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輛579路公交已經很久沒到過武漢的地標之一江灘公園了。過去的一個多月，它成了北京醫療隊的擺渡車，往返於三角湖路和武漢協和西院之間。從午後到凌晨，駛過空蕩的街道，車上的乘客只有醫生和護士。
1月27日，北京12家醫院組成的醫療隊抵達武漢，接手協和西院三個病區，截至3月5日9時，累積收治患者302人、出院70人，其中絕大多數是重症和危重症病例。
跟隨醫療隊出發之前，我能夠想見，這段日子大部分的畫面，將會由患者、家屬和醫護人員組成。但當這種設想以具體的人物和故事出現時，所受的衝擊還是超過了我的想象。
無數個瞬間最終構成了一座天平，一端是騎50分鐘共享單車、來找一張床位的患者，寫下承諾書、不願佔用過多醫療資源的家屬；另一端是重返隔離病房、記憶被喚醒的非典老兵，以及剛開始插管病人高風險護理的95後護士。
維繫這座天平平衡的，不只是醫術，還有意志和人心。
△正在穿戴防護裝備的醫療隊員
1月27日：一場戰爭
這天，是我第一次聽到，有人把這件事比作一場戰爭。
在去機場的路上，朝陽醫院領隊唐子人跟隊員們說了一句戰爭電影裡的臺詞：“咱們裡面，我會第一隻腳踏上武漢，最後一隻腳離開，我一定會把你們安全帶回來。”
出發前幾天，宣武醫院的護士阮徵有點生氣，當警察的丈夫對什麼事都很鎮定，好像對她來武漢也沒什麼特別的反應。直到臨出發的時候，同事把丈夫拉到跟前，阮徵發現他哭得像個孩子似的。
阮徵一下樂了，掏出手機說：“來，記錄一下，20年了，第一次看見你掉眼淚。”
晚上8點半，航班即將起飛，機長廣播的聲音有點兒哽咽，他把醫療隊的成員比作“英雄”，自己也因為即將飛往武漢感到自豪。
1月28日：“那裡已經被汙染了”
醫療隊從三角湖路的住地出發，10分鐘後，那輛作為擺渡車的579路停在了武漢協和西院門口，醫療隊的第一次對接即將開始。
下車後，大家愣了幾秒，遠遠看見發熱門診裡拿著CT片子徘徊的病人們。
突然有人把一包東西塞到了我的衣服口袋裡，拿出來一看，是一個防護效果更好的N95口罩。“把這個也戴上吧，你那個不行”，給我口罩的是宣武醫院的男護士王長亮，我倆在車上剛認識。在我耳邊叮囑完，他走開了。
醫療隊被帶到了協和西院的側門，一進去就是即將收治病人的住院部大樓。武漢本地醫務人員一再提醒，不要再從剛才的發熱門診經過，“那裡已經被汙染了。”
△王長亮與唐子人 攝影|北青報記者高曌
2月1日：被喚醒的記憶
第一次走出武漢的隔離病房，有人問唐子人和非典時比是什麼感覺。2003年，他是朝陽醫院首批進入發熱門診的醫生之一。唐子人笑著反問：“那會兒我33歲，如今50了，你說呢？”
穿上防護服的那一刻，宣武醫院醫生李豔17年前的記憶又被喚醒了，窒息、幽閉、渾身上下被壓力包裹。作為呼吸科醫生，她知道人甚至可以忍受刀扎、針刺，但最不能忍耐的就是窒息。
似曾相識的還有病房裡的病人。17年前，李豔所在的非典病房裡，住進來一位70多歲姓楊的老人，在一週後去世。當天，同一張床上又住進一個30來歲的女人，也姓楊。李豔后來才知道，他們兩人是父女。
醫療隊在武漢首批收治的病人裡，有一對60多歲的老夫妻，他們堅持要住在同一間病房，好相互有個照應。但兩個人都是疑似病例，必須單獨隔離，王長亮勸了很久，他們才接受了住在對門的安排。
2月2日：壞消息的告知
