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中國人海洋觀念的萌芽，首先表現在對海洋具有“行舟輯之便”與“興漁鹽之利”特點的基本認識之上，並且這種認識隨著生產技術和航海技術的進步而不斷得到變化，從而形成了中華民族獨有的舟船文明。
一、刳木為舟
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我國各地考古發掘中，先後出土的獨木舟已達幾十艘之多。如：20世界70年代，在浙江餘姚河姆渡新石器時代遺址的考古發掘中，有木槳出土，經考古證明，中國最遲在約7000年前就已經有了獨木舟。
在中國國家博物館中，珍藏著一艘古老的獨木舟，長11米、寬0.9米，於1958年江蘇武進縣民工挖河發掘出土，據考古測定製成於6000年前。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浙江杭州水田畈和吳興錢山漾的新石器時代的遺址中，也都有木槳出土，說明當時獨木舟已成為浙江地區的水上重要交通工具。
在河南安陽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卜辭中，還曾發現過幾個“舟”字的象形文字。文字學家們分析：這些商代的“舟”字，已是左右對稱、平底方形、首尾略向上翹並有著橫樑和隔艙結構的木板船。美國人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一書中評價：從甲骨文中“舟”字的複雜程度看，當時的船已“不是歐洲人想象的用一個船頭柱、船尾柱連接龍骨所組成的，而是帶有尾板、艙壁及方端結構的船。換句話說，即帆船的原型。”
在商代的饕餮紋鼎銘文中有一個象形會意的“蕩”字。該字形描繪了一個人撐船，一個人肩挑貝幣或貨物乘在木板船上，表示“行舟楫之便“的航海之利，已經具備了進行商品交換活動的意義，它形象地反映了木板船出現後，原始的海上實踐活動開始發生質的變化。由此可見，商代時期的人類社會隨著木板船和航海技術的提高，對“行舟楫之便”的認識，已不再停留在上古時代那種漫無目的、單純追尋生活資料的水平之上，而是將航海活動與商品交換活動聯繫在一起，因而也就深化了海洋對於人類生產生活的社會屬性。中華民族最初“行舟輯之便”的海洋觀念，也許正是在這種實踐活動基礎上逐漸形成，驅動著人們進一步走向海洋、征服海洋。
二、 四大海船
中國古代造船技術的巨大成就，在若干領域領先於世界。至明清時期，按廣義和傳統的功能分類，中國古代形成了“福船、廣船、沙船、鳥船”四大海船船型。
福船亦稱“大福船”，是一種尖底海船，以行駛於南洋和遠海著稱，是福建和浙江沿海尖底海船的通稱。鄭和下西洋船隊中的寶船、馬船、糧船、坐船和戰船，也大多為福船。廣船起源於春秋時期或更早期，產於廣東，建造地在廣東省和海南省，有較好的適航性能和續航能力。沙船是一種平底、方頭、方艄的海船，是我國最古老的一種船型，為北方海區航行的主要海船，因其適於在水淺多沙灘的航道上航行，所以被命名“沙船”。鳥船頭似鳥嘴，故稱“鳥船”，又稱浙船。沿海一帶的古代浙江人認為是鳥銜來稻穀種子，才造就了浙江的魚米之鄉，所以把船頭做成鳥嘴狀。由於“鳥船”船頭眼上方有條綠色眉，故它又得名“綠眉毛”。
“綠眉毛”木帆船造船技術和工藝的歷史，雖然十分悠久，但是在一千多年前，人們建造木帆船很少使用圖紙。技藝高超的造船師傅，完全憑著世代相傳的看家本領，把每一個線條、每一個標準尺寸都印在腦海裡。即便是畫個草圖，他們在看完後立即銷燬。因為，對造船師來說，圖紙如同武林秘笈一般珍貴。
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造船工藝，在中國最為典型的四大古船上都有使用。比如最典型的鳥船“水密隔艙”技術，明代製造的遠洋航船上，一般都有很多個這樣的隔艙。它可用來放貨物，還能提高船的安全性能，當其中一個艙進水時，由於其他艙位密封，所以船隻不會下沉，堪稱中華民族乃至人類航海史的巔峰之作。
三、閩舟為上
古代福州造船業的崛起，有賴於漢魏時期與南海諸國的頻繁往來。南朝劉宋時期歷史學家范曄編撰的《後漢書·鄭弘傳》記載，“舊交趾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汛海而至。” 東冶即福州。可見，早在三國孫吳永安時期，就曾在東冶置典船校尉，主謫徙之人造船於此。福州開元寺東直巷就是吳時的都尉營，號“船場”。說明當時福州已經具備了一定的造船能力。
隋唐以來，福建海外交通貿易興起，福州成了重要的海外交通貿易港口，也成為當時福建的造船中心， 乃至於全國造船基地之一。在疍家航海技術與漢人科技文明結合的基礎上，閩人造出了適於遠洋的大船。宋時，由於宋代經濟中心轉移到南方，這給南方航海業打下堅實的基礎。曾任北宋福建南安縣主簿的謝履詩云：“州南有海浩無窮，每歲造舟通異域”。可見泉州所造海船，在宋代已被列為朝廷制定外交船舶，甚至北方的金朝人也來請福建人去打造戰船。據徐夢莘編著的宋代史學名著《三朝北盟會會編》載南宋初年名相呂頤浩文稱，“南方木性與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為上，廣東船次之，溫、明船又次之。”
從自然資源來看，閩浙粵三省多山區，盛產木材，其中又以生長在福建山區的杉木、松木、樟木、梨木等建材最適宜造船，加之南方中國的手工業，如木工、鐵工、油漆工等都很發達，其製造技術足以支撐大規模的製造業。宋元時期，福船成為開展海外貿易的主要船型。馬可·波羅稱：“各有船房五六十所，商人皆處其中，頗覺寬舒。”馬可·波羅於公元1291年奉元世祖之命護送蒙古公主闊闊真出嫁給波斯國王，就是從泉州港起航。明代鄭和下西洋的船隊主要採用的就是適於遠洋航行的福船，之後更以福船為主要戰船。
舟船，不僅幫助先民們勇猛地划向海洋，還是開啟人類海洋文明的標點。千百年來，隨著造船術、航海術的不斷進步，人們出自征服海洋和祈求平安豐收的願望，用自己的聰明才智，展開飛翔的藝術翅膀，創造出豐富多彩的船文化，喚醒了人們擁抱世界的開放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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