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者焦循曾在《易余龠录》中说“一代有一代之胜”，并选取楚骚、汉赋、魏晋南北朝隋唐诗、宋词、元曲、明代八股文为各个时代的代表文体。后来有人将最后一项改为明清小说，这是符合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实际情况的。在所有的文学式样中，明清两代独领风骚的确实是小说。而其中又以章回小说为代表。

章回小说又称中国古代长篇通俗小说。由宋元长篇说话嬗变而来，是中国古代小说中与笔记、传奇、白话短篇分途并行的一种文学样式。它的创作业绩，体现了中国古代小说的主要成就，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意义的文体。

一、章回小说的源起

唐代的俗讲变文一直被学术界称为是章回小说的远祖。指的就是章回体小说与俗讲变文之间的一种比较久远的师承关系。俗讲由佛家讲经衍出，所谓“俗讲”，即中唐以后的一种讲经方式，是和尚在寺里讲经的“话本”，采用说唱结合的方式，描摹表演，比较具有趣味性。因为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其教义精深繁富，不易领悟，俗讲则将深奥的佛经文学化和通俗化，并且与说唱艺术结合。唐五代时有种说唱变文极为盛行，叫做“转变”，变文，就是转变的底本。“变”即为变更、变化，使高深道理通俗化。变文可以说是彻底的民间文艺，它是一个人就能说唱的讲经文。

由此可见，俗讲变文其实就是通俗方式下的佛家讲经，陈寅恪先生曾讲过：“自佛教流传中土后，印度神话故事亦随之输入，观近年发现之敦煌卷子中如《维摩诘经文殊问疾品演义》诸书，易知宋代说经与近世弹词章回体小说等都出于一源，而佛教经典之体裁与后来小说文学盖有直接关系。”由此足见，章回体小说与俗讲变文之间确有渊源。

不过，俗讲及变文对章回小说的影响，并非直接的，而是经由“说话”艺术这一中介发挥作用。

“说话”就是讲故事，是一种有悠久历史的民间艺术。是说书、评弹等艺术形式的鼻祖。

随着李唐王朝的解体与坊市制度的结束，经五代纷争到宋朝建立，商品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城市规模逐渐扩大，城市文化空前繁盛。这为市民文艺的发展奠定了充分的基础。而在唐代开始繁盛起来的说话，更是吸收俗讲、变文艺术的经验，到宋元有了质的飞跃，成为当时市民文艺的主要形式之一。

随着市民欣赏水平及日益高涨的精神文化需求，宋元的说话艺术出现了“虽有四家数，各有门庭”的局面，四家数指的是：小说(古称银字儿)、铁骑儿、说经、讲史。由此，有固定体制的话本也相继产生。话本，就是说话的剧本，它是处于讲俗变文与章回体小说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

学界一般认为章回小说是在宋元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胡适认为“宋朝是章回小说发生的时代。 如《宣和遗事》和《五代史平话》等书，都是后世章回小说的始祖。”宋元话本直接继承了唐代俗讲变文的许多文体特征，例如：宋代话本有“入话”、“收尾”的特殊艺术形式就跟讲俗变文中的押座文、解座文十分近似。所以，论起明清章回体小说的母体还要数宋元话本。

话本小说对章回小说文体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章回小说的文体形态特征几乎都能在话本小说中找到遗传因子。俞平伯即据“起首有楔子”、“起首有诗、结尾有诗”、“书分章回”等特征而认为章回小说乃“话本之肖子”。

如果从小说的结构体制来说，则不管“讲史”平话还是“小说”话本，都与章回小说存在传承关系。胡士莹在《话本小说概论》中将话本的结构体制分为题目、篇首、入话、头回、正话、结尾六个部分，如果按照各部分的结构功能归类，则可将篇首、入话、头回并为一类，视为导入部分，正话是小说主体，这样话本小说的结构体制实际上包括四个部分：题目、导入部分、主体部分、结尾，而一部完整的章回小说也相应地存在这四个部分，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到两种文体之间传承关系。