李豔告訴我，那對想住在一個病房的老夫妻，老太太去世了。
老人的兒子在外省沒法回來，相關手續必須找她的丈夫簽字。隔離病房裡，“壞消息的告知”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隔著厚厚的防護裝備，眼神和和肢體語言都很難帶來足夠的安慰。
李豔和同事做好了各種預案，如果老人不肯簽字怎麼辦，如果情緒激動、甚至傷害自己怎麼辦，他們早早讓一臺搶救車停在了門口。
進入病房，李豔告訴老人，他老伴的情況確實很嚴重，前期做了哪些治療，“阿姨搶救無效去世了，但請您放心，阿姨走得很安詳，沒有任何痛苦。”
老人哭得傷心，李豔看著揪心，甚至有些內疚，“在最後的時刻，都沒能讓他們住在一個房間裡。”
李豔還撒了一個謊，老人問她，妻子留下什麼話沒有。其實老太太走得很突然，很快陷入了昏迷，但李豔還是告訴他：“阿姨說了，讓您好好活著，讓您能夠代替她繼續活下去。”
△“全副武裝”出門購物的武漢市民
2月3日：“好像一個逃兵”
表妹介紹我認識了她在武漢的同學程曉，他們一起讀的醫科，兩年前程曉從武漢一家三甲醫院的感染科辭職了。
程曉說自己從來沒對醫生這個職業有過太多向往，上班以後也不喜歡做實驗、發論文。疫情爆發，身邊好多人說他“逃過一劫”，但程曉心裡不舒服，有種當“逃兵”的感覺。
他解釋說，這和職業榮譽感無關，只是科室的同事以前對他很好，“這個時候，我應該跟在乎的人在一起。”
每天都能收到以前同事從醫院傳來的消息，發熱門診掛號量又翻了幾倍、又有哪些醫生護士被隔離了，程曉想做點什麼。他加入了志願小組，負責審核募集來的醫療用品，還去問了以前的科室主任，作為普通人，能不能回到隔離病房值班。
程曉還跟我說起了他的舅舅，春節之後，老人先是感冒了幾天，接著又咳嗽憋氣，因為擔心交叉感染，一直沒去醫院看病。
程曉從小和舅舅的感情很好，舅舅以前是個老師，退休後又去給別人講課，他喜歡舅舅博學又隨性的處事方式。
2月6日：能拉回來一個是一個
早上9點接班，李豔聽說有個病人病情加重，供氧面罩開到最大，血氧飽和度也只有七八十，病人時不時昏迷，大小便失禁。
李豔給ICU打電話，聯繫床位，強調這個病人有搶救的價值。等她換好防護服，進入病房，正趕上護士在喊：“有醫生麼？有醫生麼？”
在噴濺了一地咖啡色的血性物質後，病人又昏迷了，心率飆到了167次，因為極度缺氧，身體是紫紺色的。
李豔想趕緊建立一條靜脈通路，為後面注入搶救藥物做準備。病人一直吃得很少，血管不好找，幾名積水潭醫院的護士先是在大腳趾的邊緣找到了一根血管，剛注入了呼吸興奮劑，針就鼓了。
幾名護士幾乎趴在了病人身上，想趕緊再找到一條通路。誰也不知道會不會再次發生噴濺，那是等級最高的感染風險之一。護目鏡裡是模糊的水氣，李豔只能勉強看見病人的模樣，她到最後都不知道，護士們是怎麼在手腕上又找到了一根血管。
來不及測血氣，李豔只能靠臨床經驗推測病人是因為缺氧導致了酸中毒，碳酸氫鈉打了進去。過了會兒，病人恢復了意識，ICU也傳來消息，有床位了。
“缺了哪一環，這個人可能都挺不過來了。”李豔說，這樣的場面幾乎每天都在病房裡發生，就和戰場一樣，躲著槍林彈雨，能拉回幾個病人，就拉回幾個。
△李豔和陳洪雲 攝影|北青報記者高曌
2月7日：善意的疏遠
協和西院需要將床位增加到800張，再次擴容病區，這件事讓醫療隊院感組頭疼了幾天。
