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說，醫生是患者在“鬼門關”前的最後一道防線，可是這道防線也是肉身，也會失守。
大年三十，武漢市江夏區第一人民醫院的同事們心疼彭銀華，讓他回家休息，他微微一笑：“我年輕，我先頂上！”
彭銀華的確年輕，離開的時候，年僅29歲。
醫生彭銀華
除夕夜，妻子鍾欣去醫院給彭銀華送日用品，放下東西，夫妻倆隔著二三百米通電話。
兩人遠遠望著彼此，看不清表情，鍾欣給丈夫比“V”，是勝利的手勢。
但她沒想過，這會是自己和丈夫的最後一面。
如果沒有疫情，那幾天兩人應該正在準備一場遲到兩年的婚禮。
按照計劃，正月初八，在孝感老家的酒席上，高朋滿座，他會挑起她的紅蓋頭，迎接自己的新娘和即將出世的孩子。
但現在，來不及送出的婚禮請柬留在彭銀華辦公桌的抽屜裡，成了遺物。
彭銀華與鍾欣的婚禮請柬
1月23日，武漢宣佈封城，大量病人湧進醫院。彭銀華堅持了兩天兩夜，一個人收治了40個病人。
1月25日，他拿到一張最新的CT片子，和大多數病人的情況類似，病毒已經入侵肺部，不同的是，這一次，報告單上寫著自己的名字——彭銀華。
又過了五天，經過核酸檢測確診，他被轉往定點醫院金銀潭醫院。
負責護理他的護士名叫凌雲，原本是安徽醫科大學附屬巢湖醫院重症醫學科護士長，2月2日隨醫療隊馳援武漢。
18天的相處，從生到死，彭銀華一直在說感謝，凌雲一直在說榮幸。
彭銀華與護士凌雲的聊天記錄
他想喝水時，會因為喝水要把面罩換成高流量的鼻罩，怕給護士添麻煩就說：“算了，你給我搞個冰牛奶喝就行了。”
“我們經常要給病人抽動脈血看肺氧合情況，抽的時候很疼，有時候動脈很難打上，但他就是能忍著動都不動讓你穿刺。”凌雲說。
最後幾天，彭銀華昏昏沉沉，清醒時，彭銀華對護士們講：老婆懷孕了，自己快做爸爸了。
也是在那兩天，老同事聽說他進行了插管治療，同為醫生，他知道這不是好預兆。
2月20日，下午3點50，妻子鍾欣接到醫院的第一個電話，電話裡說，已經在緊急搶救了。
鍾欣曾是護士，“心裡已經有桿秤了”。
迎來送往很多人，她可以理解，但難以接受。
晚上10:18，第二個電話來了，他走了，她懷著六個月身孕，渾身顫抖，幾乎難以自持。
彭銀華與鍾欣的婚紗照
深夜，彭銀華的大學室友們驚悉噩耗，把微信頭像都換成了燭火。
他們打開名為“莫逆之交”的室友群，發起語音聊天，從大家的初遇開始聊起。
從前的瑣瑣碎碎，他們慢慢地聊了整整一夜，但天總是會亮，回憶總是會走到當下，群通話裡有一個頭像再也不會亮起。
2月21日，彭銀華的追思會在他生前工作的江夏區第一人民醫院報告廳舉行。
廳內佈置簡易，投影中的照片是他曾經為婚禮準備的。
前來悼念的人沒有聚集，但絡繹不絕。
留言本上，有人寫：“吃了你的喜糖，卻沒能參加你的婚禮。”
還有人寫：“我們都告訴自己，堅持下去，才能讓你、讓我們都看見勝利的曙光。你一直都在！”
更多人則寫下：“彭醫生，一路走好！”
鍾欣說，她會把孩子好好生下來養大，記憶裡那個害羞的大男孩，期待當爸爸很久了。
“他會是一個好爸爸。”
彭銀華（1990年12月-2020年2月20日），湖北雲夢人，武漢市江夏區第一人民醫院、協和江南醫院呼吸與危重症醫學科醫生。為抗擊疫情，推遲了自己和愛人籌備已久的婚禮，一場等不到的婚禮。
蔡利萍是武漢市第三醫院光谷院區重症病區護士長，她的脖子上有一道清晰可見的疤痕，那是 2019 年 11 月她做頸椎手術留下的。
