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灿是向阳巷出了名的老实人。
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跟女人讲荤段子。下了工回来，要么洗衣做饭，要么就抱着他那台旧收音机听相声。
他很腼腆，人家跟他说个事，语调稍微粗鲁了一点，他的脸就唰一声红了，眼睛都不敢直视人家。
为此，他总是被女朋友欺负。
女朋友是老家人介绍的，名叫李秀。李秀长得标致，性格也泼辣，在电子厂上班。
我们时常听她训阿灿，当真跟骂孙子似的：“你是猪吗，耳朵聋了吗，叫你听不见吗……”
随后我们就看到阿灿战战兢兢地放下了收音机，挨李秀跟前站着，问她什么事。
我们一群孩子头，没一个喜欢李秀的，而且理由各各不同。她大嗓门，爱骂人，老得瑟着一张脸，还特别势利。张口闭口就是自己认识了个什么领导，厂里谁谁接见了她，车间主任怎么个有钱大方……
一听她讲话我就烦，像几百只苍蝇一起嗡嗡嗡似的，你想要走，她还偏追着来，拼命地往你耳朵里钻！
我们那时都很同情阿灿，多好一小伙子啊，怎么找了个这对象？
但阿灿好像很喜欢李秀。
他性格软，李秀刚好跟他互补。人家借了他的东西不还，弄坏了他的音响和须刨，他不好意思说什么，李秀立马就火冒三丈，逮着对方就一通理论。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阿灿需要李秀，李秀的爽利和泼辣，为他解决了很多麻烦。他这个原原本本的老实人，处在一团混沌和含糊中，乱糟糟一片，是李秀从中理出了一个线头，扯着他向前走。
那一年，阿灿约莫二十三、四岁吧。
对城里上班的白领而言，这才是刚毕业的年纪。但对向阳巷的男人女人们而言，二十三、四已经到了而立之年，早该结婚生子了。
阿灿和李秀的婚事，就这么提上了日程。
李秀列了张单子，要彩礼，要三金，要在老家盖一套房子。
阿灿默默听着，又原封不动地转达给了自己母亲，母亲说也不是筹不到，就是需要点时间。李秀很看得开：“那就等有钱了再结婚呗！”
后来我们串起种种线索，总觉得李秀从来没喜欢过阿灿。
或许，老实人阿灿，只不过是她一块跳板，一片栖息地。
但对阿灿而言，李秀却是如同神明一样的存在，他甘心受她驱使，挨她的骂，被她剥削，只要她还愿意留在身边。
他把工资都给了她，她还是不满足，嫌少。
李秀把阿灿跟厂里的领导对比，人家怎么穿西装打领带意气风发，人家又怎么开豪车戴好表年薪几十万，李秀说得天花乱坠，好像那几十几百万，真堆到了她眼前似的。
阿灿就一声不吭地听着。老实巴交的脸上，传递出一种羞愧的情绪。一个贫穷的男人啊，正在心爱的姑娘面前，毫无尊严地接受羞辱。可他又能怎么办呢？
结婚的钱迟迟凑不到，李秀便愈发地焦躁。
她对阿灿的羞辱也愈渐升级，骂他窝囊废，骂他吃干饭，一点鸡毛蒜皮，都能令她火冒三丈，她看不惯阿灿听相声，把他的收音机也砸了。
那就不听了。失去了一切娱乐方式的阿灿，像一只彻底被锁上的闷罐子，他过得不开心，却没有人任何人能开解他。
就在那一年，阿灿认识了庆哥。一个刚刑满释放的诈骗犯。
跟闷罐子阿灿截然相反，庆哥那张嘴，简直就是个高音喇叭。他见谁都能掰扯，牛皮能吹上天，一会夸这个洋气，一会夸那个聪明，一张嘴真跟抹了蜜似的。
人人都防着庆哥，这种没安好心的夸奖，谁往心里去谁傻。偏偏阿灿就是那个傻子，他跟着了魔一样，开始跟庆哥混。庆哥说啥他都觉得有趣，他觉得庆哥见过大世面，有才华，最关键的是，庆哥当他是真兄弟。