在傳染病醫院，院感防控部門對諸多事項有著“一票否決權”。但在疫區，制度之外還要考量人力和資源的制約。
到今天為止，北京醫療隊已經開設了8樓、10樓、12樓三個病區，累計收治病人155人。醫護人員交接班、穿戴防護裝備都在清潔區進行。為了擴容，院感組最後想到的辦法是縮減清潔區數量，三個病區共用一個清潔區。
面對增加的風險，院感組要求所有隊員，把同伴都當作潛在的“疑似病例”，一些善意的“疏遠”出現在了我身邊。
採訪完護士陳洪雲，攝影記者要給她拍照片，我提出幫陳洪雲拿著外套，被她拒絕了，“別碰了，我進過病房了，對你們不好。”
上樓的時候，陳洪雲又提出自己再等一趟電梯，說的還是那句：“我進過病房了。”
我們不想搞得這麼生分，執意讓陳洪雲也進了電梯。在裡面，她還是和我們保持著距離，直到我們走出電梯，她才按下了自己的樓層。
2月8日：進發熱門診
程曉告訴我，他和表妹陪著舅舅到了一家醫院的發熱門診。舅舅的病情在凌晨突然加重，不僅有肺炎的症狀，神智也不清楚，嘴都歪了。
前一天晚上，我和程曉剛聊過進入發熱門診的危險，但裡面還是有很多陪護的家屬。我倆最後的結論是，因為有在乎的人在裡面。
我問程曉的防護措施怎麼樣，他說有師姐給了醫用N95口罩，但因為出門急，他忘了拿泳鏡。
程曉跟我說了在發熱門診的見聞，一輛出租車下來了兩個老人，一個婆婆攙著一個幾乎癱在地上的爺爺，喊了幾聲都沒人過來幫忙。程曉正要上去，一個陪床的男家屬搶先了一步，一邊斥責著人們的冷漠、一邊把爺爺背了進去。
程曉還遇見了兩個大學同學，都穿著防護服，他認出了兩個人的眼睛。一個是血液科醫生，現在成了程曉舅舅的管床大夫，還有一個是眼科醫生，現在負責統計核酸檢測結果。
△武漢街頭穿防護服的行人
2月9日：天平的兩端
下午，醫療隊幾個病區接到通知，協和西院要將一部分好轉的患者轉到其他醫院，騰出新的床位。
血氧飽和度、基礎病史和年齡，都是考量的標準，對照著病歷，李豔報出了幾個床號。這並不是一個容易的過程，如果在平時，醫生們輕易不會讓剛好轉的病人經歷轉院的波折。
但現在是“戰時”狀態，李豔告訴我一個叫“檢傷分類”的概念，就像戰場上用不同顏色的布條標記不同傷情的士兵，醫生也要快速依據患者的病情做出決斷。
在我看著醫生們確定轉院患者名單的時候，程曉給我發來消息，他舅舅正等待著協和西院空出的床位。
舅舅已經確診了新冠肺炎，並且陷入昏迷狀態，醫生建議最好找到ICU的床位。程曉先把舅舅轉到了發熱門診的留觀病房，因為周圍人都在說，住進這裡可以優先轉往協和西院。
程曉給上學時帶過他的教授打去電話，那邊也很為難，說前幾天幫別人找床位剛被拒絕。
這一天，我好像看到了天平的兩端。
2月10日：病房裡的陪護
程曉告訴我，昨天晚上，舅舅終於住進了協和西院，他和表妹也跟進去陪護了。出來後，他們會主動去隔離。
他解釋說，舅舅住的是其他醫療隊負責的普通病房，沒有ICU那麼充足的護理人員，“但他已經昏迷了，身邊離不開人。”
“你們有防護服麼？”
程曉不知道是在安慰我還是安慰自己，說他們有口罩和充足的手套，“我們不知道要在裡面待多久，很難做到一直穿著防護服，意義不大。”
我表妹也知道了程曉進病房的事，她給我發來一張照片，是他們幾個同學新年時在武漢見面的合影。他們去聽了一場演唱會，就在協和西院旁邊的體育中心裡，那裡現在已經改建成了一所方艙醫院。
△醫護人員準備把患者的盒飯送進病房
2月11日：心理曲線
