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棄疾是南宋最偉大的豪放派詞人，他以詞聞名，善長短句，悲壯激烈，尊為豪放派之冠，與蘇軾合稱“蘇辛，影響深遠。然而近日在網絡上看到很多人談論歷史上真正的辛棄疾貪汙嚴重，妻妾成群，生活作風糜爛等各種負面新聞，有很多學者、老師也在視頻中大談辛棄疾的上述問題。關於辛棄疾的經濟問題最早可追溯到20世紀30年代。吳世昌先生在《辛棄疾論略》一文中就質疑辛棄疾哪來那麼多錢蓋自己的豪宅？20世紀80年代，香港大學羅忼烈教授《漫談辛棄疾的經濟生活》一文更是直接指出，當時“政治腐敗，貪汙成風”，辛棄疾也不會例外，否則“看他的家庭和產業，如果不是生財有道，靠什麼辦法可以壯觀到這種地步呢”？
稼軒貪汙罪名似乎言之鑿鑿，無可辯駁。此文發表之後，在學術界一石激起千層浪，反響巨大。辛棄疾研究專家鄧廣銘教授針對對羅忼烈的觀點進行駁斥逐一反駁，所謂豪宅“只是稍不一般的幾間房屋，稱不起‘豪華的府第’和‘龐大的園林’”，後來的瓢泉居第“也無非又多蓋了一些‘茅廬’”。鄧先生認為：所謂的稼軒貪汙之說“全都是由政治上的敵人誣構而成的。”
那麼稼軒的居所就是是什麼樣的呢？我們先看他一生的摯友陳亮的文章中查閱一番：“如聞作室甚宏麗，傳到《上梁文》，可想而知也。見元晦說曾入去看，以為耳目所未曾睹，此老言必不妄。去年亮亦起數間，大有鷦鷯肖鯤鵬之意。”元晦即朱熹，朱熹感嘆“耳目所未曾睹”，可見非同一般。也就是說稼軒居第，絕非只是“稍不起眼的幾間茅屋”和“茅廬”，而是豪華園林無疑。
我們再看稼軒自己的文章中有什麼描述？辛棄疾在其《新居上梁文》寫到自己帶湖新居，亦言：“青山屋上，古木千章；白水田頭，新荷十頃”，可見壯觀宏偉。
還有一個材料，辛棄疾新居修好之後，曾請當時著名文人洪邁寫作一篇《稼軒記》，文章中這般描述：“其縱千有二百三十尺，其橫八百有三十尺。截然砥平，可廬以居。而前乎相攸者，皆莫識其處。天地作藏，擇然後予。濟南辛侯幼安最後至，一旦獨得之。既築室百楹，度財佔地什四，乃荒左偏以立圃，稻田泱泱，居然衍十弓。意他日釋位而歸，必躬耕於是。故憑高作屋，下臨之，是為稼軒。而命田邊立亭曰植杖，若將真秉耒耨之為者。東岡西阜，北墅南麓，以青徑欵竹扉，以錦路行海棠。集山有樓，婆娑有堂，信步有亭，滌研有渚。”
可見很多人所說的稼軒蓋豪宅，所言非虛。
那麼，他究竟是不是一個貪官？
首先我們先了解一下那個時代的官員俸祿，高薪養廉為宋代首創，也是宋朝的一項國策。在這一國策之下，使得宋代官員特別是中高級以上官員普遍都能享受到優厚待遇。
辛棄疾為官20年，先後由江陰軍籤判、廣德軍通判、司農寺主簿、倉部郎中、一路做到江西提點刑獄、湖北安撫使、湖南安撫使、江西安撫使。當他做到安撫使時，已經算是國家的“封疆大吏”。作為一路的軍政長官，安撫使是極為重要的。當時人普遍呼辛棄疾為“辛侯”、“帥臣”，都可見辛棄疾政治地位的崇高。
有宋一朝，中高級官員俸祿極為豐厚，當時官員除正俸、祿粟以外，還有祿米、職錢、食料等錢、傔人衣糧、傔人餐錢，此外還有茶酒廚料之給、薪蒿炭鹽諸物之給、飼馬芻粟之給、米麥羊口之給，在外做官的額外還有公用錢，以及數量不等、相當可觀的職田。由此可見，宋朝官員的合法收入名目繁多。