心思单纯的阿灿并不晓得，对于庆哥这号人而言，最大的本事，就是让别人把自己当做兄弟。他跟着庆哥抽烟喝酒，还开始出入各种迪厅酒吧。
这样一来，他的工资就不太够花了。原先每个月给李秀的钱，如今自然少了大半。李秀当然不乐意了，她欺负阿灿是她的事，怎么能轮到别人去欺负呢。
为此，她跟庆哥狠狠干过一架。
李秀吵起架来相当泼辣，拎起一桶肮脏的漂衣水，就往庆哥头顶泼去。
庆哥落得狼狈而逃，他跟李秀不同，李秀的乖张都是明面儿来的，冲鼻子冲脸的。庆哥却是个笑面佛，都被淋了一身，还能笑着打趣：“哎哟，我灿老弟找的这个堂客，硬是恶得很……”
从那以后，庆哥好长时间都不来。
阿灿更为消沉了，他的烟抽得很凶，一支接着一支。李秀没法子，又把收音机还给了他，毕竟抽烟要钱，听相声不花钱，那还是听相声的好。
可阿灿却不想再听相声了。他心里的那团麻，更密更乱了，乌糟糟的一团，原先那线头是李秀牵着的，后来又给了庆哥，到如今，谁都寻不着了，他把心锁上了，为避免有人找到钥匙，还往锁眼里浇了铜汁。
后来我们分析，或许从那时起，阿灿就察觉了李秀的不轨吧。
那几个月，李秀愈发地花枝招展，开口闭口，全是她们车间主任怎么怎么的……
向阳巷的男人女人们惯会开荤腔，大家笑话李秀道：“你左一句主任，右一句主任，莫不是跟人睡了？”
李秀骂道：“你发猪瘟吧，屎糊了脑壳，狗嘴里没一个响屁……”
直到如今，我还时常感叹向阳巷里的骂人艺术。
发猪瘟，屎糊了脑壳，狗嘴里没一个响屁，这样别树一帜的词汇，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
关键是李秀这么个清清秀秀的姑娘，怎么就能脱口骂出这种句子呢？
这些响亮的词汇，阿灿也听进了耳朵里，他并没有替未婚妻辩解，而是默默地点起了一根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的阿灿，好像对婚事不再渴求了。
他流露出了一种无所谓的拖延态度，不再拼命筹钱了，也不再一遍遍地打电话，让母亲尽快找人修缮老家的房子了。
他变得顺其自然，李秀爱嫁就嫁，不爱嫁就算了。
直到那个惊心动魄的下午。
向阳巷的人们都去上班了，上工地的上工地，进厂的进厂，摆摊的摆摊，剩下一栋楼的大小孩子们，你串我家门，我串你家门。
有人看到李秀带着个男人进屋了。
这种事在向阳巷并不奇怪。因为条件不好，男人和女人们都不太讲究避嫌。最艰难那几年，几户人租同一个楼层，男人和女人共用一个浴室和厕所，晚上睡觉就用帘子隔开，谁家有什么动静，隔着帘子都能隐约瞧见。
这也是为什么向阳巷里的词汇那么丰富。
在生存都难以顾及的地方，尊严和体面都是奢侈品。
总而言之，李秀带着个男人进屋了。我在前面说过了，这种事并不奇怪，男人和女人在一处打工，偶尔忘带了什么东西，或许需要找个扳手起子什么的，两人便一同到家里去寻，这都是常有的事。
坏就坏在李秀的坏人缘。一栋楼的大小孩子，没一个不讨厌她的——有人堵住了房间门，有人给阿灿的车间打了电话。
阿灿回来了，向阳巷的老老小小都回来了。
我在之前的文章就告诉过大家，向阳巷的人们，最擅长看热闹，我们不会错过任何一场热闹，尤其是这么惊险刺激的时刻。
大家把那道门围得水泄不通，人人都等着阿灿砸碎那道锁，揪出那对狗男女。
阿灿就这么被簇拥着站在门口。
我如今再回想那个场景，可怜的阿灿啊，他大概是那道门外，唯一不想凑热闹的人吧。可他就这么被众人架着，他们无声地胁迫着他，去敲响那道门。