唐子人每天都會在醫療隊聯絡群裡轉發一首歌曲，他相信音樂給人的力量。轉發2003年那首《手牽手》時，他說在非典值班時，總會聽這首歌。
這些都是來自非典時期的經驗。
2003年在非典病房裡的日子，唐子人經歷過最初的緊張，兩週後逐漸平復，到了一個多月後，疲憊、孤獨、焦慮再次出現。有的病人，上午他還說過話、下午床位就空了，他打開電視想放鬆下來，裡面鋪天蓋地都是疫情的新聞。他還聽說，因為自己的原因，沒有人敢和母親坐一趟電梯。
類似的事情也發生在當下。95後護士張俊總會想起之前護理過的那個老人，老人按呼叫鈴的次數特別多，大都是換尿袋這類護理上的需要。
一趟趟跑過去，張俊很高興，病人有需要、能交流，就說明精神頭還不錯。倆人最後一次說話的時候，老人讓張俊把一些水果拿到離自己更近的椅子上。
張俊隔天再去值班的時候，床位上換了人，老人已經走了，新來的病人正需要搶救。
張俊心裡不是滋味，她平時在北京胸科醫院結核科工作，也見過病人離去，但病程發展會比較慢，大多能有個心理準備。
△世紀壇醫院護士劉宇航摘下口罩的一瞬間
2月12日：死亡病例討論
每組交接班時，都要通報病房內的變化，XX加重了、XX走了，一些床號被報出來的時候，接班醫生會露出驚訝的表情。
醫療隊一位有著幾十年臨床經驗的醫生告訴我，以他曾經的經驗，看到病人的化驗結果、影像學和既往病史後，大概率能估計出病人未來幾天的身體走向。但在新冠肺炎多變的病程中，一些他原本抱有希望的病人，惡化程度還是超出了預想，“特別是那些六七十歲走了的，這不是一個很大的年齡。”
只能從現有病例尋找更多的線索，在一場12層病區的討論會上，5名近期去世的患者成為了討論的對象。
5名患者都是老年人，入院時病情較重，去世前，他們經歷了血氧飽和度的突然下降。一名協和醫院本地醫生回憶，其中一名患者去世前曾去過衛生間，“結果發現他在裡面已經有些意識不清了。”
世紀壇醫院領隊丁新民認為這是一個很關鍵的線索，在隨後的梳理中發現，五名患者有三人都在去世前去過衛生間。
丁新民分析，新冠肺炎患者對氧氣支持的需求很大，去衛生間需要摘掉氧氣面罩，也耗費體力。即使有的病人牴觸，必要時，還是要堅決使用尿管。
△醫生對患者CT影像進行討論
2月13日：送戰友
下午，北京醫療隊病區迎來了4名確診患者出院，其中一位是武漢一家醫院的護士，唐子人要來送送。
除了一個寓意平安的蘋果，唐子人還遞過去了一個信封，上面寫著“不畏生死赴疆場，風雨同舟迎彩虹”，裡面裝著幾名醫療隊員湊的慰問金。
護士想要推託，又被唐子人擋了回去，“你們很不容易，我對你們保有敬意。”
17年前，唐子人參與接診了朝陽醫院首名非典病人，“毒力”很強。兩三天後，他身邊開始有同事發燒，進而有20多名醫護人員感染。看著身邊的戰友倒下，唐子人說，那種恐懼無法用語言形容。
“就像戰爭電影裡一樣，衝鋒的時候，是一種應激狀態，激素分泌旺盛，你捱了一槍，可能當時都沒感覺。等你冷靜下來的時候，才發現身上有一個大口子，彈片在裡面。”
後來的日子裡，唐子人還夢到過在隔離病房的日子，但都不是噩夢。只有一次，他路過北京9名非典時期犧牲醫務人員的紀念碑，獨自在那裡憑弔了很久。
△一位出院患者拿著醫療隊員送上的蘋果和祝福
2月13日：插管
清潔區的辦公室裡，十幾名醫生和護士正激烈的討論著，每個人都要提高嗓門，才能讓別人聽清。為了提高對危重患者的搶救效果，北京醫療隊的三個病區將開始插管，使用有創呼吸機。
