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風華的熱播，使明史，特別是明成祖朱棣和其子明仁宗，其孫明宣宗的歷史事蹟進入公眾視野，廣受關注，其中對於明仁宗的熱度十分高漲，明仁宗在劇中由著名演員梁冠華老師扮演，他的神探狄仁傑系列闡釋君就十分喜歡，梁冠華老師將明仁宗朱高熾的仁厚，慈祥和腹有乾坤的特點表現的十分到位，小事上太子擅長嬉笑打哈哈，會選擇退步，但是在大事上卻果斷堅韌。是我在劇中十分喜歡的角色，但是否覺得明仁宗文治擅長，卻不得武備哪，其實雖然明仁宗在位只有九個多月的時間，在軍事上卻也為大明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和指定了優秀的制度，對於後世影響很大，可以說明仁宗雖然在治軍打仗上並沒有傑出的才華，但對於軍事體制，邊軍防衛也有這自己獨到的見解，且意義深遠，他能夠認真分析並給出有效的解決方案，永樂盛世之下其實大明的邊防卻暗藏危機。
梁冠華老師劇中飾演明仁宗朱高熾
永樂之治下北方邊防又存在著怎樣的問題
大明建立者朱元璋在驅逐蒙古，統一天下後，北方邊境並沒有在真正意義上進入和平，元朝殘存勢力依然強大，“引弓之士，不下百萬眾也，歸附之部落，不下數千裡也”——《明史紀事本末·卷10》，時不時就騷擾大明北方邊境，此時的大明北方邊境情況堪憂，可以說在歷朝歷代只比宋朝強一點，幾乎可以用每月一小仗，每年一大仗來形容，這對於雄才偉略的洪武大帝來說是不可仍受的，但礙於戰馬不足和後勤補給過長一直無妨主動進攻消滅敵人，洪武二年之時，常遇春與徐達等奉命西征，途中元朝大軍反攻被平，“上命遇春自鳳翔赴北平徵迄北餘寇……遇春、文忠率步卒八萬、騎士一萬，自北平往取開平”——《明太祖實錄·卷43》
騎兵和步兵的比例是一比八，進入遼闊的草原和荒漠機動能力是弱於敵人的，騎兵追則會落下步兵，不追則被草原騎兵外圍用弓箭點名，騷擾這是蒙古出了名的戰術，當時全國戰馬不過十萬頭，（到了永樂朝更少下降了百分之七十。）馬政一直是中原王朝都得痛點，朱元璋一方面積極準備北伐，一方面也採取懷柔政策，打算招降蒙古貴族和將領。然而洪武五年嶺北戰役失利之後，朱元璋對於遠征漠北心有餘悸，故而明朝開始由戰略進攻向戰略防守傾斜。洪武六年（1373）從漠北返回以後，朱元璋便命徐達等前往北平、山西等地籌謀邊備，北平地區永平、薊州、密雲一線129處關隘以及雁門、太和嶺、武朔地區的73處關隘均有重兵把守，而紫荊關、蘆花嶺等地亦設千戶守衛。洪武九年（1376），又在燕山前後196處烽堠增兵守衛。在鎮戍制度上，建立大將鎮守制度，大將有自主行動、便宜行事的權力，建立軍政合一的軍鎮，均是為了應付前線複雜的突發情況。然而大將鎮守制度使邊鎮大將手握重兵，且軍政一體，無異於唐朝藩鎮，這不是是朱元璋想要看到的，於是塞王制度在朱元璋的策劃下誕生，朱元璋指定了尊王攘夷策略，到了和春秋時期秦燕晉等國護衛邊境保衛周皇室道理上相同，根據地理位置設定了邊境九邊並配以九王，從東到西是指遼王、寧王，燕王、谷王、代王、晉王、秦王、慶王、肅王九王。“此九王者，皆塞王也，莫不敷險隘，控要塞，佐以元戎宿將，權崇制命，勢匹撫軍，肅清沙漠，壘帳相望。”因九王鎮守邊塞所以稱之為塞王，其中以燕王，晉王，寧王等權力最大，隘口最為重要，可以說這九王屬於國中之國權力巨大，且五軍都督府對於塞王藩區沒有直接管理權限，需要聯合辦公，在洪武初期按照，朱元璋的“守以持重，來則御之，去則勿追”——《明太祖實錄·卷78》的防禦策略，邊軍還是有著進可攻退可守的主動權，在保衛國家上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塞王權力過大，朱元璋也有意識到，出臺了許多制度進行制約，比如王府取消人事權，需要中央調派，不得管理地方政事等，然而並沒有從根本上制約，造不造反還是看心情，晉王死後，九邊幾乎以燕王為首，這也是朱棣敢於造反的資本所在。