二、章回小说的特点

章回小说既然由宋元时的说话艺术和话本小说脱胎而来，则免不了带有这些艺术形式的影子。同时，在经过文人们不断的发展演进中，又增加了其更多新的特点。

一、以分回标目的形式划分叙事段落分章叙事。标明回目，是我国古典长篇小说特有的体式特征，故称为章回小说。

二、继承“说话”艺术的叙事方式。章回小说继承宋元“说话”传统，作者始终扮演着说话人的角色，采用“说给人听”的散说为主并间以韵文的叙事方法。

作者创作时虽然已经脱离了说书场，但仍遵循“说话”艺术的基本要求。“话说”、“且说”、“但见”之类，仍是叙事和描写的常见方式。

在讲述过程中，作者可以任意中断情节的发展，向读者进行解释和评论。讲史艺人为吸引听众下次再来，往往在情节紧要关头突然打住，留下悬念。这种叙事技巧也为章回小说所继承。在每回结尾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套语结束。 后来虽完全摆脱由说到听的模式而转为文本阅读模式，但仍保留着某些说书习惯用语的痕迹。

三、作者采用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章回小说继承说书艺术采用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叙事人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可以随意说出书中任何一个人物都不可能知道的秘密。对人物的外表与内心，对事件的前因后果，似乎都在他的掌握之中。有些章回小说家为了更深入地表现人物个性和内心世界，不满足于这种全知视角而兼用由作品中的人物自己去看去听、去感受的限制视角。如《水浒传》写宋江眼中看到了莽李逵，李逵眼中看到了黑宋江。这种运用人物视角的笔法，到了《红楼梦》已成为作者常用的手法。

四、丰富多彩的叙事结构。小说结构的主要内容是对情节的组织安排，使整部小说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内容不同，结构也随之不同。为了适应讲故事的要求，章回小说大多采用单线组合的结构形式，由一个个故事连缀而成。故事较长的则组成情节单元。情节单元常由三个回合组成，如“三顾茅庐”、“三打祝家庄”、“三调芭蕉扇”等。早期的章回小说，以《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结构较为复杂，由多线交叉组成。到了《金瓶梅》，采用了网状结构新形式，并为《红楼梦》所继承和发展。世情小说表现复杂的社会人生，其内容千变万化，叙事结构也随之千变万化。单线组合、单线纵贯、多线交叉、网状交织是章回小说叙事结构的基本形态。

五、缓急有致的叙事节奏。讲故事要能吸引人抓住人，必须适应听众的欣赏心理需求。因此，说话艺人特别讲究掌握故事发展的快慢、紧松、起伏等变化。章回小说写给读者看，同样需要适应阅读心理，注意艺术节奏。

古典小说评论家深知此中奥妙，通过各种方式阐明安排好艺术节奏的重要性。《三国演义》第七回讲袁绍和公孙瓒、孙坚和刘表之间混战，接下去第八回却转而叙述貂禅的故事，毛宗岗批道：“前卷方叙龙争虎斗，此卷忽写燕语莺声，温柔旖旎。真如铙吹之后，忽听玉箫；疾雷之余，忽观好月。”就是讲究掌握节奏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六、通俗化的叙事语言。唐代传奇以文言文为主，宋元“说话”转为以白话为主。章回小说继承宋元“说话”传统，叙事语言力求通俗化大众化。但当时的书面语言仍是文言文。章回小说为了雅俗共赏，在白话中夹杂古文词语及引用融汇诗、词、歌、赋、史传文学，也是很自然的。

《三国志通俗演义》利用了《三国志》史料等原因，名为“通俗”，实则“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相比之下，《水浒传》采用老百姓口语，可称为名副其实的长篇白话小说。《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则是经过精心提炼的白话而更富有文学色彩。

三、章回小说的成就

若从反映社会、描写现实的广度和深度来看，无论哪种文学样式，包括诗词、散文、史传文学、戏曲或者是短篇小说，都比不上长篇小说。中国古代章回小说对明清社会现实的反映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章回小说对明清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各个方面都有深刻而细致的反映，它是明清社会全景式的形象再现。

元末明初，社会动乱，豪杰并起，“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其实不仅是宋事，亦包括当时现实。《水浒传》、《三国演义》中对古代社会的描写，正是元末混乱现实的显现，其中寄托了作家希望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人民富裕的政治理想。

