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梓山横亘数十公里，云山苍苍，层峦耸翠，位于武隆、彭水、丰都交界，与仙女山相连，属于武陵山脉。1972年底，我与另外两个知青就在桐梓山脚的“桐梓公社红峰二队”落户。那里有一条小河和一条山溪，它们刚好在我们生产队汇合成一个“丫”字，然后顺流而下入乌江。我们知青的“家”就建在“丫”字的交点上。
在我们之前，就有老知青来过这里。也许是有了“前车之鉴”，或者是有了较为明确的奋斗的目标（已开始有个别知青回城工作），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十分注意自己的“形象”，不怕脏、不怕累，踏踏实实地劳动，很快就博得了社员们的赞许。
劳作之余，我们喜欢吹吹笛子，拉拉二胡，手风琴，或者放一放当时还少见的半导体收音机，更是乐得社员们团团转。
我所在生产队差不多有一百多人，绝大部分都姓“张”。与我一起落户的另外两位同学恰好也都姓“张”，于是便与当地的张姓认上了“家门”。尽管我不姓“张”，但是社员见我们三人形影不离，亲如一家，就把我也搭进去，称为“三兄弟”。
当年春节，我们没回家。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十五，几乎家家社员都请我们去作客。要是不去，一定会引起那家人不高兴的。
不久，队上的张二伯名正言顺地收我们作了“干儿子”。我们称他为“干爸”，称他老伴为“干妈”，而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则称我们为“哥”。张二伯是附近几个队很有名气的屠夫，由于待人和蔼，干事踏实，所以深受大家尊重。每年到了腊月，每家每户都会轮流请他去“洗猪”(即杀猪)。农闲时，队上还安排他做一些保管之类的工作。既然我们是他的“干儿子”，队上的社员对我们更加亲近了，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我们的生活又添了一份生气。因为我们不仅有一个知青的“家”，还有一个和贫下中农真正结在一起的农村的“家”。
那时，但凡我们收工后路过他家门，一定会被热情请进屋去喝碗茶。那两个十来岁的小弟娃一定会爬上屋后那棵高高的梨树，摘下那黄澄澄足有半斤多重的梨子招待我们。或者让我们自己爬上那棵巨大的枣树，边摘边吃。
我记不清有多少次在他家吃晚饭了。长得胖乎乎的小幺弟，总是高兴得合不拢嘴，直往我们怀里滚，“哥”前“哥”后地叫个不停，小妹也是忙进忙出，劈柴烧火，洗菜做饭。不一会就蒸出喷香的包谷饭，配上我们喜欢吃的蒸海椒、洋芋汤，“一家人”乐融融地围坐在一起吃起来。
我也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我们围坐在火塘旁，从屋梁上吊下的铁鼎罐被火舌添得咕噜咕噜的响。我们谈起了自己的故乡、自己的童年、学生时代、山城的美景……以及许许多多对于这些祖祖辈辈，没有走出方圆50公里的人们不可想象的东西。
张二伯的女儿当年差不多十六岁，和当地普普通通的农村姑娘一样，头上总是包着一块白包帕。俊秀的脸庞上，闪着一双黝黑发亮的大眼。常年着一身天蓝色衣服，围上一块蓝底白花的短围腰，更显出山村少女的绰约风姿。
也许因为她有小学文化，也许是年青人想往和追求要丰富一些，她常常会提出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比如：重庆的商店里有没有银坠子卖（当地妇女普遍使用的装饰品），乘汽车会不会头晕，火车是不是喷火……等等。当然也不时流露出能到重庆看看的愿望。“恐怕一辈子都莫想罗”她总是这样回答我们的口头承诺。(后来，我们知青三人曾接“爸爸”来重庆城玩过几天，了却了他老人家一生最大的愿望)。
几十年过去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个漆黑的夜晚，小妹打着火把来到我们知青的家，然后拿出三双崭新的布鞋对我们说：“哥，我知道你们城里人鞋子多，我们山里人做的样子又不好看，莫见笑。这三双布鞋一定要收下，晚上洗了脚，穿上暖和。”我们连声道谢，捧着那双用手工一针一线扎起的圆口布鞋，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不久，我们听人说邻队一参加修铁路回队的社员，通过亲戚与“爸爸”谈妥了和小妹的婚事。当地的风俗就是父亲作主，女儿是无法更改的。终于，有一天，小妹吞吞吐吐地对我们谈到:“爸爸……给我谈了婆家……”“你愿意吗？”我们关切地问，“不愿意又有什么法？”她垂着头，我们第一次看见她眼角闪着泪花。
小妹终于还是出嫁了，出嫁后我们再也没有见到她。不久后，我们三人先后得到了回重庆工作的通知书，离开了桐梓山。多少次在梦里，我重游那里的山山水水；多少次在梦里，我撑着犁把耕地，挥动铁锄挖土，背着高架（山区一种肩背的工具）送公粮；又有多少次在梦里，我和那些纯朴、可亲的山区人民在一起……
閱讀更多 素履草堂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