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愚民思想因其反智主义和精英主义，历来受到公众的反对。在近代思想变革过程中，古代愚民政策同样受到了大量批判，以儒家为代表的封建思想，成了被抵制的主要对象。暂且不提儒家之中的其它糟粕思想，只说这愚民思想的内容，儒家可能是被“高估”了。相比于真正的法家“愚民思想”，儒家的“愚民”可谓是小巫见大巫。
在法家主导的秦国变法中，愚民思想“白纸黑字”的写在法家典籍中，这是法家行“法治”的基础。其典籍之上，存在相当多的“愚民”、“弱民”、“疲民”等内容，甚至有“民弱则国强”的论断，这在我们看来是相当不合情理的。但就是这样一个推行愚民政策的法家，却造就了一统天下的大秦帝国。
秦始皇
法家思想的人性观
在战国主流的法家思想中，“人性本恶”是其基本的人性观，也是其愚民思想的来源之一。“性恶论”原本是大儒荀子提出的观点，但无巧不成书，大儒的观点被他的两个学生继承并“发扬光大”，就是法家的韩非与李斯。
法家思想认为，人性中“恶”的一面是其本能带来的因素，这是后天无法改变的，如果不加以限制，那么人性中“恶”的一面，就会膨胀、失控，做出许多恶的、自私自利的行为。《韩非子·心度》中说：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佚则荒，荒则不治，不治则乱，而赏刑不行于天下者必塞。即民众的本性是恶劳而好逸的，贪享安逸就会导致荒废正业，国家就会出乱子，因此要用法律来约束民众，施刑罚于民。
主导秦国变法的商鞅同样认为民众是“趋利畏罪” 的 ，同时还有“人性好爵禄而恶刑罚”、“羞辱劳苦者，民之所恶也”等观点，因此商鞅主张重刑厚赏来治理民众之所“恶”。
性恶论在名声上自然没有性善论显得那么悦耳，但“性恶论”并非一无是处，它以独有的视角认识人性，强调人性需要约束，其目的仍是制定政策，稳定国家秩序。因此，法家并不排斥人性“恶”的一面，相反，他们认为人性是自然而成的，既然天道授予民众本性中有“恶”，那么它就有存在的合理性。国君在治政的时候需要接受这一性质，根据这种性质进行政策上的引导，让这种性质为“我”所用。因此韩非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
基于对“性恶论”的独特认识，法家支持推行“愚民思想”，如《商君书》所言：民愚则易治也！愚民是限制人性的有效手段，在“愚民思想”的笼罩下，人性的“恶”被裹挟在国家政策当中，用法律进行控制，这就转化成了国家可以利用的一种秩序。
商鞅变法
纯粹的君主利益
愚民政策的推行与法家的服务对象有直接的关系。法家思想与现代社会的法制思想有本质区别，现代法律以人权及自由平等的思想为基础，而法家的“法”是以君主利益为基础的，君权处于法律之上。换句话说，法家判断一个行为是否合法，其标准是是否符合君主的利益。比如：
- 商人经商和工匠制艺，在现代观点看来，经商纳税和制造工具，这是于国有益的。法家却认为商人经商发财，工匠有立身手艺，他们就有所依仗，这样就弱化了君主权威，君权就无法让他们敬畏。其结论就是：民资重于身,而偏托势于外，尧、舜之所难也。因此法家认为经商和制艺是不合法的，商人和工匠都要被禁止。
- 儒家宣传仁义道德，却没有使国家强大的办法，只能让人寻求名利，贪慕虚荣。民众若是只听这些道理，就不会积极的耕种，作战也不会尽力。在道德与法令相悖的时候，就不会完全遵循君主的法令，结果就是 ：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这种人多了，国家就会混乱，这对君主是不利的。因此，法家说“儒以文乱法”。
- 游侠靠着充当刺客而得到豢养，他们做的事都是违背法令的，充当贵族谋私的工具。这种行为若是得逞，那么君主代表的公，与游侠代表的私就相互矛盾了。法令得不到贯彻，君主面临的环境就危险了。因此又说“侠以武犯禁”。