朱棣造反成功內心十分清楚，塞王制度的不安全性他就是活例子，於是對於九王在王朝穩定後開始進行削減，並建立總兵鎮守制度，總兵制度和大將制度的區別點在於，大將是以人名進行分配，屬於臨時官職，而總兵則已經成為正式官職，誰來擔任則有朝廷掌控，但是總兵鎮守制度在永樂初期並不完善，而朱棣為了邊鎮管理將衛所遷往燕地，這無疑間接割讓領土，為後來明中後期北方的抗敵局勢艱鉅埋下伏筆。
具體表現形式為，朱棣於建文四年九月“命都督陳用、孫嶽、陳賢以山西行都司所屬諸衛官軍於北平之地設衛 ,移屯種 ,雲川衛於雄縣、玉林衛於定州、高山衛於保定府、東勝左衛於永平府、東勝右衛於遵化縣、鎮朔衛於薊州、鎮虜衛於涿州、定邊衛於通州。其天城、陽和、宣府前三衛仍復原處”——《明太宗實錄 : 卷一二》此舉將東勝左右等八衛全部移往北平地區 , 減少了山西行都司屬衛數的 30% ,新遷入內地的衛所被並歸後軍都督府管轄，衛所遷出之後 ,實際上形成了兩個後果 ,一是原來寧夏與大同間河套北部的戰略呼應關係被大為削弱 ;二是河套東北部地區喪失了河外保障。這也是標題所說的巨大隱患所在，大片國土出現的真空期，致使瓦剌勢力崛起後可以利用該區域騷擾中原地區，雖然在永樂時期已經針對兵力減少進行了擴編的策略但是曾經的北方防衛，在塞王制度和總兵制度的過度上並沒有完成，實際上之確立了寧夏、甘肅、大同三邊鎮守官。或許在朱棣看來我不去打他們就不錯了，留些衛所是屯兵用的。這也是失誤所在。
大明風華劇照
明仁宗登基後第一步就是籌措總兵鎮守制度上總兵官的人選，和完善總兵鎮守制度，並將北方邊防進行一體化，並加派文職機要人員進行，輔助文件，軍機留檔等。
永樂二十二年，朱棣逝世於第五次北征的歸途，一代永樂大帝終於可以按照他的意願就是死他也希望死在馬背上，但永樂的盛世就如康熙盛世一樣留下了無數隱患，八月十五日，明仁宗繼皇帝位，並大赦天下他知道天下苦北征，遷都，南下西洋，著永樂大典久矣，開始採用了休養生息的策略，然而你想休息好，得先蓋好圍牆，這裡的圍牆不是長城而是守衛邊疆的總兵們，在登基的兩天裡明仁宗先後冊立四位邊鎮總兵，八月十七日，明仁宗任命了四個鎮守總兵官，“命武安侯鄭亨等四人俱充總兵官，亨鎮守大同；保定侯孟瑛鎮交恥；襄城伯李隆鎮山海；武進伯朱營[榮]鎮遼東。"這四個總兵官中，北邊軍鎮佔了三個：大同，山海（含永平）、遼東。二十日，“升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譚廣為本府左都督，命鎮守宣府等處。"這是仁宗在北邊任命的第四個總兵官。譚廣受命後，馬上就守邊事宜提出建議：“廣奏請以其所領騎兵五千，分畀都指揮崔聚、武興、指揮董興、張政、唐銘、阮真六人，每三人領一千，更番隨往宣府備禦，三月一更。"——《明仁宗實錄》在隨後的兩個月內又通過調換和冊封了三位總兵或者官職同於總兵，這樣明仁宗在登基的兩個月內冊封了七位總兵。
七個軍鎮的鎮守總兵官任命之後，朱高熾每給一個軍鎮的總兵官發出指令，都同時給其他軍鎮總兵官也發一份，顯示出對北邊軍鎮一體重視的特點。如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朱高熾“敕大同總兵官武安侯鄭亨曰近阿魯臺遣使來朝進馬，今差指揮趙回來的等，同來使齎敕，宥其前過，令通好如故。然此寇譎詐，或乘國有天喪，邊境無備，復來侵擾，蓋未可測。宜整搠軍馬，嚴加堤備，仍令各隘口及煙墩晝夜用心瞭望，謹慎！謹慎！毋致疏虞。' ——《明仁宗實錄，卷四》
將士出征
這是一方面優待阿魯臺的使臣，推進和平的朝貢體制，另一方面又不放鬆警惕，做到有備無患。應該說，這是明廷深諳遊牧民族的特點而採取的有效措施，也顯示出明代北部邊防和平防禦的特徵。在給武安侯鄭亨發出敕諭後，朱高熾又“敕寧夏、甘肅、遼東、宣府、山海永平、開平總兵官及備禦官亦如之"