后来的事大概都能猜到了。李秀羞红着脸从房里出来，后头跟着那车间主任。
阿灿成了那个场景里，最滑稽最尴尬的人。
他进也不是，退也不是，骂也不是，留也不是。
这团乱麻最后还是李秀解开的，李秀搬走了，她离开了向阳巷，成了车间主任的“光明正大”的情妇。
阿灿的生活，彻底失序了。
他从来是个没主见的人，走一步，算一步。在此前的几年里，卖力气干活，就为了娶妻生子。如今未婚妻跑了，卖力气干活，仿佛也失去了意义。
他又开始跟庆哥厮混。
没人比庆哥更会开解失意人。庆哥带他去喝酒，跟他介绍成群的酒肉朋友，带他去各种风月场所。
原先用来娶老婆的钱，如今全用不上了，阿灿就有了厮混的资本，他心上那把浇了铜汁的锁，也渐渐锈了坏了，心门洞开。他又重生了，变成了一个新的阿灿，一个今宵有酒今宵醉的阿灿。
他抽烟，喝酒，玩女人，还沾染了夜店里的小毒丸。
阿灿彻底被毁了，一个一心只爱听相声的老实人，成了人间风月的奴隶。
他再没有别的希望了。
李秀后来回头找过阿灿。
她跟那个有家庭的老男人，厮混了两年，中间有过一个孩子，又流掉了。她终于想起阿灿的好来。只是当她再回头时，阿灿已经不再是那个阿灿。
阿灿交往了很多新女朋友，走马观花似的，每一任都不长久。
他像是突然开了窍，瞬间领悟了声色犬马的奥义。浅尝辄止，兴尽而归。
他成了一个浪子，一个游魂，一个无心的过客。如今再追究起责任来，谁都说不清阿灿成为这个样子，到底是谁的错。
或许怪李秀吧，又或许怪庆哥，但这些事在向阳巷里，又好像很稀疏平常。我见过太多那样的青年，不知道从哪一步开始，就踏上了人生的歧途。他们甚至未曾真正审视过自己的内心，就稀里糊涂选择了一条最坏的道路。
就像阿灿一样。我猜，阿灿从头到尾，或许都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变成这样。
他从十几岁开始跟老乡出来打工。家里让他攒钱娶媳妇，他就攒钱娶媳妇。后来媳妇娶不上了，朋友叫他及时行乐，他就及时行乐。他从来都把人生的那团线头，交到别人手里，由别人牵引他向前走。
他或许想过作自己的主，可他没那个本事。那一个老实的，没用的，贫穷的年轻人啊。车间主任从房间里被揪出来时，脸上的神情竟是得意洋洋的，他大概很想朝他那张不知廉耻的脸上狠狠揍上一拳吧，可是他连那点勇气都没有。
李秀瞧不起他，亮哥骗他的钱，可是骗就骗吧，他眼前的所有答案，都是错误的。他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从那一团乱麻中找到一个正确答案，那么就闭着眼睛，任意选择一个错误的吧。
总而言之，阿灿就这么堕落了。
我再没见过他的面。只是从他父母嘴里，听过一些他的下落。
老人嘱咐我们：“如果他问你们借钱，一定不要借给他啊。”
我不忍心再往下问了，也没有必要再往下问了。“如果他问你们借钱，一定不要借给他啊。”是什么样的遭遇，能让自己的一对老父母，对外人发出这样的叮嘱呢，大抵可想而知吧。
可我始终记得阿灿最开始的样子。
他很瘦，脱掉上衣尽是肋骨，不抽烟也不喝酒，工友们都笑话他：“你个年轻人，女人都没摸过，就皈依佛门了？”
他不会辩解，只懂得笑。
那笑也是迟缓的，像被按了慢进似的，缓缓地咧开嘴。那么腼腆羞涩地一笑。
随后他又低下头去，听他的相声。那时还没有郭德纲和小岳岳，他听马三立，听马季，听杨少华，听到兴起处，就跟着吃吃地笑。
那笑是真的干净。
閱讀更多 甘北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