這個決定帶來一連串的改變：病區要騰出一間病房作為專門的搶救室；護士的班次需要調整，有兩個人專職負責插管病人的護理；還有籌措呼吸機和配件的問題，一般三甲醫院擁有的呼吸機，不過幾十臺而已。
來武漢之前，李豔就把隊員分成“普通”和“監護”兩組，但她沒想到，最後會把普通病房改造成監護室，進行插管病人的護理。這與協和西院現有的ICU資源有關，重症監護室只有20張左右的床位，哪些危重病人可以進入，一度是需要反覆權衡的問題。
插管讓李豔最擔心的還是防護問題，病人開放氣道，管路連接到肺部，隨時可能發生噴濺。原則上，傳染病監護必須是負壓病房，新風系統不斷將有病毒的空氣排出去，但現有條件，能做的只有開窗通風。
2月14日：舅舅走了
昨天臨近半夜，程曉告訴我，舅舅走了。
進入隔離病房以後，程曉一直不想用醫生的思維去考慮舅舅的病情，怕哭出來影響陪護，也影響表妹的心情。
昨天早上，舅舅有了消化道出血的症狀，到了晚上出現了“點頭呼吸”，這是很多病人臨終前的徵兆，每次吸氣頭都會向後仰。程曉想起來，舅舅第二天要作為疑難病例，請各病區的專家一起討論，他知道這需要花費很大精力去準備，就去找了醫生，“人可能不行了，你們恐怕要換個病例了。”
舅舅的高壓掉到了只有七八十，醫生問要不要插管，程曉和表妹猶豫，舅舅以前說過，不喜歡像那樣癱在床上。
等程曉再回到病房裡，舅舅沒有動靜了，心率只有17。他在裡面待了會兒，出來後說，可以做心電圖了。這隻有當過醫生的人才會知道，醫院要用這種方式，為停止心跳的病人留檔。
臨近午夜，程曉和表妹幫著護士，把舅舅的遺體裝進寫著“祭”字的黃色袋子。殯儀館的人來了以後，要求在外面又套了一層袋子，才把遺體拉走。
程曉和表妹聯繫社區，提出作為密接人員隔離，但社區說找不到車，兩人又回病房裡待了一夜。
第二天，我給程曉的防護服終於派上了用場，一位在西院值班的同學主動拉他和表妹去了隔離點，車上，三個人都穿上了防護服。
△醫護人員將裝運遺體的袋子拿進病房
2月15日：戰爭的感覺
開始護理插管病人後，王長亮和阮徵都戴上了防護面罩。接下來的幾個小時裡，他們要定時為插管病人翻身、吸痰、更換尿袋。當他倆再次走出來的時候，兩週來，第一次對著我的鏡頭比出了勝利的手勢。
為了保證病人的營養和藥物供給，病房裡開始進行深靜脈穿刺，這是唐子人在急診室的常規操作，但在戴了四層手套之後，他連用酒精棉消毒都試了幾次。他能依靠的只有肌肉記憶，進針時抵向鎖骨，然後回撤，再抬高針尾，緊貼鎖骨下緣負壓進針，暗紅色的靜脈血流了出來，“還行，一次成了！”
北京醫療隊的大部分護士都投入到了對插管病人的護理中，其他病房的護理工作需要協和西院補充新的人手。一隊西院本部的護士被調了過來，她們看上去都很年輕。
護士長帶她們熟悉了穿脫防護服的流程後，又讓馬上進去值班的人，把幾名新來的護士也帶到隔離病房裡，“先進去待一個小時，看看。”
這是我第一次感到，這就是一場戰爭。拼殺到最激烈的時候，補充進來的，只剩下那些年輕的新兵。
我把這個感覺告訴了李豔，她很贊同護士長的做法。她用那部即將上映的電影《1917》跟我打比方，一戰的炮火中，兩個年輕的士兵要穿過敵人的戰壕，去傳遞一份重要的情報。
“他們一開始可能沒有什麼閱歷、理想，但在看到戰友的倒下，看到殘酷的一面後，他們也就完成了自己的蛻變。”
△一批新到崗的醫護人員在接受培訓
2月19日：騎車50分鐘換來的床位
