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来势凶猛，秉着对人民生命和世界高度负责的态度，我国采取了不同于以往的措施来抗击病毒。从目前情况看，这场病毒对经济的冲击是史无前例的。说史无前例，不是指对经济冲击的量的大小，而是指这次冲击的特点是史无前例的。如果不清醒地认识这些特点，简单的比照以往抗击灾难，比如SARS，以那时恢复经济的方法来对待这次的疫情，不仅效果不彰，可能还会形成巨大的后遗症。
第一个特点，是供给的停顿，不是需求的萎缩。由于这次抗击新冠肺炎采取的是大范围封城方式，中国几乎所有经济发达省份都进入了应急状态，再加上延长春节假期，经济瞬间停顿。从表象上看，是需求没有了，实际是，由于大多数工厂、商店、服务企业停止营业，供给停止了。这与以往灾难、战争、疾病引起的需求萎缩是不同的情况。
第二个特点，大量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遇到了生存困难。以往在经济下行中，由于需求不振，企业遇到的是经营中的困难，包括经营流动性困难。但这次面对的是不能营业的生存危机。
第三个特点，大量劳动力与劳动场所发生空间错位，给复工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由于这场总体战是与春节假期同步开始的，这让我们第一次意识到，我们无论是企业还是机关，无论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都有一定量的员工是异地的，或者是户口在异地，或者是老家在异地。因为春节假期，当我们停止企业经营，停止人员聚集和流动，没有什么感觉。一旦需要复工，就发现没有员工。大量工作人员和工作场所在空间上发生错位，这恐怕是人类历史上都没有的。由于许多打工者与企业之间并没有稳固的劳动关系，一旦开始复工，由于种种原因，会有许多人面临重新择业的局面，这意味着复工不可能像本地员工那样，全员即时回到岗位上。
第四个特点，由于现代产业链大范围的空间布局，一旦几近全面的封城封路，切断病毒传染途径的同时，也切断了产业链。这又与历史上瘟疫和灾难不同。历史上灾难一般都是局部的，因瘟疫而采取隔离措施，隔离区域也是局部的，由于产业链简单，大多数生产经营不需要远距离的关联，因此，无论是灾难区域或瘟疫隔离区域内，还是隔离区域之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可以自给自足的。这次的不同在于，产业链一旦切断，无论区内区外，经济都将相当程度的停顿。当要复工的时候，产业链并不能像停工时那样可以瞬间原样恢复。
第五个特点，对国际经济的影响，同样如此。中国经济因疫情而造成的损失，不是简单的在量上拉低了世界经济GDP增速几个百分点的问题，也不是单纯的减少了需求的问题。初期，是中国人出国旅游、商务少了，影响了各国的旅游、餐饮等需求。然后是因为中国经济停顿，减少了进口，当然也是减少了需求。如果中国经济再停顿一段时间，中国生产的原材料、零部件、最终产品不能出口，有可能迫使其他国家的生产、经营也进入停顿状态，虽然这些国家的需求并没有减少。历史上可能只有因为战争等政治因素，导致石油等能源物资断供，才会产生这样的影响。
就目前而言，各国在应对中国新冠肺炎疫情中，都有自身政治经济战略的考量。这中间，有防止疫情本身的，也有希望利用这次疫情达到自身目的的，比如以此遏制中国的发展；借此机会在产业链上与中国脱钩；在某些产业领域趁机争夺市场份额等。
因为以上这些特点，以及疫情本身的临时性，应对疫情冲击，在经济上更需要从战略角度，因势利导，有针对性的借力发力，而不能就疫情论疫情。
首先，无论是在抗疫中还是疫后建设，都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不动摇，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不放松。绝不能为了应对由于疫情造成的经济下行，回到十八大前粗放式发展的老路上去。必须巩固“三去一降一补”和“三大攻坚战”的成果。应该看到，由于疫情，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会有非常巨大的改变，这本身是促进经济结构改革的巨大因素。同时，由于大范围隔离措施，对原有的产业链、供应链影响非常大，再加上劳动力和劳动场所错位，许多劳动者的择业选择会改变，疫后恢复生产经营，不可能回复到原来的产业结构，可以说，疫后经济恢复的过程，也是产业结构大调整的过程，这将启动新一轮的投资高潮。当前部分地区和企业的抢人行动，实际上是拉开了产业结构调整竞争的序幕。这样的调整，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要做的。为了经济的尽快恢复，为了稳就业，一定的刺激措施是必须的，但刺激的方式和方向，必须符合改革开放的要求，必须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
其次，在抗疫过程中和逐步复产初期，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的是不能经营的生存危机，不是经营困难。这种情况下，各种刺激政策对帮助这些企业生存起不到任何作用，反而会留下许多后遗症。无论是目前还是今后，对于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经营困难，都不应该简单地归纳为“融资难、融资贵”，近期各类机构的调研充分反映了这个情况。如果简单地从解决“融资难、融资贵”出发寻找对策，既不能解决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当前的生存危机，也不能根本解决今后的经营困难。当前，作为临时性的对策，应该寻求各类临时性的财政政策给予中小企业以一次性的补助，帮助它们解决生存困难，从而稳住企业、稳住就业，也稳住复产的基础。
