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想想，以汉武帝那么重律法的皇帝，司马迁给李陵辩护了几句就判处他死刑，显然是站不住脚的。那么还有一种可能是：司马迁举荐了李陵——汉时举荐人与被举荐人同罪。李陵死罪，司马迁自然也是。
那李陵是否是汉奸呢？
这需置疑。不管司马迁如何对李广和李陵有多少好感，改变不了李陵投降匈奴的事实，并且，根据汉书和史记的记载，李陵英雄不英雄也是值得怀疑的。
李陵兵败的浚稽山大约在现在的蒙古国。这一战的起因，大约是这样的：
汉武帝天汉二年，即公元前99年。汉武帝命令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骑兵从酒泉郡出发，攻击天山一带的匈奴右贤王所部，命令李陵为李广利的保障后勤。但李陵不干，非要用五千步兵独挡一面。
这里面可能暗含有几个方面原因，一是李陵很想立功封侯，这一点或许是想完成李家祖、父两辈都未能完成的封侯宿愿。二是李陵与汉武帝之间的关系，应该非同一般，或者直截了当说，李陵多少有些恃宠而骄。汉武帝是了解李陵的，所以直截了当问了一句：你不愿在别人手下吗？并且，武帝是不赞同李陵独自为将的，所以，后面还有一句，就是我没有多余的战马给你。
这句话很有意思，是没有多余的马吗？
汉朝缺马是显然的，但再缺，也不会没有多余的马给李陵，只不过，武帝考虑到李陵年轻，没有实战经验，因此并不同意李陵的请求。但李陵表示，既使用步兵出战，他也非得独挡一面，所以，武帝壮而许之。
“壮而许之”，表达了武帝的用人观，同时也表现出了那个时代对于英雄情怀的赞许。但赞许归赞许，武帝还是对李陵不放心的。这种不放心，应该来自于长期以来武帝对于李陵的了解。就是认为李陵勇则勇矣，但独自为大将的能力，还是值得怀疑的。所以，汉武帝决定派路博德做为李陵的接应。
路博德何许人也？
此人早年曾跟随霍去病出击匈奴，立有军功，被封侯。汉武帝平定南越时，路博德曾作为伏波将军，平定了南越，并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将海南岛纳入中央政府的管辖。路博德平定岭南后不久，就因为犯法，被削官罢侯。犯法的原因，根据《汉书，功臣表》记载，原因是知子犯逆不道罪——这句话也有记载是兄子犯逆不道罪。
需要解释的是，犯逆是违反的意思。而不道罪，则是古代十恶不赦罪之一。所谓的不道罪，换成今天说法就是将别人家灭门。显然，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罪行，路博德因为此罪而被连累免官，应该是古代宗法制度的连累。
李陵时代，路博德被朝廷起用为强弩都尉，也在北部边境镇守。武帝安排路博德为李陵的接应，显然是想利用老将的经验，为李陵击击匈奴加上一些保险。
但路博德对这一安排有一些不同意见。他上书武帝说，李陵选择的出击时候正值秋季，匈奴应是兵强马壮的时候，不如将李陵留至春季时再出发，到时候他和李陵兵分两路，必能获得胜利。
但这个上书引起了武帝的误会。武帝认为：李陵当年虽然表达了英勇，但很可能返回去后，也认为自己以五千步兵出击匈奴的举动太过冒险，所以挑拔路博德故意上书。
而司马迁认为：路博德因为曾经当过伏波将军，地位与资历远高于李陵，不愿意作为李陵的后应。
路博德是不是耻于做为李陵后应，姑且不论。但做为沙场宿将，应该说他的建议是稳妥与中肯的。因为对于逐水草而居游牧民族来说，秋季牧草肥美，战马正当肥壮。而春季青黄不接，肯定会影响匈奴战马的质量。但问题是武帝为什么会因为路博德这么一个上书而怀疑李陵出尔反尔呢？
这是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随后，武帝斥责路博德与李陵。命令路博德向河西阻止入侵的匈奴所部，又直接命令李陵九月份出兵，先到浚稽山“徘徊观敌”，如果没有遇上敌军，就按当年赵破奴的进军路线，转到受降城休养。