協和西院一次出院了31位患者，吳漢生是裡面最興奮的那個人。病房裡的醫生護士都被防護服擋住了面孔，吳漢生記住了他們的聲音，人群中說上幾句話，他就叫出了每個人的名字。
吳漢生手裡攥著幾頁紙的感謝信，上面寫著，“來之前感覺自己像個無家可歸的人，來到協和西院後，感受家就在這裡！”
其實吳漢生的家就在漢陽區，只是他半個多月沒回去過了。他1月25日開始發燒，社區給了張酒店房卡，讓他去那裡隔離。
酒店的停車場每天要收50元停車費，吳漢生有點生氣，做完核酸檢測那天，他把車停回了家。幾天後，他拿到了陽性的檢測結果。
2月初，賓館的房間裡，吳漢生高燒38度多，吃片退燒藥，能降半度，他不敢去刷牙，從床邊走到衛生間的力氣都沒有，痰裡還帶著血。他打電話問各種部門，什麼時候能去醫院，答覆都是等待、等待、等待。
吳漢生給老婆發了段視頻，告訴她房產證這些貴重物品放在了哪，還囑咐說，如果自己走了，骨灰要麼灑在漢陽區的墨水湖，要麼撒在前年剛去世的母親墓碑旁。
2月5日早上6點，還是沒人安排轉診，吳漢生不想再等了，他說自己是騎了53分鐘共享單車，到協和西院碰碰運氣。怕我不信，他把APP截圖也發了過來。
那天吳漢生真的住進了病房，他後來才知道，恰好有位老人去世，空出來張床位。
2月21日：一罐蛋白粉
認識王利強，是因為我看見了他在父母住進8層病區時，寫下的那份《承諾書》。
“如果父母在住院期間出現緊急情況，我們希望不採取激進的搶救措施。。。。。。我們相信父母在人生的最後時刻也不願意佔用過多的公共醫療資源，無愧他們這平凡又偉大的一生。”
幾天前我第一次給王利強打去電話，那頭的聲音很疲憊，他說不想多談什麼，“我父親已經走了。”
王利強的父母這些年神智不太清楚，需要一級護理，一直住在養老院裡。王利強推測，感染應該也是發生在那裡。他說寫下承諾書，與歷來的家教有關，“如果我父親頭腦還清楚的話，也堅決不會讓我們給社會帶來太大麻煩的。”
父親以前是教育系統的局級幹部，對子女要求很嚴格，“別說上學這些事了，我們連他的公車都沒坐過一次。”
我倆第二次通話時，王利強想拜託我件事，他的妹妹也住進了8層病區，他想讓我給醫生帶個話，多照顧一些。
王利強這些年一直生活在北京，父母沒住進醫院的時候，怕家裡的阿姨感染，妹妹貼身護理了老人四天四天，只睡了六個小時，他覺得很對不起妹妹。
我跟王利強說，不用擔心醫生們的職業態度和責任心。這不是單純的寬慰，8層病區的肖漢醫生，也是一個生活在北京的武漢人。
肖漢畢業後去了北京，他不光家在武漢，也是在武漢學的醫，一些同學比他更早進入了一線。對於這些醫科生來說，武漢是一座需要像“祖庭”一樣去捍衛的城市，加入醫療隊，肖漢不需要更多的理由，“不來，心裡過不了那道坎兒。”
母親和很多親人都在武漢，肖漢和他們一直沒見面。家裡人想來駐地看看他，遠遠看幾眼也行，想著自己是密接人員，肖漢都拒絕了。
我沒告訴王利強，其實在認識他之前，肖漢就跟我說起過他父母在病房裡的情況，那些一起住院的夫妻、母女，都讓肖漢覺得心裡堵的慌
今天，王利強又打來了電話，我對他的保證得到了應驗。一位醫生在查房時帶給他妹妹一罐蛋白粉，王利強說，這東西沒多貴重，可出現在隔離病房裡，讓人覺得溫暖。
△兩位出院患者向醫護人員揮手
2月19日：模範病人
第一批入院的一個小夥子，被大家看作是一名“模範病人”。
小夥子是個博士，開始發燒後，他把愛人和孩子送去了別的住處，又從網上定了很多生活用品，囑咐快遞小哥走遠後，才出門去取。
