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星佔是北宋初期政治、軍事生活的一種重要輔助手段。由於其特殊的政治影響以及北宋初期的特有背景，出現了更嚴苛於前朝的天文之禁。憋著在北宋初期特有的背景下，系統詳細地考察了天文之禁的各個方面，各部分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部分為北宋初期的天文活動概況。北宋初期的主要天文活動被牢牢地控制在官方手中，朝廷屢下天文禁令，並通過各種方式維護其統治。但民間天文活動並未偃旗息鼓，天文占卜廣泛地應用於與民眾息息相關的日常生活中。

第二部分為北宋初期的天文詔令。筆者通過査閱相關史料，捜集和整理了北宋 初期有關天文之禁的各類詔令，包括：禁習詔令、捜書焚書詔令、信息保密詔令，對天文伎術官的人身限制詔令以及対私習天文者的懲處詔令。

第三部分為北宋初期天文之禁與皇權政治的關係。在天文之禁的背景下，司天監與翰林天文院的相互關防關係和天文人員的選拔與任用狀況反映了官方對天文活動的獨攬與控制。天文星佔既是統治者維護政權穩定的重要途徑，也是朝臣限制 皇權、左右時政的工具。

第四部分為北宋初期天文之禁對北宋社會的影響。天文之禁的實施保證了皇權正統形象的樹立，維護了北宋初期政權和社會的穏定，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天文科技隊伍的優質培養，提高了天文伎術官的地位。但是由於其種種限制與弊端，導致了天文信息和觀測結果的嚴重造假作偽現象，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北宋天文科技的深度發展。

一．為什麼北宋初年會實行"天文之禁"

1. 需要樹立皇權正統形象

宋太宗發佈禁止占卜的詔令是在即位後的太平興國二年十一月開始的。宋真宗同樣是利用道士陳持製造"壽王真他日天下主也"的輿論以樹立其皇位繼承的正統形象。趙恆還只是壽王的時候，趙元的種種行徑使得宋太宗對其嚴重不滿，於是宋太宗想立德行兼備的趙恆為太子。

因為陳持善於術數面相，太宗便命他前去壽王府第相面。結果陳持剛到門口就回來了，聲稱："王門廝役皆將相也，何必見王？"表示壽王的手下張旻、楊崇勳以後都是將相之命，他們的主人必定是天下之主。太宗聽了以後十分高興，於是趙恆被立為太子。以這樣的方式登基之後, 宋真宗必然害怕別人以相同的方式來借占卜術干涉政治、預測天命，以撼動他的統治。

由是，屢次重申天文禁令，並加重了相應的懲處措施。利用占卜登上皇位的帝王深知占卜在政治中發揮的特殊作用，必然會想在登基後禁止他人利用天文占卜。一是要把官方解釋權掌握在自己手裡，保證自己繼承大寶的名正言順；二是杜絕他人效仿，雖然沒有絕対禁止，卻也一次次地發佈詔令。

受北宋政權的影響，許多少數民族政權也紛紛將天文星佔作為樹立正統形象、維護統治的手段。

2. 需要穩定政權和社會

禁令的頒行主要就是為了維護政權統治和社會的穩定，事實證明，也達到了統治者想要的效果。北宋初期，朝廷對普通百姓和僧人、道士學習天文占候的禁令是相當嚴厲的。此外，更明確規定，天文伎術官人員不得出入王侯將相家中。首先，天文占候之術在北宋本身就是一件關係到政治、社會多方面問題的技能, 一直是由官方控制。

一旦民間掌握，很容易引發騷亂，不利於社會的穩定。另一方面，如果天文伎術官與王侯將相勾結，或以天文占候之術謀一己私利，都會對北宋的統治秩序造成不良的影響。宋仁宗年間，曾經因為天文異象引發了一場社會大恐慌，由於天文星佔有可能會被利用。

因此朝廷開始禁止私藏與這些內容有關圖書器械，同時也禁止私自學習這種學問。由於實現了対天文技術和材料的保密，以及対社會輿論的有效控制，天文占卜在很大程度上成為統治者加強政權控制和實現社會穩定的良方。

3. 天文科技需要平穩發展

北宋初期天文信息的高度保密，加之天文機構的良好管理，為當時天文學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機構平臺和科技環境。首先，天文伎術官皆為世袤世業，司夭監眾人的職位皆由子嗣頂替，且子嗣不得擅自選擇自己的職業。這樣一來，在較好的教育背景和環境下，相對較好地保持了天文占候之術的傳承。

