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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大家孟森说：“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世宗者。”孟氏极口颂扬的勤政帝世宗，就是清代大名鼎鼎的雍正皇帝。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圣祖皇帝在北郊畅春园病逝，临终前指定皇四子胤禛继承皇位，次年改元雍正。虽然七天后即二十日，雍正帝才正式登基。但是，他在圣祖驾崩的第二日就发出命令，命贝勒胤禩、十三阿哥胤祥、大学士马齐和理藩院尚书隆科多总理事务，负责处理“除朕藩邸事件外，余俱交送四大臣；凡有谕旨，必经由四大臣传出，并令记档，则诸事庶乎秩然不紊，其奏事官员处亦令记档。”（《清世宗实录》卷一，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乙未）
历经艰险在九子夺嫡大战中成为了最后的胜利者，雍正自称哀痛不已，内心纷烦，但新始总统朝政还是临危不乱，表现出了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气象：一、藩邸之事，不许外人插手，其中的隐情只有他清楚。二、四大臣总理事务，但必须接报人、奏事官几处记档，相互制衡，以便他日后查阅。
接班伊始，雍正帝便励精图治，早起晚睡，每日批阅奏折百余件，仅汉字朱批就是洋洋洒洒数千字。写起来容易，然事关国计民生，他的每一字词，都须经过深思熟虑，代表着国家的最高指示。
他几乎对各项朝廷制度进行更革，同时推行一系列改革：密建储君、修订大清律例、摊丁入亩、耗羡归公、养廉银、士民一体当差、改土归流、兴办直隶营田、试办八旗井田、改革旗务……他从康熙手中接过一个吏治混乱、国库空虚的政权，交给乾隆一个制度严明、国力强盛的国家，如果不是“以勤先天下”“朝乾夕惕”，是不可能实现的。
像这样一位勤政的皇帝，他的第一个春节又是怎么过的呢？
第一年即雍正元年。改元之年，理应大贺新春。然而清朝的皇帝，除了太祖开国在新春之后，那么只有嘉庆帝在元年春节张灯结彩、举朝欢庆了。因为嘉庆元年的正月初一日，为乾隆皇帝禅位之时。是日，皇太子颙琰先陪乾隆帝至奉先殿祭祖、堂子祭神行礼，然后返回太和殿行传位大典。乾隆亲授宝玺，储君跪受大宝，群臣三跪九拜。奏乐宣表，喜气洋洋。虽然乾隆有些失落，但他改尊太上皇帝，仍为最高领导人。此后，乾隆不时临殿受朝，嘉庆只能侍立或设小座位于旁。
乾隆登基之初，也只在太和殿接受群臣朝贺，但因在雍正丧期内，不奏乐，不宣表。而先帝雍正
登基后的第一个春节，更为简单。雍正先去寿皇殿康熙灵前行礼，回宫后不升殿受贺，去给皇太后问安后（这是他当时每天的必修课，起居注每日都有同样的记载），就去上书房上班了。
关于取消元年新春朝会之事，雍正帝早在即位的第二月，就针对内阁礼部撰拟元旦、万寿和冬至表式提请颁发时，专门作出了批示：“皇考大事未过百日，正哀慕之时，朕岂忍升殿受贺？元旦、冬至贺表，俟雍正二年举行。至万寿表文，过二十七月后举行。”（《清世宗实录》卷二，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丙辰）
取消了新春朝会，但雍正和大臣们必须碰面。君臣心照不宣，打着奉太后懿旨的旗号免行庆贺礼，但接受了朝鲜国王李昀遣使送来的冬至、元旦和万寿节贺表和礼物。
雍正对来使按惯例赏赐，但不赐宴。康熙国丧期间，大规模的推杯把盏就免了。