第三，加速市场机制改革与建设，充分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抗疫是一场人民战争，在恢复经济中，依然需要尊重市场规律。要坚决防止地方政府的行政之手，以抗疫为名，干扰市场。疫后产业结构大调整的过程，是新一轮投资高潮，也是市场资源的重新配置过程。资源的配置是否有效，还是要发挥市场的作用。另一方面，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是这次疫情中存活的企业，包括通过救助存活的企业，一定会有一大批在今后的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消失。必须明确，在复产中对这些企业进行救助，是一项临时性的措施，目的是保证经济活动尽快恢复正常，稳定就业，但政府没有必要、也没有责任保证这些企业在今后的竞争中永远存活。目前，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外管局和各家商业银行，已经就抗疫出台了许多政策。因此，地方政府不应该再对金融机构提出行政性的要求，避免再次出现大量僵尸企业占用大量宝贵金融资源的情况。必须指出，个别地方政府对金融机构提出的一些要求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银行等金融机构，本身也是需要复产的企业，它们有强烈的愿望放贷款、做业务，把两个月的损失夺回来。银行等金融机构，又是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主要载体，应该让它们在有效监管下，按市场原则，在产业结构调整中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反过来说，一个企业能不能融到资，本身就是经受市场考研的结果，是被市场选择的结果。
第四，加大对新兴科技行业、医疗健康行业研发和产业化应用的投入。这次疫情，对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是一次实实在在的检验，这些技术的长处、目前应用的局限和缺陷，今后应该往那些方向改进和开发等。比如，智慧城市，原来许多地方都是按想象在开发和应用，通过这次的检验，今后建设智慧城市的目标就更明确了。比如家庭办公、远程办公、线上教育等，哪些行业、哪些课程更适合，也可以看得清楚了。可以说，经过这次抗疫，这些技术和行业将从想象的狂热发展阶段进入到理性实用大发展的阶段，就像2000年前后的互联网技术。医疗健康行业，就更不待说了。政府有必要重新审视支持这些技术和行业发展的引导政策、管理规则。
尤其是，政府、企业，都应该借这次机会加快这些技术领域的研发和开发投入，确保我国在这些技术研发和应用领域走在世界前列，并支持这类企业走向世界。如果考虑走向世界，这些企业从现在开始，就要规范自己的行为，即在提供技术产品、技术服务的过程中，确保客户信息的安全，确保不窃取、使用客户的信息。同时，这些企业更要有勇气直面市场，而不是依靠政府优惠政策的扶持。
第五，坚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支持企业走出去积极参与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竞争。其他国家利用这次疫情有自己的政治经济战略考量，我们在继续抗疫的同时，也应该积极应对，借力发力，同样把这次抗疫斗争当作一次国际竞争的机会，确保在新的产业结构调整中占据有利地位。实际上，每一次灾难后，都是各国重新博弈国际政治经济地位的机会。因此，国家要有针对性的制订财税、金融政策，引导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要特别注重对核心技术、关键生产环节的竞争与布局，进一步完善我国在世界供应链中的产业结构。支持企业走出去，还是应该尊重法律和市场，让企业真正面向市场参与竞争。不能把支持变成扶持，最后扶持出没有市场竞争能力的巨婴企业。
第六，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成“一带一路”建设的投融资中心。一方面，在疫后可以尽快缩短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发展的观望期；另一方面，形成区别于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的鲜明特色；再一方面，通过金融服务有力地推动全球化进程，帮助我国企业在新的国际产业结构调整、供应链调整中占得先机。
第七，高度关注其他国家疫情发展。这次疫情有可能会在更多国家蔓延。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我国应该在继续抗疫的同时，制订疫情再传入的应对预案。一方面，要制订抗击疫情再传入的预案，另一方面要研究有关国家因为疫情发展对世界经济、尤其是我国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并研究我们的应对之策。目前看，我国在复产复工初期，因为前期供应链的断裂，除了会出现抢人潮，还会出现一波抢物资潮。当前就应该安排一些有能力的企业，进口我国复产复工必须的物资（大宗商品、原材料、零部件等）。
2020年2月24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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