵中原、摧毁中原王朝正统的罪魁祸首和蛮夷之人。此外，我们也可以将这种攘夷思想看作是处于民族危机之中的王朝统治者通过思想动员手段来拉拢人心，以便稳固国内统治秩序的一种方式。
参考文献：
【1】《经学通论》
【2】《治戎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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