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28日，伟大的革命先驱、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被秘密杀害。然而，若要问是谁签发了李大钊的绞杀令？估计十之八九会摇头不知。还有，是谁用最痛苦的“三绞法”杀害了李大钊？这在很长一段时间都鲜为人知。
1927年4月28日上午10时，北洋政府安国军总司令部军法处、京畿卫戍司令部、京师高等审判厅、京师警察厅四机关组成的军事法庭，在经过4月25日、26日两次预审后开庭，进一步核实了李大钊等被捕党人的姓名、年龄、籍贯、出身及入党年月、服务工作等，当庭宣判，判处李大钊等20人死刑，宣判后立即执行。李大钊等被押解至司法部街后身刑场。下午2时，宪兵营长高继武监刑，执行绞刑。李大钊首登绞刑台。当时在北京任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的何隽曾亲历现场，据他回忆，在受刑之前，指挥行刑官曾询问过李大钊对家属如何处分？李大钊说道：“我是崇信共产主义者，知有主义不知有家，为主义而死分也，何函为？”没有为家属留下任何遗言。行刑之时，“经行刑人拥登绞台左绞绳下铁盖上，其另一受刑人则拥登右绞绳下铁盖上，均面南左右并肩立，一位行刑人反接两手，缠缚全身，并折结环，神色自若不变。最后，李大钊高呼‘为主义而牺牲’者再，毅然延颈就环”。（中共福建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写委员会编《革命人物》1985年第1期。）
当时新闻媒体上刊登的李大钊被害的情况资料图片。
是谁指挥军警宪特逮捕了李大钊？
1949年2月2日，北平市公安局七分局局长朱文刚带领几名公安干部和十来名战士，前去交接国民党警察局七分局管辖的功德林监狱。朱文刚走进一个大房子里时，看见了一个庞大的绞刑架，这个绞刑架能同时绞杀两个人。他想不到这里竟有这东西，就向监狱里留守的旧警察询问了一下情况，不想爆出了一个惊天秘密——这个从西欧进口的绞刑机竟绞杀了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
市委书记彭真闻讯，立即派市政府文物部的同志把绞刑架运到了北平历史博物馆。这是北平市文物部接管的第一件文物，被编为0001号。
绞刑架收录不久，彭真就指示市公安局抓捕杀害革命先驱李大钊的凶手。由于这是22年前的案子，市政府要求只抓主要凶手。经过市公安局鉴定之后，主要凶犯被公之于众：吴郁文、王振南、雷恒成、陈兴亚。
1950年12月，党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运动打击的重点是土匪、特务、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反动党团分子，并鼓励群众揭发检举。”刘老说，“当时北京市公安局正在积极追查杀害李大钊的凶手，不久，陈兴亚就在上海被群众揭发举报。当地公安局立即实行了抓捕，经审问，他对杀害李大钊之事供认不讳。
消息传到北京，大快人心，经过两地公安机关的交涉，他被押往北京市。
资料显示：陈兴亚，1924年10月调任京师警察总监。1927年4月6日亲自指挥军警宪特闯入苏联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致其被害。陈兴亚则因此升为陆军中将。“九一八”事变后，陈兴亚辞去宪兵司令，任北平绥靖公署参事，不久即在北京闲居。北平解放前夕，他见大势已去，悄悄逃亡到上海，隐姓埋名，不想在镇反运动中被群众揭发举报。1959年死于北京。
李大钊被捕后的全身照。
是谁签发了李大钊的绞杀令？
签发绞杀令的人叫何丰林，是平阴县南门村人。
1896年，何丰林考入天津武备学堂。毕业后任北洋常备军左翼步兵第九营营长。1912年后，任陆军第四师第七、第八旅旅长，不久随浙江督军杨善德前往浙江。1913年，晋升为浙江宁台镇守使。袁世凯称帝后，封三等男爵。袁世凯死后，何丰林投靠皖系卢永祥。1917年1月，复任浙江省宁台镇守使。1920年，任淞沪护军使兼第6混成旅旅长。
任淞沪护军使兼第6混成旅旅长这段时间，是何丰林最风光的时段。他这个护军使相当于上海警备区司令，掌握着整个上海的生杀大权，所以人送外号“上海王”。
1924年的9月，江苏督军齐燮元与浙江督军卢永祥之间爆发了“江浙战争”。这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陆海空立体式作战”的内战，持续了四十天，以卢永祥方面的完败而告终。之后，何丰林离开了上海滩，逃到了大连。
之后，何丰林加入了奉系军阀张作霖集团。1927年6月，任张作霖安国军政府大元帅府军事部长兼安国军模范军团司令。后，改任军事特别法庭审判长。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外国势力，闯进苏联大使馆驻地，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人。李大钊备受酷刑，不论在监狱中，还是在法庭上，都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4月28日，何丰林签发了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绞杀令。