晚明政治日坏，党争激烈，权阉专政，外患未平，内忧又起，农民起义成燎原之势。面对如此形势，文人忧心如焚，此时的章回小说放弃了以前的以历史为题材的作法，大量时事小说迅即产生，其中《魏忠贤小说斥奸书》、《梼杌闲评》等章回小说堪称代表。

总之，有明一代之政治大事、历史演变大都可以从小说中得知大概。清代章回小说亦是如此。

不仅政治，社会风气更可以从小说中得到明证。明代中晚期，皇帝崇信道教，侈谈长生术、房中术，耽于淫乐，社会风气日坏，于是就出现了《如意君传》、《金瓶梅词话》等世情小说。

除此之外，其它的小说的题材还有写爱情的、讽刺现实的、写神怪的、写宗教的等等。

总之，可以说明清时代的任何角落、任何人物都可以在章回小说中找到它的影子，所以有人把章回小说称之为稗官、野史，以弥补正史记载之不足，是有一定道理的。

更为重要的是，明清章回小说不仅是当时社会真实的全景式的反映，而且在很多方面摸到了时代的脉搏，站在了时代的前列，提出了深刻的问题，反映出比普通历史著作的全景描绘更为深刻的内容。这才是章回小说作为文学作品的更为成功之处。

《水浒传》诞生于元末明初，当时各路起义英雄高举义旗，烽烟四起。作者不仅热情讴歌草莽英雄，显示出过人的胆识，而且提出了“官逼民反”的主题，为农民起义找到了根本原因，揭露了封建社会官民对立的事实。整部小说贯串着这样一条主线，即起义军应该有怎样的纲领，实现怎样的目标，怎样处理与劳动大众、地方势力、封建官府乃至朝廷、皇帝的关系？这样的主题，远比单纯描绘起义深刻得多。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众多描写农民起义的章回小说，艺术、思想上总不及《水浒传》的原因之一。

如果说《水浒传》的作者借小说来探究农民起义军出路的意图还不明显的话。那么，《儒林外史》的作者借小说探寻读书士人出路的追求就带有很强的自觉性了。吴敬梓身处清初康、雍、乾盛世，家世高门，是明清两代的科举制度的受益者，但他却触摸到了盛世表象下的衰脉，毅然以科举制度的弊端为靶子，提出了改革培养人才、选拔人才制度的呼声。

他认为只有凭一技之长，自食其力，保证经济上独立，知识分子才能摆脱附庸的、受人束缚的地位，而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自主的阶层。这样的见识，在当时甚至今天都可谓振聋发聩，引人深思。可见，如果仅仅是形象地再现明清读书士子的生活状况、精神风貌，《儒林外史》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不会有今天这样崇高的地位的。

诸如此类的例证还有很多，如像《醒世姻缘传》涉及的封建婚姻中的家庭问题；《歧路灯》中涉及的子女教育问题等，都是值得人们去深思的。

综上所说，说明中国古代章回小说不仅在反映现实的面上有相当的广度。同时，就文学艺术本身而言，它还有更深的认识价值，是人类永远挖掘不尽的丰富的思想宝库。这种对时代的反映，对社会的反思，才真正代表了明清时期文学的最高成就，显示出长篇小说反映现实时所独具的优势。

所以，仅仅称中国古代章回小说是明清社会的百科全书是远远不够的，它是明清时代当之无愧的形象史、思想史和风俗史。

四、明清时代章回体小说的文坛地位

封建社会的正统文人一直不肯将小说列入文学之林，但小说在其它传统文学样式（如诗、词、散文）已成强弩之末之际，勃然而兴。长篇章回小说优秀代表作前后相继，短篇白话小说也有如“三言”、“二拍”、《型世言》、《无声戏》等作品接连出现。文言小说《聊斋志异》、《子不语》、《阅微草堂笔记》各显特色，并带来整个文言小说的复兴。