忙完这些礼节上的事务，雍正皇帝就紧张有序地安排一年的工作了。
他在颁发雍正元年时宪历后，一口气颁发了训谕各省文武官员的上谕十一道。
给哪些人呢？从总督、巡抚诸封疆大吏，到督学、提督、总兵官、布政使、按察使省级职能主官，再到道员、副将、参将、游击、知府、知州、知县基层官员。
面面俱到，指导性强。无疑，这十一道上谕，是雍正即将全面改革、整肃吏治的指导性行动纲领，各有要求，各有针对，各有奖惩。他强调：“此封疆大臣，以总督为最重也。总督地控两省，权兼文武，必使将吏协和，军民绥辑，乃为称职。”（《清世宗实录》卷三，雍正元年正月辛巳）
自上而下，雍正都是反复讲从严治吏、惩治贪腐、讲求实干。“国家首重吏治……固邦本者在吏治！”
他对基层干部，也是要求严厉，认为“立志之本在州县”，“如或罔念民瘼、恣意贪婪，或朘削肥家，或滥刑逞虐，或借刻以为清，或恃才而多事，或谄媚上司以贪位，或任纵胥吏以扰民，或徇私逞欲,以上亏国帑，王章具在，岂尔贷欤？”
雍正在自己的第一个皇帝春节，想的不是怎么歌舞升平、全民大庆，而是告诫天下官员“正己率属”“洁己惠民”。
八十多年后，乾隆后期出生的清朝宗室、礼亲王昭梿在《啸亭杂录》卷一中写道：“世宗万几之暇，罕御声色”（《杖杀优伶》），“宪皇在位十三载，日夜忧勤，毫无土木、声色之娱”（《世宗不兴土木》），对民间传闻的雍正沉迷酒色纵欲论大声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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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元年九月初一日，已移入景陵半年的圣祖仁皇帝梓宫，奉安于地宫。
“是日，世宗宪皇帝诣景陵行祭献礼，钦天监奏吉时届，迺于圣祖仁皇帝梓宫前祭酒三爵，次于孝恭仁皇后梓宫前祭酒三爵，拜礼毕，至陵寝门外向北跪哭，竢诸臣恭率校尉先奉圣祖仁皇帝龙輴入地宫，次奉孝恭仁皇后龙輴入地宫，奉安梓宫于宝牀，陈册宝于各石案，次请敬敏皇贵妃金棺从葬，掩闭元宫石门。”（《清代文献通考》卷一百五十一《王礼考二十六》）
四个月后，也就到雍正二年正月初一日，勤勉了一年多的雍正皇帝，已经大权在握，基本稳定了政权。
所以，雍正帝要开心地过他即位之后的第二个春节。
当日一大早，雍正帝就去堂子行礼。这是满人奉行萨满教的一种祭祀社稷的仪式。堂子祭祀，皇帝御祭，序礼繁严，为有清一代奉为皇宫大内最神圣的宗教盛典，在清史典籍中载有显赫地位。《皇朝通志》卷三十七《礼略二》中记载：“太祖高皇帝建国之初，有谒拜堂子之礼。凡每岁元旦及日朔，国有大事，则为祈为报，皆恭诸堂子行礼，大出入必告，出征凯旋则列纛而告，典至重也。”然后，雍正帝回宫拜神。
一大早，拜两回神。
雍正居藩时，经常去潜邸附近的柏林寺同迦陵上人朝夕谈禅，已然对礼佛敬神有了习惯。
雍正迎春，有寄望利用民族宗教为政治服务的想法。但是，这一天他还是要上班的。
他来到了太和殿。王公勋贵、文武百官、外藩王爷及邻国使臣，都已正装有序地排列在大殿内外。待雍正出场，群臣及使臣们山呼万岁，纷纷上表朝贺新春志庆。
虽然勤俭的雍正，继续不赐宴，对朝鲜国使者带来的进贡，仍“赏赍如例”。
值得注意的是，雍正对这些人不招待，但对跟班朝贺行礼的策妄阿喇布坦的使臣“特令赐宴”（《清世宗实录》卷十五，雍正二年正月丙子）。
这是有原因的。准噶尔蒙古大汗策妄阿喇布坦，曾支持青海蒙古和硕特部右翼首领罗卜藏丹津叛乱。雍正命年羹尧接任抚远大将军，总督各军，驻西宁坐镇指挥平叛，已于年前打得罗卜藏丹津仅率百人而逃。策妄阿喇布坦主动派使前来朝贺，而且是跟班行人臣礼，让雍正帝看到了西北战事胜利在望。
