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建国以来，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采取的一些措施导致宋朝出现了“三冗”和“两积”的情况。这样的情况导致宋朝面临着积弱积贫、内忧外患的艰难困境。为了改变这一困境，推行变革势在必行。于是，宋神宗时期，时任宰相的王安石为了能够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便开始推行变法，史称“王安石变法”。
虽然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在当时确实起到了富国强兵的作用，并且其中一些举措还使得国库充盈足用二十年。可是，这样一个对国家有积极作用的变法举措，却遭受到了司马光和苏轼的强烈反对，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第一，历朝变法教训让他们对变法信心大跌。历朝变法，几乎无不以失败而告终，很少有能成功的。特别是离他们最近的本朝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没施行几天便夭折了。所以司马光和苏轼怕王安石重蹈覆辙，身败名裂，也怕百姓经受折腾过后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第二，司马光和苏轼一致认为，王安石改变了祖宗之法，会导致社会更加动乱不安。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有着祖先崇拜的国家，对祖先留下来的文化和纲常伦理都是十分尊崇的。所以保守派的司马光觉得坚守“尧舜时代”和“孔孟之道”这些祖宗之法社会就不会出乱子。
在这一点上，司马光就比苏轼表现得更为激进，他不管王安石有什么变法举措他都上奏反对。比如王安石在推行“免疫法”的时候，司马光便疯狂上奏打骂“免疫法”的各种弊病。前一篇奏折还说“免疫法”方便富人却苦了穷人，下一篇又变成了让富人变成了穷人。还有一件事便是国防，国防一直是宋朝比较忧虑的问题，所以王安石选择了重拳整治国防。可是司马光却认为王安石此举实属胡闹，他在《乞罢保甲状》一文里就说到，无论如何宋朝都打不过契丹西夏，还不如顺应自然，因为他坚信“天不灭宋”。
第三便是对于朋党利益的维护。朋党之争，一直是古代朝廷官员之间比较严峻的一个问题。当时，王安石为了达到变法的目的，在变法用人的时候只考虑起用那些支持他的人。那些品行端正、能力优秀但反对他的人他一律不用。这样一来便使得朋党之争更加激烈，司马光和苏轼都有自己的朋党，出于维护自己朋党的利益的考虑，二人便选择了反对变法。
苏轼除了有以上方面得考虑，还有最重要得一点便是苏轼认为变法会伤及百姓利益。苏轼非常赞同孟子所说的“民为本，君为轻，社稷次之”的观点，但王安石在变法的目的之一便在于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于是在财税政策上，王安石搞租税、差役、兵役等货币化改革，同时给农民提供小额贷款。而苏轼则支持保留出劳力代役等传统形式，认为这是相当于在剥夺百姓的权益。
于是苏轼批评王安石变法是“与民争利”，高扬“民本思想”。可王安石也认为自己遵循了民本思想，他承认自己确实是在维护大宋朝维护君王，但他同时也在维护老百姓。因为只有保住大宋朝，确保国家的稳定与安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可当时的苏轼却并不买他的账。
司马光和苏轼虽说都对王安石变法持反对意见，但两人最大的区别便在于司马光纯粹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而苏轼不一样。苏轼并没有全盘否定变法，他只是对其中损害百姓利益的举措反对，甚至在后来看到了变法的成效后还拥护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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