其次，天文觀測資料得以較好地保存，成為後世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由於中國古代天象記錄的完備，席澤宗先生在充分利用史料的基礎上，憑藉持續和準確的優勢，考訂了從般商時代到公元1700年，共90次新星和超新星的爆發記錄，寫成 《古新星新表》，引起了廣泛的國際關注，成為天文學發展史上的一項重大成果。

由於各種原因，北宋初期的天文禁令並沒有很好地貫徹執行，使得民間天文占卜活動依舊活躍，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北宋天文科技的全面發展。

2． 政治鬥爭中的天文術士

政治激烈動盪的時期，各種矛盾都在這幾十年中激化，黨爭這一宋代政治的焦點問題在此期間表現尤為突出，天文星象在當時的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由於相信天象是上天意志的表現，黨爭中雙方都有意識地利用天象來打擊對手，保護自己。

異常天象尤其成為輿論規範皇帝和執政者行為的一種資源, 隨機出現的某些天象對當時的執政者是一個不可預知、不可控馭的力量，很難把握它造成的影響；因此，執政者為防止異己利用天象攻擊現行政策，試圖取消天象的神聖性，對天象作比較"唯物"的理解，王安石就宣稱"天變不足畏", 後來蔡京也有"龍驟當天變"的類似講法。

無論提倡寅畏天變還是提倡不畏天變，背後有很深的政治動機，不是簡單地判定不畏天變的"唯物"，就比寅畏天變的"唯心"要"進步"。研究天文星佔在具體政治運作是如何發揮作用的是本章希望達到的目的.

3． 士大夫天文災異觀念的政治意義

天文星佔背後實際是有一套天人關係的理論作為支撐的，天文災異觀念是這套天人關係理論的重要內容。宋代士大夫熱衷於天文災異的討論和研究，發展出了一套新的天人關係理論，從多層面消解了漢唐傳統天人觀，這對星占學和政治實踐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宋代士大伕力圖將一套新的天人關係理論運用到政治中，作為政治運作中規範皇帝行為的一種準則。

它令我們思考為何宋代士大夫如此熱衷於天文研究？又為何如此執著地宣傳尤其是向皇帝宣傳天文災異的天人感應思想呢？提倡科學史研究中的"文化整體"的研究取徑，那就是要對一個問題的哲學、技術、社會、政治等多方面的聯繫進行研究氣這提醒我們思考士大夫的宇宙論背後的政治訴求。

我們認為，宋代士大夫發展了漢唐機械的天人感應觀念。從學理層面上講, 宋儒在對天文星變等災異的解釋中，多層面地消解了漢唐傳統天人觀，揚棄了其中機械對應觀念，以氣化本體論為基礎，將天人間的關係推到如影隨形的緊密程度，強調君主對天變應主動承擔，全面反省，這大大加強了君主的道德緊張感。

在宋代士大夫的理解中，漢唐傳統星占星佔學的基本概念分野、星官、 應期都因這種新天人觀而被不同程度地消解。從政治實踐層面上講，這一新天人觀念影響了對天文災異等的解釋，為士大夫積極介入政治、規範皇帝行為、要求實際的政治改革調整提供了宇宙論的支持。

天命是由皇帝獨佔的，但從天文災異觀念中體現出來的對天命的責任卻是由皇帝和士大夫共同承擔的。由此, 宋代士大夫與皇帝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得以在宇宙論層面上成立。

4． 結語

北宋初期的天文之禁是在其特殊背景下厲行壯大的。民間禁止私習天文並不是從北宋開始，

實施初期，相繼頒佈了各類詔令，包括：禁止私習、藏書搜焚、信息嚴保、限制伎術官人身自由以及嚴懲違犯者等。不過因為詔令實施的相對不嚴格和民間天文活動社會基礎的深厚，在官方嚴格控制的同時，民間天文活動仍舊有所發展，並應用於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禁止民間私習就要把天文星佔的相關活動控制在官方手中，司天監與翰林天文院相互關防的機構設置體系也應運而生。北宋初期的天文之禁很好地達到了統治者加強皇權、穩定社會的目的，也促進了北宋天文科技的發展。但是天文之禁在推動科技發展的同時也產生了一些詬病, 司天機構之間推諉、作假嚴重等現象也是顯而易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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