又是一年过去，到了雍正三年正月，紫禁城张灯结彩。
大年初一，雍正祭神拜神依旧，然后结束群臣的朝贺。此次，雍正除了继续不安排筵宴外，还停止了读表。
这次新春朝会，朝鲜新君李昑照常遣使来贡。雍正接见外来使节，少了策妄阿喇布坦的特使，却多了安南国使臣等“以次朝贺行礼”（《清世宗实录》卷二十八，雍正三年正月庚子）。
对于过去一年的成绩，雍正皇帝是满意的。抚远大将军年羹尧为其平定了青海叛乱，而康熙朝遗留的亏空基本追缴完毕。雍正特地在内阁之东，设置了一个封桩库，“凡一切赃款羡余银两，皆贮其内，至末年至三千余万，国用充足”（昭梿《啸亭杂录》卷一）。而各省上缴的粮米随漕而入，全国粮仓充实，“积贮可供二十余年之用”。
雍正四年的正月初一日，雍正祭神拜神依旧，朝鲜国使臣进表朝贺献礼依旧。
与前三次春节大有不同的是：“是日，赐诸王、贝勒、贝子、公、内大臣、侍卫、文武官员，及朝正外藩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塔布囊等宴。朝鲜国陪臣等，及诸王属下，凡有顶带官员，一体与宴。”（《清世宗实录》卷四十，雍正四年正月甲午）
雍正帝出席现场，接受群臣献酒后，命蒙古亲王等，至御座前授爵赐饮。雍正还命侍卫代表他，向其余诸王爷、贝勒以下的勋贵，一一敬酒。
对于这一场雍正朝唯一的一次新春筵宴，《清世宗实录》卷四十记载：“诸乐并作，以昭盛典。谕理藩院：皇考大事，三年礼成，兹朕初庆元旦”，同时对出席盛宴的外藩王公贝勒等“从优赏赐”。
原来是雍正皇帝三年守孝完毕，他要破天荒地在大年第一天大宴群臣。
当然，他也要大开杀戒。
早在雍正三年二月，三年服满，雍正就对夺嫡主要竞争对手，自己即位之初亲封的总理王大臣、和硕廉亲王允禩一干人等动手了。雍正称允禩总理事务，挟私怀诈，有罪无功；将贝子允禟夺爵幽禁。大宴刚收场，雍正便组织群臣为允禩胪列罪状四十事，允禟定罪二十八款，很快死于非命。允䄉和允禵躲过终极迫害，但也是长期处于监禁之中。
而助力雍正登基的隆科多，也成了雍正打击的重点对象。另一位得力干将年羹尧也被开列大罪九十二款大罪，请求立正典刑。
对于年羹尧的事发，雍正帝是借题发挥，称其舍不得给他“朝乾夕惕”，而故意误写为“夕惕朝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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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五年的春节，紫禁城里大红灯笼高高挂，寻常人家也是张灯又结彩。
雍正皇帝过得很简单，还是祭神拜神、接受群臣朝贺和朝鲜献礼老三样。
此次，他恢复了停止筵宴的老规矩。
过去的一年，对于他而言，是可喜、可悲、可叹的。
可喜的是，与他争斗了二十多年的允禩集团，以允禟、允禩先后被囚禁致死，其他胤禩党人也遭到处分，宣布彻底终结。虽然允禩、允禟之死，让大家猜疑是他的指令，但是他又给出了冠冕堂皇的不知情的理由，并严惩了一系列执行者。
可悲的是，曾被他视作“恩人”、誓约永远有福同享、要做千古榜样人物的年羹尧，被雍正帝以作威作福、结党营私之名，责令在家中自尽。而被他公开称呼“舅舅”的隆科多，与年羹尧一起受赏双眼花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辔等非常之物，却被查实与康熙四十七年议立允禩为储的阿灵阿、揆叙结党营私、支持允禩。