从这份命令的内容来看，汉武帝并没有要求李陵找匈奴主力决战。甚至可能还是以轻兵的安排，为李陵规划了进军路线，其中还是表达了对于李陵的喜爱与保全。
李陵如约出军，徒中还派遣了使者回庭向汉武帝汇报，以表示他通往直前。但使者刚走，他就遭遇了匈奴单于的主力。
接下来的战斗，司马迁与班固较为详细地描写了李陵如何在八万匈奴优势骑兵包围下，转战拒敌的神勇经历同，基本上为我们塑造了一个英勇无畏，奋勇杀敌，力战无援，被迫降敌的李陵形象。但，是这样吗？
假设史书的记载完全是正确的。那么李陵本次兵败，还是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第一，以五千步兵攻击匈奴单于主力，有取胜的可能吗？李陵为什么要向武帝提这样的要求。这从武帝的一开始以李陵为英勇，随后又怀疑李陵畏敌来看，显然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么，向武帝提这样的要求，李陵想干什么？
第二，从战斗过程来看，李陵居然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发现军中居然有随军的营妓。那么，这个发现是偶然的吗？显然，如果是偶然，他平常是如何治军的，如果不是偶然，李陵又是如何治军的？显然，这与所为名将说法，极不相符。
第三，李陵曾在危急时候，便衣出营，说要单身去刺杀匈奴单于，返回来后却感叹肯定是败了。那么，怎么能不知道李陵要逃跑？因为逃跑失败而感觉必败呢？当然，如果他真的是去刺杀匈奴单于，那也只能反映出，他怕是已举止失常了——或者吓破了胆。
第四，最后弹尽粮绝之迹，李陵下令分散突围，但突围过程则有些作鸟兽散。李陵口口声声说他如不死，就不是壮士。但连韩延年都力战而死，李陵却投降了。
李陵为何投降？
想学赵破奴当年被匈奴抓获而又逃归汉朝？汉武帝等了他一年，然后又派人带兵接应他。结果得到的消息是，他已经在匈奴为匈奴人训练士兵了，所以，武帝才将李陵家族灭。
当然，后来李陵辩解说替匈奴练兵的是另外一个姓李的汉朝降将，但安知李陵就没有替匈奴人训练士兵？最有意思的是，他后来居然派人刺杀了这个姓李的将军——要说，灭他全家的是汉武帝，他杀同是降将的人干啥？
而且，李陵投降匈奴后，受到了单于的礼遇，不但娶了单于的女儿，还被封为王。如果什么也不做，就得了这样的好处，那恐怕投降的人多了吧。
反对来再说武帝，从武帝得知李陵投降匈奴后到灭李陵家的表现来看，并不能说武帝残暴少恩。如果连李陵这样卖国，连家属还优待的话，那如何面对国内那些力战而殉国的忠诚家属？
又置律法于何地？
那么反过来说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而得罪的事情。
其实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的全部出发点，只是他个人对于李陵的了解与猜测——这其实根本是占不住脚的。
事实就是李陵投降了匈奴，而这个事实无可抹杀。武帝不办司马迁，怕是无法向全天下交待。
但司马迁为李陵说句好话，就会被判处死刑吗？
司马迁认为，他为李陵辩护的举动，使出战无功而返的此次战役主将李广利很没面子，所以武帝恼羞成怒收拾了他。但这个理由，莫名其妙，李广利已封侯，本次出战因李陵遇到了匈奴主力，而李广利没有遇到，与李广利没有任何关系。武帝怎么会因为这个原因迁怒司马迁？
那么，恐怕一个原因，因为司马迁举荐了李陵。
当然，这些由于史料的缺失，怕只能算是猜测。
其实可以看出，李广与李陵都缺少名将的基本素质，李陵更是不如其父远矣。如果只是一味的轻信司马迁对李陵充满好感的记载，对李陵这么一个贪生怕死，公开投降卖国的，愧对武帝的亲手培养、提拔，愧对李氏称祖的李陵听之任之的话，恐怕是交待不过去的。