住進醫院，小夥子明顯做了很多準備，他能看懂一些CT影像，還會就治療、用藥提出很多有針對性的問題，同時也很遵重醫生的決定。
從醫生的角度，希望每個患者都能保持頭腦冷靜，進行順暢的溝通。但在關乎生死的時候，每個人的性格、知識、境遇不同，表現也不一樣。
世紀壇醫院領隊丁新民一直建議，住院患者少用手機，每天早晚和家人各聯繫一次就夠了。能做到這點的人不多，現代通訊這時候成了把“雙刃劍”，接受海量信息的同時，負面情緒無法避免，變得更加惶恐。
各種治療方案也不再是秘密，有家屬打來電話，一字一頓說出四個英文字母，問有沒有這種設備，醫生半天才反應過來，他說的是ECMO；有家屬說自己有渠道搞來康復者血漿，想要用在親人身上；還有一個沒康復的患者急著出院，他說女兒在別的醫院已經插管了，他想出去獻血。
2月21日：反攻的前夜
相比新聞裡的數字，唐子人更關心病房裡的改變，醫療隊的三個病區，死亡率在下降，更多的重症病人在好轉。
現在查房，唐子人要說很多話，一個患者可能要連著問他十幾分鐘的問題，唐子人挺高興，“人有力氣了，才有心思考慮自己的事兒。”
護士們也發現了變化，很多病人的口味“越來越高”，食慾恢復了，能嚐出鹹淡了。一個91歲的老先生，覺得醫院盒飯味道太淡，託護士從住地拿些口味重的吃的來。
這有點像“反攻的前夜”。李豔已經想好了，有一天她會在工作筆記寫上“總攻，斬首行動”，但要寫上這幾個字，還要再等上一段時間。
剛剛過去的那個小夜班，病房裡又是一片忙碌。李豔先是給一個插管的病人做了深靜脈穿刺，接著是一個昏迷的腎衰病人，李豔判斷是酸中毒，但暫時做不了血濾，只好找來降鉀的藥物頂上。
忙過一陣，護士突然說，51床的血氧飽和度下來了，那是個病得很重的老人，還總是愛摘掉氧氣面罩。過去一看，面罩果然掛在他下巴上。沒辦法，只好用約束帶把老人固定在了床上。
夜裡12點，51床又出事了。老人解開約束帶，自己下了地，血氧掉到了50多，全身發紫。李豔他們把老人重新弄上床，一時找不來機器插管，一個醫生不停捏著氧氣面罩下面的儲氧袋，20分鐘以後，終於把血氧捏回了90以上。
△消毒車駛過後出現的彩虹
2月24日：共情
從北京來的心理專家說，疫區醫護人員要注意“共情”的問題，在跟病人接觸中，要站在病人的角度考慮問題，情感反應和病人一樣，“但要進得去、出得來，不然對自己影響很大。”
這件事做起來並不容易。
因為送我口罩那件事，我和王長亮熟絡起來。他之前跟我說，隔離病房裡，他會給予病人關心照顧，但個人感情上不想離得太近，怕陷進去了。
今天，王長亮突然告訴我，他去看了第一批病人裡那個妻子在對門去世的老人。老人正在康復，轉到了別的病區，但情緒還是不好。王長亮過去說了句“您得加油啊”，老人沒說話，衝他點了點頭。
我問王長亮，不是要保持情感上的距離麼。他樂呵呵說了句粗口：“再怎麼裝X，也改變不了善良的心。”
2月25日：重新被審視的親情
離開家快一個月了。
丈夫跟阮徵說，送行時候之所以哭了，是因為真的害怕了。到了武漢，阮徵一直沒把脫下防護服後的勒痕照片發給丈夫，怕他擔心。阮徵終於理解了，當警察的丈夫為什麼從來不跟她講起工作上的事，那種沉默不是疏遠，是另一種愛護。
李豔也從來不和丈夫說隔離病房裡的事，聯繫時，他們交流更多的是孩子。李豔心裡一直有愧疚，當了快20年醫生，李豔追求完美到偏激，希望病房裡所有人都活著。丈夫說她自私，忘了自己還是個妻子和母親，她只去開過一次家長會，每次加班，都騙孩子“病房裡有個老爺爺流鼻血了”。