可見明仁宗對於草原遊牧民族習性心知肚明，並對於邊防衛所的管理制度十分了解，這也側面反映出明仁宗在軍事上也有著著出色的認知。進行北方防衛一體化是十分出色的邊鎮防衛舉措，並派遣騎兵在軍鎮之間進行巡視用以監督和管理，此時的大明邊軍實力強大，遇到小夥蒙古散兵會進行圍而殲之，比如：洪熙元年三月二十日，“制諭太子太保陽武侯薛祿，佩鎮大將軍印，統總兵官，率軍自開平至大同緣邊往來巡哨，遇有虜寇，相幾剿捕，軍至赤城等處，追趕韃賊，殺死百餘人，生擒十餘人，餘賊奔潰。"事後明仁宗為防止韃靼報復，同時向沿邊發出預警，“敕大同總兵官武安侯鄭亨，參將都督僉事沈清及掌山西行都司事都督僉事李謙等，令督各煙墩晝夜瞭望，各城池屯堡嚴加守備，十分防慎，不可怠忽。"同時“敕寧夏、甘肅、宣府、山海永平、開平總兵及備禦官亦如之。"——《明仁宗實錄,卷七》。
為何韃靼不敢進軍因為此地距離衛所很近，這些巡視騎兵進可攻，退可守，十分麻煩，並且邊鎮軍機一體，有很強的配合。明仁宗對於北方防衛一直緊繃意識沒有絲毫懈怠，可見其高瞻遠略，對於各軍鎮總兵要求是不得擅自離開崗位，無論朝廷有何要事可派副手參加，只看這點明仁宗如果活的長久絕對是守成的好皇帝。
明朝邊軍
永樂時期將雲川，高山等衛調離造成的防衛上的戰略缺失在洪熙四月大同總兵官武安侯鄭亨向朱高熾奏請：“邊城孤曠，守兵不足，乞仍以前所調高山、玉林、鎮虜、雲川四衛兵之在保定、定州、涿州、維 雄縣者，相兼屯守。”明仁宗通過鄭亨的奏摺也意識到防衛上的缺失，並同意了鄭亨的意見，然而正直冬季，大軍遷移過於艱難，於是改為開春天氣變暖在遷移，這也是明仁宗出色的戰略意識，並沒有侷限於父親的意識，然而第二年春天因為邊鎮機要沒有建立歸檔，戰士們在開春之時已經墾荒種上了莊家，如果遷移就會造成軍隊沒有守成，沒有軍糧，只得延後，這以延後不幸的是明仁宗沒有等到。
但明仁宗認為這是由治文書者之忽略所造成，於是決定從文職官員中選擇“有才識者一人，遣來專理軍機文書"，但不得干預軍機調遣等事。第二天，他把這一措施推行到北邊各鎮，“敕各處總兵官軍中機務，貴在謹密而不稽滯。比武安侯鄭亨處稽緩一事，所誤非小。蓋治文書者之失於檢點，已度卿等亦不克此失。況聞諸將多用卒伍之人治文書，未及施行，已滿[漏]洩傳播，於事非宜。今於文職內簡重厚有才識者，各遣一人來，專理文書。惟文書爾與之訁義而行，文書有漏洩稽誤，責在彼。若軍機調度一切之事，彼無預焉。' "這是向九邊軍鎮派去了專理軍機文書的機要人員。四月底，仁宗遂“命郎中李子潭等，分往總兵官楊陽武侯薛祿等處，專理軍機文書。皆賜敕諭之曰朕命將御邊，其軍務之殷，重在嚴謹，而文墨所寄，尤重得人。今以爾等重厚達於文理，特命往各總兵官處，凡其軍中機密文書，從總兵官同爾整理，必謹慎嚴密，不可洩漏。其總兵官調度軍馬，發號施令等事，爾一切不得干預。總兵官宜以禮待爾，爾亦宜循守禮法，不可輕慢，庶幾協和相濟，以成國事。欽哉！' "明廷北邊軍鎮從此有了文職機要人員，這對保障信息的通暢有重要意義。——《明仁宗實錄，卷十二》
結語：洪熙元年五月十二日，這位傳奇皇帝病逝，其在位時間不到十個月其對明代北邊防衛的調整與整頓卻是貢獻很大。他向北邊派出了七個軍鎮的鎮守總兵官，頒發了六個將印，使明代北邊軍鎮進人有序化，以後各鎮總兵官的接替在實錄中均有清楚的記載，並且向北邊各軍鎮派駐了文職機要人員，就此奠定了後世軍鎮發展的基本模式。很多人認為明仁宗寬仁對於文治上有著不錯的才能，而忽略了其實明仁宗只是沒有進行對外戰爭，但是對於軍事上其也有著獨到且冷靜的見解和能力。如果其能夠長久在位對於大明軍事制度上的進步與改革也將是大明之福。很多人說其在靖難之役中，守衛北京之戰上，防守有成，依賴的是城堅和後勤充足，但通過本文將其在位時對於軍事制度上的完善可以知道，明仁宗在軍事上的才華被其他方面所掩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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