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雨夜
1994年的一个雨夜。
北京的一家医院里，一位83岁的女人，守候在她丈夫的病榻前。
连续数日的日夜服侍，她看上去也摇摇晃晃，随时可能倒下。
窗外雨点，滴滴答答轻叩玻璃窗，雨粒一颗推动着一颗，顺着玻璃纹路滑下，将窗外的夜色拉得好长。
“季康，咱们找的人明天就来了吧？明天你就回家吧。”躺在病床上的男人说。
“这怎么行？来的人只能打个副手，我不走。”女人躺在病床边搭着的折叠床上，看上去很瘦弱，但语气坚定。
“你可以在一边看着她做，看了你总该放心了。（旁观）就明天一天啊。”
“默存，你的《槐聚诗存》上，我抄错了几个字，书都印出来了，这可怎么好？”
“打岔，说的是让回家的事儿。”
“我怎么能把你的诗抄错了呢？真是的。”女人叹气。
“明天你就回家去吧。”
没有回答。只听得远处汽车碾着湿漉漉的路面疾驰而去声音。
躺在病床上的这个男人，就是著名作家、学者钱锺书，而在贴身服侍他的，正是他的妻子、作家杨绛。而这段的对话，是作家张建术记录在《魔镜里的钱锺书》一书中的真实场景。
从1994开始，钱锺书的身体状态每况愈下。先是发烧，后检查出膀胱部位有癌变，手术中又发现右肾坏死。在住院治疗的50多天里，杨绛日夜不离丈夫左右。医生、护士、亲友纷纷劝她回家休息一下，先让其他人替换一下，她只是微笑道：锺书在哪儿，哪儿就是我的家。
2.相逢
21岁时，杨绛在清华大学的古月堂前遇见22岁的钱锺书。
当时的他风华正茂，一身青布大褂，脚踩一双毛布底鞋，鼻梁上的一架老式眼镜，遮挡不住后面一对囧囧传神的目光。两人一见如故，侃侃而谈。之后，钱锺书的书信一封封袭来，绵密情长。
书信的落款上，钱锺书总是花样百出，最常用的是“奏章”这个称呼，喻意“禀明圣上”。
交往3年，两人于1935年的夏天在苏州举办了婚礼。杨绛穿着婚纱，旁边站着提着花篮的女童，身后还有一个花童帮她提着拖地的长纱。
时值盛夏，钱锺书的衬衣领子都被汗水浸透，杨绛的婚纱也如蒸笼一般，一场婚礼下来，两个人像淋了一场大雨。杨绛后来在文中写道：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蓝的女孩、提纱的男孩，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
婚后，两人一起坐船去英国留学，两人搭乘的远洋渡轮，在海上漂了一个多月。钱锺书在《围城》里说，两个要结婚的人，若想看出彼此的破绽，结婚前最好去旅行，但是不能短，至少要一个月，如此舟车劳顿难免会心烦意乱，很自然就会“原形毕露”，这种情况下如果不会就此分开，那么就可以结婚了。
在这次长途旅行中，钱锺书确实露出了很多“破绽”，比如，他不会系鞋带的蝴蝶扣，连日常用筷子也不大灵光，经常“闯祸”，不是打翻墨水瓶染了桌布，就是弄坏台灯，像个没长大的孩子，全然失却了做学问时的潇洒。
对此，杨绛就三个字：“不要紧”。她爱他，愿意包容他的所有缺点，从不试图去改变他。家里大小麻烦，只要她能解决，绝不拿去“烦”他，她深知，钱锺书的价值在于著书立说。她曾在文中写道：“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锺书写《围城》，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
连钱锺书的弟弟也毫不吝啬地夸赞大嫂杨绛：“她像一个帐篷，把大哥和钱瑗都罩在里面，外在的风雨都由她抵挡。她总是想包住这个家庭，不让大哥他们吃一点苦。”
好的婚姻里，一个人愿意付出，一个人懂她的付出，相扶相伴，即便世界兵荒马乱，内心也依然岁月静好。
3.素简
渐渐在时光中老去的杨绛，将自己比作“红木家具”。她说：“别看咱们外表挺结实，其实是红木家具。你知道红木家具吗？那是一种用胶水粘起来的家具，摆在那里挺好看的，就是不能搬动。”
因为《围城》，世人皆知钱锺书的幽默，却不知杨绛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一次，提到电视剧《围城》里，女人穿的旗袍的开衩，杨绛不解地说，我们那时候穿旗袍，好似没有开衩的，现在的电视剧中，女人的旗袍都是开衩的，而且越开越高，到最后变成了两片儿。她边说边用手比划，从膝盖一直比到腰上。
老年的杨绛有心衰的毛病，有时会胸闷或心痛，但她跟友人强调说：“心衰是老年人最理想的病了，一是干净，二不传染，三是干脆，走得快！”因为多次因病进出医院，她还得意地向别人宣称：“我可是协和医院最老的病人了！”
百岁生日时，她笑言：“老而不死，是为贼，如今我是贼了！”又说：“俗话说‘好人不寿，坏人不死’，这坏人的行列可不包括我喔！”