可叹的是，雍正成功即位，隆科多以贵戚出力于内，年羹尧以战多助威于外，内外夹辅为重臣的神话，终于在雍正四年彻底破灭。早在一年前，雍正在一道圣谕中悲哀地说：“朕御极之初，隆科多、年羹尧皆寄以心腹，毫无猜防。孰知朕视为一德，彼竟有二心，招权纳贿，擅作威福，欺罔悖负，朕岂能姑息养奸耶？”（《清史稿·隆科多传》）
一年后的正月初一，雍正帝仍然没有休息，而是继续上一年的新春模式，开启了雍正六年的办公。
就在两个月前，雍正帝下令，将正在与沙俄使团谈判边境问题的谈判桌上的隆科多，以私藏玉牒等罪抓回下狱，定罪四十一条，幽禁于康熙帝驾崩的畅春园。
畅春园是原任步军统领掌管京师警卫力量的隆科多护卫皇四子雍亲王成为雍正帝的起点，不意六年后却成为了隆科多盛极而衰、身陷囹圄的政治终点。
雍正五年，对于大刀阔斧推行新政的雍正皇帝而言，也是痛苦的。他虽然前后生子十人，但存活的子嗣稀少。然其皇三子弘时也在这一年，被他无情地削除宗籍，囚禁府中，于八月初六日去世，年仅二十四岁。《清史稿·弘时传》写得很简单：弘时雍正五年以放纵不谨，削宗籍，无封。但结合当时政治斗争，弘时最有可能陷身允禩集团，而被乃父雍正无情地处死。
而“雍正六年，皇八子福惠卒，帝辍朝，大内素服各三日，不祭神，诏用亲王礼葬”（《清史稿·礼志十二》），使年届五旬的雍正帝仅存弘历、弘昼二子，老年丧子，这无疑也是一种不小的打击。
即便如此，雍正七年的春节，雍正除了继续老三样外，还特地给蒙古王公下了一份圣谕。
他要增加蒙古王公的俸禄：“朕思从前所定外藩扎萨克蒙古王等人之俸禄，比于内地王等较少者，必非以内外之故，遂有多寡之分也。”（《清世宗实录》卷七十七，雍正七年正月丙午）
清朝爵位分宗室、蒙古和功臣三种。至雍正时，宗室和蒙古仍行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等。朝廷每年都要按规定发俸银和禄米。
雍正帝在圣谕中说：过去因为蒙古王公人员众多，且在外藩居住，费用尚为俭约，而国家钱粮亦有不敷之处，故而造成了外藩蒙古俸禄少于内地王公，几乎成了一种定议。
现在国家太平，风调雨顺，连年丰收，钱粮饶裕，“朕为统驭天下万物之主”，决定蒙古王等以下、扎萨克一等台吉的以上俸禄，一概增加一倍。
雍正还决定，对于以前俱无俸禄的普通一等台吉，也令著照扎萨克一等台吉等所食百金之俸赏给。
虽然雍正担心以后国家钱粮入不敷出，不把此增加俸禄当做一种定例，命户部、理藩院在每年底根据国情请旨奏办。
这是一份额外的奖励，但不是一种定议的制度。决定权都牢牢掌控在雍正帝的手中。
雍正送给蒙古王公一份新春大礼包，是有政治目的的——他决意对准噶尔用兵了，需要蒙古王公的配合和参与。
春节送礼，也成了雍正帝的一种政治需要。而国内的大臣们也积极配合，打造大清祥瑞，烘托雍正盛世。
正月初六日，雍正帝收到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奏报：去年十月二十九日万寿节，云南省城“五色卿云，光灿捧日”，至十一月初一日“绚烂倍常”。（《清世宗实录》卷七十七，雍正七年正月辛亥）
一个刻薄的务实主义践行者，突然变成了侈谈异端的幻想主义者。雍正热衷此道，而且大肆奖励附和者，结果导致一时多地大造祥瑞。
这个春节，无疑雍正帝过得很开心，朱笔一挥：“此嘉祥实系卿忠诚所感而献于朕寿日者，正表卿爱戴之心也！”（《清世宗实录》卷七十七，雍正七年正月辛亥）