反观其它文体，虽然明代诗文流派众多，作品也不少。清词、清诗、清代散文也都有集大成、复兴之势，但它们实在无法与前代之盛相比。在这种形势下，小说成为明清文学的主流，便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在这股主流之中，章回小说相比较而言显得更为突出。虽然古代章回小说的发展历史不及白话短篇小说和文言小说那么长久，但它一旦成熟，其包容量、影响力、辐射度都远远大于短篇小说。

作为长篇小说，它占有种种文体上的便利，比如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悠久的历史传统、时代变迁、人物复杂的经历、深刻细致的内心世界等。表现这一切，短篇作品具有一定的困难，受到文体本身的限制，即如戏曲、史传文学也同样受到限制，而这恰恰是长篇章回小说可以自在翱翔的天地。作家可以充分利用这些鸿篇巨制，精心构架，可向广度延伸，也可向深度挖掘。既可写象《三国演义》一样描写波澜壮阔、瞬息万变的历史；也可写如《红楼梦》一样围绕大观园内的儿女情长精雕细琢，细致捕捉人物心灵深处微妙的曲折变化。

这种文体优势不仅给长篇章回小说作家反映世界、反映生活带来种种便利，也为他们在艺术上取得巨大成功提供了可能，因为它提供了更多施展才能的机会、领域，比短篇小说更具有挑战性。

正因为如此，作为长篇巨制，它需要作家有魄力、有胆识，能统观全局，能驾驭小说的全部结构情节的变化与发展，有相当的艺术表现力及语言表达能力。更重要的是它需要作家有深厚的生活积累，深刻的思想见解，能站在时代的前列，把握历史发展的脉搏，有博大的胸怀、以天下为己任的气概，有火一样的热情，能为理想而献身。这样的作家才能谱写出伟大的作品。

这样的作品，不但短篇小说，即使诗词、散文也难以企及这样的高度。中国章回小说的巨大成就便是这一点的最好证明。从这一点上看，它不仅是明清小说的主流，更是明清文学的主流。

五、章回小说的影响

一、使传统文学观念发生了变化。在中国古代，文学一向是高雅艺术，雅是文人文学的根本特征。受此观念影响，作为民间艺术的话本小说虽然产生甚早，但一直没能走上繁荣之路。而长篇章回小说创作的成功，大大改变了文人对通俗文学的看法，引起了深刻的文学观念的革新。特别是明代中晚期以来，长篇章回小说名作迭出，章回小说以优秀的成绩改变了人们对通俗小说的看法。

晚明文艺思潮中强调对通俗文艺的重视、借鉴，与章回小说的兴盛和成功显然有着极大的关系，以至于当时许多学者提出“真诗乃在民间”，他们大量搜集整理通俗文学作品，甚至于白话短篇小说也因此而大行其道，迅速复兴。

这股文学思潮与当时哲学思潮可谓相辅相成，相互启发，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文学风格的演变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清代以后，章回小说继续走向鼎盛，影响与日俱增，甚至一些传统的经学家，也由抵制转为扶植、引导、利用，即“以通俗语言，鼓吹经传”，借章回、短篇小说来灌输正统文学形式所难以实现的教化意识，章回小说中 《醒世姻缘传》、《歧路灯》等作品即是明显的标志。

二、章回小说的成功创作，还潜在影响了诗文的创作倾向。明清诗文中叙事性作品大量增加，而且大都较为成功。在叙事过程中，小说笔法尤其常见。明清散文，成功之作颇多。然大都与叙事有关，如归有光的 《项脊轩志》、张岱的《西湖七月半》等等，写人记事、状物写景，栩栩如生，与章回小说成功之作中的具体描写相比，极为相似。

诗歌亦是如此，许多作品不仅以叙述完整的故事情节为己任，而且大量运用人物对话、细节描写来刻画人物、描写场景、渲染气氛。比如吴伟业的《圆圆曲》便充分显示了这种创作风格和创作倾向。

另外，明清诗文作家把眼光转向普通下层人物，贩夫走卒、歌女家丁成为经常性的描写对象，这也与章回小说深入人心有关。

还有，章回小说在语言运用上，以经过提炼的白话为文学语言，大量借鉴口语，造就一种全新的语言风格，如《儒林外史》、《红楼梦》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对明清诗文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明清诗文作家有许多人提倡语言通俗，要求手中所写即心中所想、口中所说。袁宏道等人极力赞扬《水浒传》、《金瓶梅》的语言艺术，并以之作为创作楷模，便是这种文学思潮的体现。

