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拓跋鲜卑南迁路线上的温泉

古代拓跋鲜卑祖先推寅（鲜卑语中称爱动脑筋、勤于思考的人为“推寅”，往往作为对英明睿智的部落首领的称呼）等离开呼伦贝尔草原上的“嘎仙洞”而南迁到“方千余里”的大泽，大泽是拓跋鲜卑南迁过程中的重要节点，具有特殊的意义，但是其准确的地望、在拓跋鲜卑南迁中的含义，在仅有文献作为佐证的年代，始终并不十分清楚。

《魏书·序纪》中有这样的记载：

献皇帝讳邻立。时有神人言于国曰：「此土荒遐，未足以建都邑，宜复徙居。」帝时年衰老，乃以位授子。圣武皇帝讳诘汾。献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其迁徙策略，多出宣、献二帝，故人并号曰「推寅」，盖俗云「钻研」之义。

经过学界多年努力，特别是考古工作的进展，在二重乃至多重证据的确认下，拓跋鲜卑迁徙的线路已大体确定下来。有学者在系统梳理2004年已发现的所有鲜卑墓葬后，为我们描绘了一条较清晰的路线，即：“嘎仙洞——拉布达林——扎赉诺尔——孟根楚鲁——南杨家营子——苏泗汰——和日木图——东大井——三道湾——百灵庙——西沟子村(和林格尔)”。

拓跋鲜卑的南迁呈现出另类的人往高处走的态势。

现今鄂伦春自治旗的嗄仙洞即为著名的“鲜卑石室”，也就是拓跋鲜卑的祖庙所在之地。

嘎仙洞201字隶书《祝文》在考古人员面前难以置信的出现了，这一发现正好和《魏书》的记载相印证。

嘎仙洞祝文全文翻译。

当然，这条线路并不一定完全准确，但至少给我们指出了拓跋鲜卑迁徙过程中一些重要的暂居点，在这些暂居点的附近能否找到温泉的踪迹？

由于缺乏古代内蒙古地区温泉的资料，我们只能以现有的温泉为参照。当然，如果没有重大的地质变化，温泉作为一种地理特征是不会轻易改变的。

拉布达林、扎赉诺尔、孟根楚鲁是拓跋鲜卑第一次南迁到“方千余里”的“南方大泽”后留下的遗存，南方大泽就是现在的呼伦湖，这三处遗存分别位于呼伦贝尔市的满洲里市、额尔古纳右旗以及鄂温克族自治旗。而呼伦贝尔市的海拉尔区就有一处温泉，考古工作者在海拉尔也曾发现一处鲜卑遗存。南杨家营子、苏泗汰两处遗存位于赤峰市巴林左旗和林西县，赤峰市境内有多处温泉，其中位于克什克腾旗的热水塘温泉与林西县苏泗汰遗存相当接近。东大井、三道湾两处遗存分别位于乌兰察布盟商都县和察右后旗，其中察右后旗境内有著名的察哈尔火山群，火山群中分布有大量的温泉，且该火山群沿乌兰哈达——高勿素隐伏大断裂展部，一直延伸至商都县境内。西沟子村遗存位于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与其毗邻的凉城县境内有内蒙古第三大内陆淡水湖泊——岱海，岱海周边分布着丰富的草场资源，对于拓跋鲜卑这样的游牧部族来说，是非常优质的天然牧场。而岱海也拥有内蒙古地区4大温泉之一的岱海温泉。

拓跋鲜卑相比慕容鲜卑等“先进者”，进入中原时间较晚，但后来居上。

综合以上的对照，笔者认为，拓跋鲜卑在迁徙的过程中接触到温泉的可能性很大（而在嘎仙洞附近，暂时未发现有温泉分布），而温泉对于游牧部族来说亦非常重要。首先温泉可以解决牲畜在冬季的饮水问题。其次冬季温泉附近的温度相对较高，有利于植物的生长，可以为牲畜过冬提供部分牧草。还有就是温泉对人、畜所患的一些疾病有治疗作用，对医疗技术尚不发达的游牧部族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有许多游牧部族把温泉称为“神泉”、“灵泉”，也正是这个原因）。

温泉这种治疗疾病的功效在北朝相当受重视，关于这一点，后文还有详细的论述。因而笔者认为，拓跋鲜卑应该在其迁徙的过程中开始逐步接触、了解进而利用温泉资源，而北朝时期对温泉的重视和青睐与之应有密切的关系。或许可以说，温泉的分布情况可能也是导引并影响鲜卑迁徙路线的众多因素之一。