杀害李大钊等革命先烈的绞刑架。詹新慧 摄
是谁用最痛苦的“三绞法”杀害了李大钊？
在狱中，李大钊身受剥指甲等酷刑，仍坚韧不屈。残忍的刽子手竟于4月28日，使用新从西欧进口的绞刑机杀害被捕的20人。对李大钊特别使用“三绞处决法”以延长痛苦，绞杀整整进行了40分钟。李大钊时年38岁。绞杀李大钊的这位刽子手，便是臭名昭著的——王振南。1927年，王振南以高等审判厅代表的身份担任临时组成的特别法庭的法官，几次对李大钊等30人进行“会审”，并共同决定判处李大钊等20人死刑。
1937年1月17日，上海东方饭店异常寂静。当时上海地下党的领导干部林育南、何孟雄及“左联”作家胡也频(化名蒋文翰)、柔石(即赵少雄)、冯铿(即冯梅岭)、李伟森、殷夫(即白莽)等，正在此处参加王明路线的会议，国民党特务突然闯入逮捕了他们。在上海任伪“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首席检察官”的王振南，对胡也频、柔石、冯铿、李伟森、殷夫等18人以“危害民国罪”起诉，后将胡也频、柔石、冯铿、李伟森、殷夫等革命青年作家交给龙华伪淞沪警备司令部，于1937年2月8日晨秘密杀害。
1934年，王振南又对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邝惠安等四人进行起诉，并判邝惠安等死刑。1933年，伪法院还起诉了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欧志光、张玉山、袁友芳等五人，这五人同样被判处死刑，王振南还亲自函告伪法院在文到三日内执行，欧等五人遂即被害。在1949年前的35年中，王振南一直充当虐杀革命烈士的刽子手。有案可查的数据表明，直接受王振南迫害的共产党员和非党革命志士达180多人，其中被杀害的有34人。新中国成立后王振南仍隐瞒罪恶历史，拒不坦白。1955年12月，人民政府依法将他逮捕，在大量的证据面前，王振南才不得不认罪，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3日举行了有650人参加的公开审判，依法判处王振南死刑。在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1957年12月13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举行了有近千人参加的公开审判，依法对王振南执行死刑。
李大钊青铜像。陈元秋 摄
李大钊的身后事
李大钊等牺牲后被警方装殓在薄棺之中，寄厝宣武门外北头路西土地庙下斜街长椿寺内，派警察看守。当晚，也遭囚禁的他的夫人赵纫兰和女儿李星华、李炎华获释，回到灰厂豁子内朝阳里四号家中。
李大钊牺牲后，家中生活惨状引起各报纸的普遍关注。《晨报》《京报》《东方时报》等纷纷报道，就连日本人主办的充斥着侵略色彩的《顺天时报》都撰文说，“李大钊平昔不事储蓄，身后极为萧条”，李宅室中“空无家俱，即有亦甚破烂”。北京档案馆的祝力军在查阅京师警察厅档案时，整理了李大钊妻女被捕后的史料，撰写了《先烈遭残害眷属受株连》一文，累述了警察厅严密监视之下赵纫兰母子的生活情况：直至第二天早晨看到报纸时，她们才知道自己的亲人已被施了绞刑。这恶耗犹如睛天霹雳，使李大钊夫人“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益加剧，以致卧床不起”，小儿女“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对于手无缚鸡之力的孤儿寡母，反动当局并没有善罢甘休，仍继续派人进行监视。李大钊妻小因经常受到流氓、打手的滋扰，只好阖家迁移到李青峰（据李权兴、李继华二人考证，李青峰为李采岩（采言）。1908年、1910年的两份《北洋法政学校同学录》载，李青峰，直隶冀州人，号采岩。李大钊和李青峰都就读于预科英文甲班（后称1班）。李青峰长李大钊两岁，后任内务部警政司佥事。）的宅中居住。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在放出李大钊妻女时，即命令中一区警察署：“查李大钊遗族既在京养病，应由该管区署妥为保护为要。合行令仰遵照”。此令名曰“保护”，实则派暗探跟踪盯梢。侦缉处处长吴郁文秉承主子的旨意，屡次报告李大钊遗眷的行动。如五月二十日，吴郁文报告：“寄居南池子葡萄园十号李青峰家内已故李大钊之妻女，于本月十一日下午七时余，经李青峰用汽车一辆，将大钊之妻李赵氏及其女兴[星]华、艳[炎]华并李赵氏之胞弟赵小山等，送往东车站，乘京奉通车出京。”（《北京档案史料》1989年第3期。）
据此，赵纫兰从4月28日李大钊遇害，至5月中旬幸得李大钊生前好友的大力相助，才能暂避风险，携子女离京，回乡度日。（来源：党的文献 刘晓艳/文、齐鲁晚报 展恩华/文、法制晚报、河南法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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