三、促进和推动了戏曲的发展。古代小说、戏曲同步发展且互相影响。 开展戏曲活动的关键之一便是剧本。明清小说更证明，有不少小说作品固然是从戏曲改编而来，但更多的是章回小说为戏曲提供了取之不竭的人物、题材和精彩故事。不少明清传奇剧便是根据章回小说改编而成。到了近代的地方戏和京剧更是大量取材于古典小说名著。查阅中国戏曲目录，三国戏、水浒戏、杨家将戏以及根据各种历史演义改编创作的历史故事戏，几乎占了全部戏曲目录的大多数。

另外，现代的很多的影视题材也都是来自于对章回小说的解读或改编。

四、向平民百姓普及了历史文化知识。章回小说对平民百姓历史文化知识的普及，功不可没。甄伟《东西汉通俗演义》卷首托名袁宏道序：“予每检《十三经》或《二十一史》，一展卷，即忽忽欲睡去，未有若《水浒传》之明白晓畅，语语家常，使我捧玩不能释手者也。……今天下自衣冠以至村哥里妇，自七十老翁以至三尺童子，谈及刘季起丰沛、项羽不渡乌江、王莽篡位、光武中兴等事，无不能悉数颠末，详其姓氏里居，自朝至暮，自昏彻旦，几忘食忘寝，聚讼言之不倦。”普通百姓未入学堂而能讲刘邦、项羽、孔明、曹操等人的故事，都是通俗小说和与之相关的戏文传播的结果。

五、为现代小说创作提供借鉴。章回小说丰富的创作经验为现代小说创作提供了借鉴。章回小说对现当代小说家的影响不限于张恨水等采用章回小说体创作的作家。同时，鲁迅、茅盾、巴金、老舍等著名小说家也都是在继承古代小说优秀传统并吸取国外小说先进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实现了古体小说向现代小说的转变。

六、特殊而重要的文化使者。章回小说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而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扮演着重要的文化使者角色。优秀的章回小说是中国文化的骄傲。世界上不少国家的人民，曾通过明清小说，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开始认识中国，了解中国文化。

早在十七世纪的朝鲜汉语教科书刊本《朴通事谚解》中，就有关于《西游记》、《飞龙传》的记载。明末清初出现的《金云翘传》，在距今约二百年前就被诗人阮攸改编为长诗，驰名于越南文坛；《好逑传》远在18世纪就传入西欧，译成多种译本。我们从德国诗人歌德的赞赏言辞中就不难意会到他是怎样通过小说来了解和赞叹中国悠久而优美的文化。这些例子生动说明，明清小说在当时就曾经成为文化使者，把中国文化介绍到国外。而到了现代，古典章回小说名著随着越来越多译本在世界范围内流行，更是有千千万万的读者通过阅读这些名著了解到了中国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

从传统文化的角度看，中国古代文化可以分为雅与俗两大部分。诗词歌赋之类为文人士大夫所独有，为传统雅文化的代表。勾栏瓦舍中的各种表演艺术，则是满足下层普通人民需要的俗文化。小说、戏曲便属后一类。但文人学士的参与戏曲创作，使之沾上了一定程度的雅气。因此，真正代表通俗文化的，当推通俗白话小说及与之相关的说唱艺术。章回小说及与之相应的说唱艺术不仅能给普通下层人民以审美愉悦，而且也是下层人民接受教育、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

中国古代的通俗小说作品（尤其是章回小说）已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样式，还是一种文化承载体、传播体、辐射源，虽属于俗的范畴，但却以其力量之巨、数量之多奠定了市民文化、乡村文化的基础，构成传统文化最深厚的土壤，并因其同时被文人士大夫接受进而影响雅文化的组成、改变其特色，最终融入了雅文化的范畴。在雅与俗的交流和相互影响、俗文化的提高和发展等方面，章回小说发挥着重要作用。

閱讀更多 百家拾遺 的文章

關鍵字: 宋朝 焦循 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