二、见于史料的几座北魏温泉宫

《魏书》中有大量关于帝、后等行幸温泉的记载，其中明元帝1次、太武帝3次、文成帝2次、孝文帝2次、出帝1次、文明太后1次（与孝文帝同行）、宣武帝灵皇后1次，而相关的内容在此前的正史中却罕有记载。北魏皇室行幸过的温泉，见于史书的有5处，分别是广宁桥山温泉、代郡温泉、灵丘温泉、嵩山温泉和（洛阳）阙口温泉，并至少在其中的两处建置了温泉宫。

其中著名的一处是灵丘温泉宫。《魏书·高宗纪》：“兴光二年十有二月丙子，还幸灵丘，至温泉宫”。《水经注》中记载了灵丘境内的一处温泉，“滱水出代郡灵邱县高氏山。……又东合温泉水，水出西北暄谷，其水温热若汤，能愈百疾，故世谓之温泉焉”。灵丘温泉宫应该就建于此。今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王庄堡镇汤头村有一处温泉，亦有很高的医疗价值，经学者考证，此处的汤头温泉就是《水经注》中的灵丘温泉。

北魏实际控制疆域之大，实非刘宋可比。

据《大同年鉴1994》：“汤头温泉具有很高饮用价值和独特的医疗效果。……浑源汤头温泉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氧泉之一，誉称‘北方第一泉’”。当然，北魏时人们对温泉的成分及其疗效的认识尚不可能那么深入，但灵丘（汤头）温泉的医疗价值确实非常突出，陈寅恪先生曾指出：

（魏晋隋唐）时期温泉之浴，其旨在治疗疾病，除寒祛风。非若今世习俗，以为消夏逭暑之用也。

加上汤头温泉（灵丘温泉）水质的清澈透亮，距当时的都城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距离也相当近，这应该就是北魏在此建置温泉宫的原因。

另一处为广宁温泉宫。《魏书·高宗纪》：“太安四年春正月乙卯，行幸广宁温泉宫，遂东巡平州”。《水经注》：“㶟水又东，温泉水注之。水上承温泉于桥山下。广宁温泉宫应该建筑于桥山温泉附近，胡三省亦持这一观点。又据《水经注》，桥山温泉“能治百疾，是使赴者若流”，故而桥山温泉亦具有很高的医疗价值，这应是广宁桥山温泉宫建置的原因之一。

另据《魏书·太宗纪》：“神瑞二年六月壬申，幸涿鹿，登桥山，观温泉，使使者以太牢祠黄帝庙”。《魏书·世祖纪上》：“神䴥元年八月，东幸广宁，临观温泉。以太牢祭黄帝、尧、舜庙”。可见，行幸广宁温泉还常与祭祀黄帝庙的活动相伴。

原创历史话剧《北魏风飏》中的北魏君臣艺术形象。

《魏书·序纪》记载：

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其裔始均，入仕尧世，逐女魃于弱水之北，民赖其勤。帝舜嘉之，命为田祖。

此说实际上与埃涅阿斯（Aineias）是罗马种族的缔造者或者康定土司是果亲王（康熙帝第十七子胤礼）的私生子实际类似，其可靠性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如果不是完全没有的话。

北魏（386年—534年）是拓跋鲜卑建立的政权，也是南北朝时期北朝第一个王朝。

然而，这种向壁虚构的说法应当是魏收撰史前早就有之，这种对中华共同祖先的认同，最主要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叙述拓跋氏的族属源流，从血统上把拓跋氏融入中华民族，从文化上认祖归宗，并以此论证北魏政权在中国历史发展序列中的正统地位。

又《魏书·礼志》：“虞舜播太平之风，致无为之化，可祀于广宁”。前引《魏书·世祖纪上》：以太牢祭广宁尧、舜庙。可见，广宁还是祭祀尧、舜的重要场所，而祭祀尧、舜的意义与祭祀黄帝相同，因此《魏书·序纪》中也不忘提及拓跋祖先在尧、舜时的功绩。故而北魏早期的道武、明元、太武、文成诸帝，曾多次亲赴广宁祭祀黄帝、尧及舜庙，皇帝屡次亲赴祭祀，总需要个落脚点，桥山温泉又由于其疗效突出“是使赴者若流”，故而在此建置温泉宫，应是顺理成章的事，《水经注》中记载的“泉上祭堂”，也可能与祭祀活动有关。