正月刚完，刚收到雍正加俸奖励的科尔沁、喀尔喀部落王公，送来了请兵急奏——他们受到了准噶尔新任首领噶尔丹策零的武力威胁。雍正帝当即下诏，命黑龙江将军、内大臣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统领满、蒙旗兵组成北路大军；授川陕总督、奋威将军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统领川陕甘汉兵组成西路大军，兵分两路攻打准噶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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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世宗实录》卷九十记载：“雍正八年庚戌春正月庚午朔，上于宫中拜神，以祈谷致斋，命于初六日御殿。”
这一个春节，雍正帝换了花样。
难道是雍正帝要给自己放五天假？
非也！
雍正帝病倒了！
雍正七年冬，雍正帝突然患了一场重病，一直延续到雍正九年秋，已经严重到了准备后事的程度。《清世宗实录》《清史稿》之类正史，没写明病症名称和严重性，但从停办万寿节大宴，停止年度决囚，还赦免一批“应得遣戍、监追、籍没及妻子入官等罪”（《清史稿·世宗本纪》）等非常之事来看，他的身体已经到了非常时期。
直至雍正八年五月的一次朝会上，他才对满朝文武大臣说：“朕自去年冬即稍觉违和，疏忽未曾留心调治。自今年三月以来，间日时发寒热，往来饮食不似平常，夜间不能熟寝，如此者两月有余矣。”（《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第八册《上谕内阁·雍正八年五月二十日》）
病症来得蹊跷，使人奇怪，虽然雍正自己说病状是“似疟非疟……或彻夜不成寐，或一二日不思饮食，寒热往来，阴阳相驳”（《雍正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第十八册《云南总督鄂尔泰奏报奉到谕示知悉圣主痊愈敬摅愚忱折》，雍正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但究竟是什么病，怎么会得这样的病，只是他曾密折向云贵总督鄂尔泰透露：“朕今岁违和，实遇大怪诞事而得者。”（《雍正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第十八册《云南总督鄂尔泰奏谢恩赐西洋糕等物并教诲矜怜折》，雍正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然而，遇到了什么“大怪诞事”，雍正没有说，只说待明后年鄂尔泰来京陛见时，再当面详细谕之。鄂尔泰连续多次报告祥瑞，深得圣心，成为了雍正的新宠。
无疑，雍正帝隐恶讳言。
雍正八年的正月初一日，年年要御祭堂子的雍正帝，病得只能在龙塌上乞求上苍给他的国家风调雨顺了，不能接受群臣朝贺，不能接见外藩使臣。
这个春节，他过得很艰难，也很痛苦。
过去的一年，是他任期最头痛、最棘手也最郁闷、最恼火的一年。
三月，他力排众议，对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用兵。不料，狡猾的噶尔丹策零耍两手伎俩，一边扬言议和，一边集结重兵，使岳钟琪和傅尔丹出师不利。雍正帝大怒，将二人调回京师调教，重战再次失利。
五月，陕甘总督、宁远大将军岳钟琪报告，湘南士人曾静受吕留良反清思想学说影响，将遭遣戍广西的允禩余党传言雍正阴谋夺位事继续散播。曾静被缉拿后，供称了多位儒士的不满行为，指定已辞世多年的吕留良为罪魁祸首，还对康熙、雍正进行了一系列颂扬与礼赞。雍正帝认为吕留良等鼓吹民族思想，具有广泛基础，而允禩等人流言，实属为患非小。至于曾静，属于乡曲“迂妄之辈”，不足为大患。