韩非子
除此之外，标榜清高的人，隐居山林的人，花言巧语的人，施恩于下的人等等，在法家看来都是“不法分子”。原因就是他们的存在方式，不符合君主的利益，也就是不能使国家强大。在《韩非子·五蠹》之中，学（儒）者、游侠、纵横家、商贾、逃避公役的人这五大类人因为“非法存在”，都是君主需要铲除的对象。
法家思想的集中概括被称为：“法术势”，这是纯粹的人主之道。如《定法》中道：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家有大量君主控制其臣民的理论，其理解的“国”实质上是广义的君王利益。
在法家的标准下，不关注国内君主之外任何阶层的利益，贵族、士人、平民都不能直接从法令中得到好处。想要过得好，唯一的方法就是帮助君主实现国家强大，然后才能获利。因此，法家的观点是君主与民众天生处于对立面，君主需要的是治理权，另一方则是民尽死力以从其上。 国君处于索取地位，民众处于奉献地位。所谓“奉献”，要么认知极高，行为出于公心，要么认知极低，行为出于束缚。明显，法家主导的是后者，愚民以法束之。
法术势
明确的功利化主义
功利主义就是不考虑一个行为的动机与手段，仅考虑行为的结果对最后目标的影响，所以功利主义往往是高效的，它还有一个相关的叫法是实用主义，注重实际功用和效果。法家就是典型的功利主义流派，它的最高目标就是帮助君主实现国家强大，有助于目标的就会去做，有碍于这个目标的就会舍去。
君主的目标是国家强大，具体到民众生活中就是耕种保粮和为国作战。在秦国的法令中，除了耕与战的行业，大部分都被舍去了。为了最大程度的帮助君主整合国家力量，法家提出了“愚民观点”，如《韩非子·六反》：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即法家认为君主对于民众的作用，就是在危难时刻就要他们拼死作战，平稳安定的时就要他们尽力耕作。这种功利化的观念，明确而彻底 。民众对于国家的作用仅此而已，开启民智，仁义道德等等都是不需要的。
所谓“愚民政策”大体上是指封闭及传播错误的知识，或者故意把知识复杂化，隐晦化，从而达到利用的目的。但法家从不跟你玩虚的，不是弱化知识，而是直接禁止知识和思想的传播。
如《商君书·赏刑》：所谓壹教者，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清浊，不可以富贵，不可以评刑，不可独立私议以陈其上。坚者被，锐者挫。虽曰圣知、巧佞、厚朴，则不能以非功罔上利。然富贵之门，要存战而已矣。
法家的做法是，在统一教化民众时，把那些见闻广博，聪慧而有辩才的人，诚实廉洁、精通礼乐、有道德修养、结成朋党、保举信誉、颠倒黑白的人，不能让他们得到富贵，不能让他们去评论法令刑罚，也不能独自创立私人的学说，禁止他们用私人学说向君主陈述自己的思想，对付顽固不化的人要摧垮他，对那些锋芒毕露的人要挫败他。法家主张强力推行统一的思想，其气魄是相当大的，颇有用一己之力“罢黜百家”的感觉。法家一到，诸门皆闭，天下虽大，富贵无门，唯存一路，战矣！
正是由于这种强烈的功利性，法家总结出一个彻底的“有用论”，《韩非子》有言：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其目标就是，国家民众的一切言论都必须遵循法令，—切行动都必须有助于为国立功，一切勇力都必须用到军事战争上。这样严苛的法令，已经不是愚民那么简单了，是把民众的思想、肉体、行动都归于在国家机器之下，一呼一吸都倍感束缚，民众充当的是一个“有用”的零件。
强大的“虎狼之法”
秦国素有“虎狼之国”的说法，但说“虎狼之法”的国家可能更为合适，这套“理论”执行在其他国家，也有极大的成功率。孔子在游历泰山时曾说道“苛政猛于虎”，但齐鲁两国的变法，与秦国变法不可同日而语，基本是“成长期”的水准。