王長亮一直為兒子的事發愁，總想陪在他身邊。一直不在家，兒子已經有些不高興了，跟王長亮說：“你這個醜八怪，不想看見你。”最近幾天聯繫，兒子才有了笑臉，他對爸爸有了“需求”，想爸爸趕緊回來，帶他去看看大海。
張俊覺得父親變了，以前兩人交流不多，現在每天都想多跟她說點什麼。但父親還是不太懂和女兒交流的技巧，總是彙報自己每天做了什麼、去了哪裡，拼命想找些話題。張俊覺得，那樣子特別可愛。
2月26日：最後的陣地
一位醫生估計，就像當年非典時一樣，隨著疫情被控制，最後的疑難患者將會被收攏到少數幾家醫院內。
在醫療隊的三個病區裡，大部分仍然是重症和危重患者。一些人除了感染新冠肺炎，還有腎衰、偏癱、老年痴呆，甚至胸腰椎骨折。這裡，有可能是疫區炮火最後停息的陣地之一。
大多數人也做好了在這裡待上更長時間的準備，農曆二月二那天，醫療隊找來師傅給大家理髮，因為報名的人太多，又延長了兩天。
三角湖路上，醫療隊住地是為數不多總有人進出的地方，這引來了幾隻流浪貓狗。擔心衛生問題，醫療隊書記半開玩笑說，過分跟貓狗親近要被罰做俯臥撐。但每天飯後，還是有隊員在門口放下些剩菜，遠遠地看著它們。
△二月二這天，一位女醫療隊員在住地理發
2月27日：兩段人生
在酒店隔離的程曉和表妹做完了兩次核酸檢測，都是陰性。
他倆現在擔心的，是一個人在家的舅媽，情緒差到了極點。舅媽除了他倆誰的電話都不接，在電話那頭總是念叨：他就這麼把我們丟下了？什麼時候能把骨灰拿回來。。。。。。
程曉想起了舅舅昏迷前，跟自己說的最後一句話，讓他去買根柺杖。程曉猜測，舅舅要麼真的就是在為回家做準備，要麼就是想給自己留個希望。
再和我通話，吳漢生還是像剛出院時那麼興奮，他正在自家另一套房子裡隔離。去之前，他和妻子隔著十米見了一面，妻子穿著防護服把各種生活用品放到車上，兒子就在後面的樓上，吳漢生堅持沒讓他下來。
吳漢生跟我說起了他的人生經歷，最開始是一名公務員，90年代末辭職了，做鋼材生意賺了些錢，買了幾套房子。後來生意不景氣，年紀也大了，他去了一家物業公司上班。
為了向我證明他說過的一切，一個下午，吳漢生給我發來了十幾段視頻和照片，裡面有他跟兒子的合影，有在賓館隔離時咳出的血痰，還有去年聖誕節時江漢路的夜景，對著湧動的人群，吳漢生大喊著：“2020年，平平安安，萬事如意。”
2月29日：不想當英雄的人
過去的一個多月裡，唐子人和李豔，是我聽到把當下比作一場戰爭最多的人。
唐子人喜歡看戰爭電影，熟知歷史中的豪傑人物，但他不想成為別人眼中的英雄。他說自己來武漢就是救人，他更信奉一家醫學研究所牆上的那句猶太諺語，“救一個人，就等於救了全世界。”
李豔也不想當英雄，她只有普通人最樸素的那種想法，“早點結束這場戰役，趕快回家。”
2003年初夏的一天，北京懷柔的一家度假村，李豔和同事們結束了兩週的隔離觀察期。隔離地點對面就是北京啤酒廠，給他們送來了好多啤酒。還有很多出租車趕過來，志願把他們送回了家。
李豔記得，那天很熱，她遠遠就看見，母親搖著蒲扇，站在樓門口等著自己。
（文中除醫護人員均為化名）
文|北青報記者 劉汨
閱讀更多 天天讀報會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