九月，他不顾以和硕怡亲王允祥为首的一百四十余位大臣的联名反对，将同曾静问答之词，编为《大义觉迷录》，派大员带领曾静到江宁、杭州、苏州等地，进行宣讲，对吕留良、允禩辈言论，进行批驳揭露。雍正帝之所以这样做，无疑是常人质疑他继位不合法，是他心中无法抹去的阴影。
而重返军前的岳钟琪、傅尔丹再次势力，于是破格雍正起用军事庸才锡保为大将军，并加大他的便宜行事之权，命其在军营可以选拔副都统、护军参领。锡保大军初战，鏖战十多次，每战告捷，但最终还是打得很辛苦。
要知道，为了打这一场大仗，他筹备了两年，还特别组建了军机处，就是想宣示，他继承了先帝康熙三次亲征准噶尔的事业，将革命进行到底。
多事之秋，雍正病倒了，而且病得不轻，就连他最信任倚重的皇十三弟、怡亲王允祥，也于雍正八年五月病逝。
允祥的离去，加重了雍正久治不愈的病情，“中心悲恸，虽强自排遣，而饮食俱觉无味，寝卧皆不能安”（《清世宗实录》卷九十四，雍正八年五月甲戌）。
而在此时，其皇三哥允祉私下发牢骚，对怡亲王“举哀之时全无伤悼之情，视同膈膜”（《清世宗实录》卷九十四，雍正八年五月乙卯），甚至表现出了庆幸之意。允祉被拉清单，被罗织有不孝、妄乱、狂悖、党逆、奸邪、恶逆、怨怼不敬、欺罔不敬、贪黩负恩、背理蔑伦诸多罪状。“从前皇贵妃丧事，允祉当齐集之期，俱诡称有另交事件，推诿不前。及前年八阿哥之事，允祉欣喜之色，倍于平时”（《清世宗实录》卷九十四，雍正八年五月辛卯）。
都是亲兄弟，一边是亲情中断，一边是亲情浇薄，再一次严重地戕害了雍正帝的身心。
所以，雍正九年新春，雍正帝只能在宫中拜神，然后坚持接受群臣和外臣的上表朝贺，也一如既往地停止筵宴。
直至这一年秋天，雍正帝病情转好，但因故多生，急火攻心，身体超支，导致雍正帝突然患病，起势应该很猛。
雍正讳疾乱求医，却误信方士养身，乱服有毒的金丹，能提神一时而遗患无穷，故久治不愈。
雍正十年、十一年的春节，雍正帝虽然临朝受贺，但身体大不如前，也只能在宫中拜神，省去了去堂子祭神的第一大事。到了十二年正月初一日，实录中只有一句“上于宫中拜神，以祈谷致斋，命于初九日御殿”（《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九，雍正十二年正月戊寅）。这较之于雍正八年新春不能临朝，推迟了三日。
雍正十三年春节，雍正基本恢复了新年朝会的老三样，但在这一年八月二十一日得病，“仍照常办事”（《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五十九，雍正十三年八月丁亥），第三天子时驾崩了。他的离奇崩逝，没有熬过在位的第十四个春天。
对于雍正帝短暂而伟大的一生，萧一山在《清朝通史》卷上中，以汉初的文景之治喻康熙、雍正父子：“玄烨性情施治，颇似汉文帝，而胤禛则景帝也。”
雍正在位只有十三年，但他首重吏治，整饬群僚，坚持严法，刚毅明察，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的作风和铁腕。“任法尚廉，吏道澄清，库藏充裕，海宇义安。倘使厥年克永，可为吾国政治变换一种积极性质，扫除数百年来颟顸无为之消极思想，社会亦不至停滞而不进矣。”（萧一山《清朝通史》卷上）
然而，作为一个最高统治者，雍正皇帝夜以继日地工作，求治太切，执政苛严，而且率先垂范，严重透支，几乎没有休息时间，结果导致壮年暴卒，难为常人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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