过102岁生日时，后辈去家里给她庆祝，有人精心挑选了一只“水晶猪”当生日礼物，杨绛拿着爱不释手，嘴上却说：“我以为会送我一只墨猪的，因为我肚子里都是墨水。”大家一听全笑了。杨先生接着又说：“这只也好，透明的，一定是只聪明猪。”大伙都说：“这只水晶猪晶莹剔透，像您的品格和人生。”
人淡如菊，安之若素。百年风云动荡，家事变迁，也没能让这位老人失却一颗淡泊平静的心，如她所言：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
4.离散
1996年，钱锺书先生已经走在了人生的边缘，因为肿瘤手术后又发生急性肾功能衰竭，抢救多天，做血液透析，插管治疗。由于药物的副作用，他已不能正常说话，病情也严重到无法正常进食，只能采取鼻饲的办法，需要杨绛每天熬鸡汁鱼汁送到医院，与营养液合在一起。每天都要雷打不动地送饭，照料，时年86岁的杨绛已感疲惫不堪。
与此同时，杨绛收到一个更坏的消息——女儿钱瑗病倒了。
春天，钱瑗腰痛得无法坐起，被送往医院检查，诊断发现是骨结核，脊椎有三节病变。杨绛起初还比较宽心，认为结核病总会慢慢好起来。钱瑗对康复也深信不疑，并且筹划病好之后若无法再上讲台，就在家里带学生。
遗憾的是，再次复查时，经专家会诊，确诊为癌症晚期，肺部积水，癌细胞已扩散。仅几个月过去，已无法自主进食。友人战战兢兢给杨绛打电话，杨绛说：“早先他们瞒着我，我心里怕得很。现在事情出来了，我索性死了心。原来，三个人里不知道是谁先走。现在看来，我不是第一个了。不过也难讲，我是可以随时倒下来的。”友人劝慰她照顾好自己。她说：
“我现在心里蛮静，没希望了，心倒静了。”
钱瑗的病情发展很快，缠绵床榻无几便告病危。她临终前，杨绛在她身边，两人静默无言，手握手度过了刻骨难忘的两个小时，钱瑗对母亲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妈，我累了，想睡觉了。”杨绛点点头，为女儿掖了掖被子，温声说，“那你就好好休息吧。”这就是母女最后的诀别。
送走钱瑗一年半以后，杨绛再一次经历撕心裂痛，这一次，是钱锺书。钱锺书的最后时刻，杨绛陪在他身侧，用家乡无锡话在他耳畔不时低语，直至他停下呼吸，轻身而去。杨绛在他额头留下深情一吻，久久贴着他的脸颊。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一家三人就此离散。
5.长梦
北京。三里河南沙沟。
一个孤单的老人，居于一栋老式多层红楼上，室内摆设非常简朴，水泥地，白灰墙。书房里五个中型书架并立，起居室里，一张宽大的书桌，占据了很大的空间。除了必要的床铺、衣橱、座椅等家具，其他，都是书：中文的，外文的，古典的，现代的，它们彰显着主人的品味和精神。
先后送走女儿和丈夫，年近九旬的杨绛，再次回到了书桌旁。她不知用了多少日夜，将钱锺书留下的零散而残破的手稿，一张张精心拼贴整理，并陆续付梓。她笑称自己仍是“钱办主任”，是他们家留下来“打扫战场”的。
边整理，她还总有一个担心，怕自己来日无多，来不及做完这件事，常常因此失眠。
最终，她整理丈夫的外文笔记共计178册，3.4万页，中文笔记数量与之不相上下；另有“日札”23册，2000多页，合一起足足40卷。
因为她的用心，使得钱锺书先生鲜为人知的作品能够出版，也给了世人一个了解这位文化巨人丰富哲思的入口。
睹物思人，在整理丈夫书稿的日子里，杨绛内心在经历什么，无人知晓。
92岁，她独伴青灯，将她和钱锺书、钱瑗这六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往事，点点滴滴记录在案，结成回忆录《我们仨》。在书中，她将最痛心的那段日子，写成了一个万里长梦，一切好似子虚乌有，似云似雾，唯有情感沉着。
在《百岁答问》中，杨绛说：“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边缘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
6.回家
2016年5月25日，杨绛挥别尘世。走时面容安详宁静，一如她一生的淡泊心境。
她的寓所窗外，长着一棵油松，有一年春天，一对喜鹊在此安居，生儿育女，杨绛常安静地站在窗前，观望小鸟的生活。
如今，那个栖息于窗前的背影，再也见不到了。
观鸟人，“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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