所谓的“虎狼之法”体现在秦法对民众彻底的控制，可以随意操纵民众的生活状态。《商君书·去强》说：治国能令贫者富,富者贫，则国多力，多力者王。法家认为治国的方法如果能够控制国民的贫弱状态，这是国力强大的体现，就能称王天下。如何控制民众？商鞅认为：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意思简洁明了，人在穷的时候，弱的时候，辱的时候最好控制，因为他们有基本的生存需求，有钱有势的人，不会容易听话的。穷困的人向往富贵官爵，这就是控制的有效办法。
法家对国民的控制可以归结为三点。
其一，铁律治人。作为儒家的反叛者，法家是不信仁德能约束民众的，能让百姓畏服的只有严刑厉法，能够强盛国家的也只有律法，这是由“人性”决定的。因此，法家以“酷法”闻名于世。所谓的“铁律”，对于管理者而言，法家强烈排斥人的主观因素对法律的影响。 如法家认为官吏不需要有德有才，只要在任的官吏按照法令执行即可，接任的官吏再学习法令，继续执行。这样就能保证政策的稳定性和客观性，最大程度的保证公平，规范社会的统一标准。对于民众，则是不需要接触思想知识，不需要耕战以外的社会活动，只要彻底的服从法律。
其二，举国体制。秦国的变法，其目的是称霸于诸侯之间，乃至最后的统一天下，这需要最大程度的调动国家的物力、财力、人力等。因此，商鞅变法的一条重要内容就是“编户齐民”，这个措施能全面掌握国民的基本信息，根据政策统一调动民力。同时秦法主张尽量的分散家族户口，父子分家也受律法管控，这有助于扩大服役人群及税收范围。其结果就是，秦国的法令能够深入到每一位国民的生活，换句话说，秦法能够让每一位国民被动的，不自觉的就已经“为国效力”了。对于秦国来说，“皇权不下乡”基本是不可能存在的。
其三，“赏善罚恶”。这个“善恶”不是道德上的善恶，是有关君王利益的善恶。即于国有益则为善，与国无益则为恶。“善民”的两个基本任务，耕与战。“军功授爵”大都知道，但种田中的好的，也是有奖励的，一样可换官爵，可免除劳役。相反，不种田的或者种田种不好的，是要受罚的。
这种方式正是利用了人性中“趋利避害”的特点，建立了能正常运转的国家秩序，国民若是脱离这套秩序，只能在“弱民”坏境中自生自灭。
综述
其一，法家是专注于服务君王的思想流派，其目的是最大程度的发挥民众力量帮助君主实现国家强大，继而能够在乱世之中建立功业。因此，有效的控制民众就显得十分重要，通过“愚民”“弱民”等手段，降低民众的生活状态，再以军功授爵等方式，释放民众对私利的狂热追求，把民众对私利的追求绑架到国家利益的战车上，由此达到了“万众一心”的效果。这种力量是肉眼可见的强大，国君能够对这一力量如臂使指，所有强国政策贯行无阻，推崇战功至上的秦军，在战场上能无情的碾压六国军队。
其二，探讨历史不能脱离时代背景和社会发展水平。“暴秦”也好，“强秦”也罢，战国七雄都有不同程度的变法，法家能够从战乱中脱颖而出，必是有其独到之处的。法家固然有缺陷，其法律绝对主义及治民用奸等思想是其潜藏的危机，但法家的“不法古，不循今”的实践改革等主张，的确是适合当时战乱的强国之策，这是先秦四大显学儒墨法道中，其他三派所不具备的特点。
其三，愚民政策在短时间内有助于秦国形成统一秩序，达到快速中央集权的目的。但无法解决国内存在的阶级压迫，百姓的战争怨言及六国遗民的不适应性等等矛盾，这些矛盾总有暴发的一天。有多大的克制，就会有多大的破坏，当利益再次出现不均衡，冲突就不可避免，其不可持久性就是潜藏的巨大危机，这些也是需要理智看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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