所以，武帝必族李陵，也必杀司马迁。
而司马迁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能为了完成《史记》这部伟大著作，甘受腐刑——当然，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从历史记载来看，汉朝的律法还是相当严格的。李广、苏建等抗匈奴名将，都曾因为犯法而被判处死刑，他们都交了赎命的五十万钱而保全了性命。但因为没钱，而不得不选择腐刑的，也只有司马迁了。
李广、苏建等人后来又被武帝重新启用。也可以看出，武帝朝法是法，人情是人情。而司马迁受腐刑之后的际遇，应该说也是不错的。司马迁后来曾提任中书令。需要指出的是，这个中书令与后世的不同，在汉武帝时，其实是中书谒者令的省称，也即是尚书令的另一个名称。这是个佚千石的官员，虽算不上大官，但却是武帝朝开创的内朝的核心。
史载后来武帝对司马迁宠任有加。司马迁也终于在中书令这个位置上，完成了千古巨著《史记》。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司马迁是如何死的。
他还是死于李陵，大概可能是这样的。
司马迁被处腐刑后，虽然仍然受到了汉武帝的信任。但他内心中，应该对于当被武帝因李陵事件迁怒于他而不满。所以，他将这种不满情绪带到了《史记》当中，而被汉武帝看到了。
根据卫宏的《汉官仪》注记，司马迁将自己的不满情绪带到了《景帝本纪》中，对景帝应有不尊重之辞（也有可能他写的是事实），所以武帝怒而删之，但并没有降罪于司马迁。司马迁后来因为举荐李陵不实，被处以腐刑，因此对此事有怨言，故被下狱，然后在狱中不明不白的死去了。
卫宠是东汉初期的学者。他距离司马廷时代最近，他对于司马迁死因的说法历来为学者争论。但从本文的分析来看，恐怕这种说法是真实的。
问题在于，处以腐刑与有怨言并不是同一时期发生的事情，也很有可能，司马迁所谓的怨言就包含在《史记》之内，至于下狱死，恐怕完成了《史记》的司马迁，再不愿受辱，所以自尽了吧。
司马迁有一个女儿，后来嫁于杨敞为妻。杨敞是宣帝朝的丞相，杨恽看到当时朝政相对清明，于是上书汉宣帝，把《史记》献了出来，公开发行，从此天下人才得以共读这部伟大的史著。
自于李陵，后来参与了匈奴对汉的战争。有评论认为，这次战斗匈奴精锐之师，居然打不过汉朝御史大夫商丘成所率领的疲惫之师，怕是李陵在其中不出力的原因。
这是后世为李陵辩护的重要证据。
前面已分析过，李陵显然不是什么名将。那么，商丘成一定是不知兵的文弱书生吗？我们在已前的文章中已多次说过，出将入相才是古时文人所具备的基本素质，所以这个分析显然是想当然。
再者，汉朝之所以能在与匈奴作战中屡获胜利，不能不忽视军事技术以及汉军战斗力的因素——这一点，在《陈汤》传中有过明确说明。而李陵只所以能以五千步卒对抗单于八万骑兵，也是与此密不可分的。
李陵在匈奴二十五年，日子过的不知道是不是不错。除了参与了一次对汉战争外，他还被单于委派劝降过苏武，只是被苏武严辞拒绝。苏武是苏建的儿子，当年与李陵是有交情的。而从苏武身上对比，李陵显然差了许多。
李陵曾给苏武写到一封信，倾诉了自己“被迫”除匈奴的心路历程，文中似有深深无奈。但，无奈归无奈，他毕竟投降了匈奴，而且，在匈奴过的还相当不错，这一点无可解释。
后来，李陵的孙子因参与匈奴内乱，被呼韩邪单于所杀，他的子孙，在汉朝的应该被杀光了，所余下的，大约就是在匈奴的一脉了。
那么最后，司马迁为什么要胜赞李广与李陵呢？
我觉得，可能李广的遭遇，更能激起司马迁对于自己怀才不遇的感叹吧。
他肯定是良史，但未必不偏颇。
而《史记》则肯定是伟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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