從這裡可以洞見南宋將帥收入之高、生活之富。《宋稗類鈔》對南宋將帥奢靡生活也這樣寫道：“諸將如某某等，莫不玩充堂寢，田園佔畿縣。享樂壽考，妻兒滿前。”何忠禮《宋代官吏的俸祿》一文亦言“五品以上的高級官員，俸祿之高確實驚人”，並言“宋代高級官員的收入，遠遠不限於各種規定的俸祿，他們若遇皇帝登極、生辰及郊祀、明堂大禮，還有大量賞賜可得。除此之外，尚有各種名目的恩例，如生前有贐禮，死後有賻贈等等，每次數量之巨，令人咋舌。何況，他們既無守闕之慮，恩蔭制度又可保其子弟人人皆能入仕為官。如此優厚的待遇，使他們有條件過著奢侈的生活。”辛棄疾作為一個四品以上的大員，家庭富裕，府第豪華，是當時將帥的一個普遍現象，不足為奇。他的富裕生活當來自於合法收入，正是南宋將帥位高多金的正常體現，擁有兩處園林的辛棄疾也不過是小巫見大巫。另外周維權在《中國古典園林史》言宋代園林是“中國古典園林史上的一個高潮階段”，當時許多達官貴人都擁有富麗園林。辛棄疾這樣的生活狀況，在士大夫階層，自然十分正常。
在辛棄疾擔任高官期間，對貪官汙吏的懲治不遺餘力，也從一個側面見出辛棄疾自身與貪汙無染。據《宋會要》記載，淳熙四年，“知興國軍黃茂材特降兩官，以江西安撫辛棄疾言茂材過，數受納苗米，致人戶陳述故也”；淳熙七年，“知桂陽軍趙善珏特降一官放罷，以帥臣辛棄疾按其昏濁庸鄙，窠佔軍伍，散失軍器，百姓租賦科折銀兩盈餘入己故也”。從這些記載可見辛棄疾對貪汙的深惡痛絕。
再就辛棄疾本人的金錢觀來看，也見出他絕非是一個孜孜為利之人，這在他的詞中多有體現。他嘲笑一位“俗客”道：“有個尖新底，說底話，非名即利。說得口乾罪過你；且不罪，俺略起，去洗耳。”針對兒子勸他為後人多置田產一事，他還專門寫詞責罵兒子：“千年田換八百主，一人口插幾張匙？便休休，更說甚，是和非！”另外還說道：“富貴非吾願，皇皇乎，欲何之？”從這些詞裡，都可見出辛棄疾對金錢的不屑態度。
另外，從辛棄疾實際經濟狀況來看，他也並非一直都保持著富貴生活。 辛棄疾於淳熙八年罷官，去職不久，即於淳熙十四年有詞寫道：“稼軒何必長貧，放泉簷外瓊珠瀉。樂天知命，古來誰會，行藏用舍？人不堪憂，一瓢自樂，賢哉回也。料當年曾問：飯蔬飲水，何為是，棲棲者？”此後還陸續寫有這樣的詞句：“人間豈有，如孺子，長貧者”、“醫者索酬勞，那得許多錢物”、“莫問家徒四壁，往日置錐無。借車載傢俱，傢俱少於車”。從以上諸詞可以看出，辛棄疾在罷官之後很快就貧困下去，他的富貴生活並沒保持多久。而在辛棄疾去世後，據宋人所撰《宋兵部侍郎賜紫金魚袋稼軒歷仕始末》一文言：“卒之日，家無餘財，僅遺平生詞、詩、奏議、雜著、書籍而已。”
辛棄疾一生三起三落，屢遭彈劾，根本原因不在於他有什麼貪汙受賄等經濟問題，而在於辛棄疾和當時的士風不合，最終成為官僚體制的犧牲品。
南宋時期，宋金對峙。許多士大夫認為，“南北之勢已成，未易相兼。我之不可絕淮而北，猶敵之不可越江而南”。在這種論調之下，統治者“忍恥事仇，飾太平於一隅以為欺”，苟安之風盛行。士人普遍養成一種喜好清談、因循守舊、不思進取的風氣。當時士大夫普遍不恤國事，無所作為，難怪朱熹說當時士人“而今個個都恁地衰，無氣魄”。
辛棄疾才兼文武，念念不忘收復故國，建功立業。但是，他這種急於事功、不忘恢復的主戰意志，卻同佔主流的苟安觀念顯得格格不入，形成一種巨大反差。辛棄疾在上宋孝宗的《美芹十論》中言：“今之天下，其弊在於儒臣不知兵，而武臣有以要其上。這句話無疑將當時朝中的文武官員得罪個遍。後來他在上虞允文的《九議》中再次猛烈抨擊了這一士風。辛棄疾這種一人獨醒天下皆醉的口氣，必然也使他和當朝士大夫群體形成顯著對立。
辛棄疾胸襟抱負和普通士人相左，行事作風又得罪諸多當朝要員和地方官吏。他既然如此不容於官場，那麼遭受彈劾罷免的命運註定不可避免。辛棄疾是宋代遭受彈劾最多的士人之一。
從以上論述可以得出如下結論：辛棄疾並非貪官，他的罷官和經濟問題無關，他的經濟生活是清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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