三、温泉疗疾的文化背景兼与陈寅恪教授商榷。

正如陈寅恪先生所指出，北朝时期“温泉之浴其旨在治疗疾病，除寒祛风”。故而在《水经注》中有大量关于某处温泉“可以疗疾”、“可治百病”乃至“疗治万病”的记载——当然，在现代医学没有昌明之前，这种用温泉疗治疾病，或许能带来一些症状的改善，但肯定不可能达到现代医学意义上的有效痊愈。

然而，架不住当时的人们信这个，史书中亦有不少官员在温泉治疗疾病的事例——某种意义，这也是类似北戴河的政治待遇。

《魏书·贾彝传》：“天赐末，彝请诣温汤疗病”。《魏书·陆丽传》：“和平六年，高宗崩。先是丽疗疾于代郡温泉”。《魏书·源贺传》：“太和元年二月，疗疾于温汤。高祖、文明太后遣使者屡问消息，太医视疾”。《北齐书·杨愔传》：“因哀感发疾，后取急就雁门温汤疗疾”。不仅官员本人，他们的亲属亦有疗疾于温泉者，魏直阁将军冯邕之妻元氏，“少遭闵凶，忧穷相仍，泣血历年，遂成心病”，后“疗疚温汤”。

北朝时期，官员们不仅前往温泉修养、疗疾，还撰写了《温泉颂》、《浴温汤泉诗》、《温汤铭》、《温汤碑》等诗文来赞美温泉，而其中最常见也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赞叹温泉那种自然天成的疗疾功效。北魏元苌《振兴温泉颂》：“盖温泉者，乃自然之经方，天地之元医，……千城万国之氓，怀疾枕屙之口，莫不宿粻而来宾，疗苦于斯水”。北齐刘逖《浴温汤泉诗》：“神井堪消疹，温泉足荡邪”。北周王襃《温汤铭》有“神泉愈疾云云”。北周庾信亦有一篇《温汤碑》，其中有“洒胃湔肠，兴羸起瘠。……神水蠲屙”之句。不只是官员，北魏神䴥三年春正月癸卯，太武帝“行幸广宁，临温泉，作《温泉之歌》”。虽然我们已无法了解这篇《温泉之歌》的具体内容，但考虑到前述广宁桥山温泉“能治百疾，是使赴者若流”，因而其中应该也有相应的内容。

古代中国，泡温泉一般是皇亲大臣们的特权，深深印有“贵族”的标记。

从《水经注》的相关记载及上引庾信《温汤碑》的内容可知，北朝时人们利用温泉疗疾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就是将身体直接浸泡在温泉中，如《水经注》中记载了多处温泉的水温过高，人无法直接浸泡，因而将温泉水引出，降温以后使用的情况。另一种就是直接饮用，通过“洒胃湔肠”，以期达到“兴羸起瘠”的作用。

陈寅恪教授曾依据东汉安世高译的《温室经》推断，温泉疗疾的理论与方法是由中亚传入的，是受胡风影响而来。查《大正新修大藏经》及《高丽大藏经》，《温室经》即《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陈先生引《倭名抄·佛塔具之部》指出：“今按温室，即浴室也”。又《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佛告耆域（谈古论金按，耆域是佛陀时代的一代名医，也翻译做耆婆伽、只婆、时婆、时缚迦，曾至希腊殖民城邦附近的德叉尸罗国学医，后返王舍城，担任频婆娑罗王与阿阇世王的御医，他虔诚信仰佛教，屡次治愈佛弟子之病。），澡浴之法，当用七物，除去七病，得七福报。何谓七物？一者然火、二者净水、三者澡豆、四者苏膏、五者淳灰、六者杨枝、七者内衣”。说到这里，我们不难发现，佛经提到的温室中使用的并非天然的温泉水，而是通过“然火”加热的“净水”，故而该经宣扬的不是温泉疗疾之功用，实是热水浴的功效。

耆婆（耆域）以手环认父，放弃王位请求学医。

笔者检索了这一时期的佛教文献，也未发现其它有关温泉疗效的论述。在我国，温泉很早就被先民所利用，骊山温泉的考古工作向我们展示，对骊山温泉的修筑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时期的姜寨。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我们虽无法确定先民何时知道温泉具有疗疾的功效，但其利用温泉的历史确实非常悠久。因而很难说使用温泉治疗疾病的方法是由中亚传入的——更多的可能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是基于生理需求与科技发展独立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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