疫情來勢洶洶，她還有一個月假期沒休完就趕赴一線了。
1月21日，武昌醫院被徵用為定點醫院，所有病房均改造為隔離病房，接收發熱患者。
第二天凌晨4點，蔡利萍接到丈夫的電話，成為定點醫院之後，劉智明不能回家，就讓妻子幫忙收拾一些衣物。
電話裡，劉智明的呼吸有些急促，加上之前幾天的發熱，蔡利萍感到不安。
但當時新冠肺炎的症狀尚不明確，兩人並沒有十分警覺。
1月23日上午，劉智明曾到隔離病房查看病房改造進度，與醫生魏華在途中偶遇。
魏華回憶：“感覺他蠻累的樣子。”
劉智明（中）生前工作照
那天下午，武昌醫院開放的 500 張床位馬上住滿了病人——這也是醫院住院病區的全部床位。
劉智明，就是這1/500。
當天確診後，他挨個打電話給每一個接觸過的同事，逐一詢問大家是否健康。
他說，萬一別人有事，他會很愧疚。
劉智明
4天后，蔡利萍所屬的醫院也開始正式接收新冠肺炎患者，她負責的是重症病區。
在這個被視為“離死神最近的地方”，她的手機裡也全部都是壞消息。
“不好”、“很不好”、“越老越不好”……丈夫的主診醫生一直沒有傳來佳音。
劉智明與妻子蔡利萍的聊天記錄
很多次，蔡利萍在視頻中、微信裡詢問：“我來照顧你吧？”
可劉智明的態度一直很堅定，拒絕，拒絕，還是拒絕。
開始是寬慰著推辭，後來因為不能說話，便對著鏡頭搖頭。
劉智明病重時，他的女兒曾在信中寫道：
我真的真的很想你，想見你一面，你一定要好好回來，讓我能夠在你面前親口說一句：爸，我愛你。
但最終，父女一場的緣分，還是在這個冬天戛然而止。
宮崎駿說得真殘酷：人生就是一列開往墳墓的列車，路途上會有很多站，很難有人可以自始至終陪著走完。當陪你的人要下車時，即使不捨也該心存感激，然後揮手道別。
可是這樣的告別，太難了。
劉智明女兒的親筆信
2月18日，在上了 ECMO（人工肺） 17 小時後，他還是沒有等來轉機，時年51歲。
離開之前，他留下的最後一條醫療預囑是：如果萬一，不要插管搶救。
因為，在沒有層流病房和充足的人力配置的情況下，危重病人插管時噴射出的氣溶膠和附著物，會給醫護人員帶來高危風險。
這樣的後果，他不願意看到。
去世3小時後，劉智明的遺體被送上殯儀館的車。
蔡利萍哭喊著拍打車子。
蔡利萍送別丈夫劉智明
同事關於劉智明院長的追憶
劉智明有一個師弟，是先他一步殉職的醫生李文亮。
如果不是這次疫情，可能這輩子都不會有幾個人知道他們的名字。
與災禍對抗的行為是偉大的，但犧牲對於生命來說就是終結。
如果可以，他們或許並不想成為英雄。
比如劉智明，原本，他可以只做蔡利萍“小肚雞腸”的老公，磕磕絆絆走完餘生；
可以只是關心兒女心事的好父親，長長久久地目送他們長大，在某個清晨耳邊傳來一句：
爸，我愛你。
劉智明青年時期（後排右2）
劉智明（1968年12月28日-2020年2月18日），湖北十堰人，武漢市武昌醫院院長。在抗疫一線，用生命守護生命，以身殉職，是第一個因為新冠肺炎殉職的在職醫院院長。
2月14日，官方數據顯示湖北新增肺炎死亡病例人數為139例。
這其中有一對親姐弟。
更早些時候，大年初三，他們的父親撒手人寰；大年初九，母親也走了。
無一例外，都是因為這次疫病。
弟弟名叫常凱，是湖北電影製片廠“像音像”對外聯絡部原主任。
常凱
除夕當晚，他退掉了在酒店預訂的年夜飯，自己掌勺，除了在英留學的孫子無法返鄉，一家人上和下睦。
那時他們尚且不知，這是一家人最後的年夜飯。
大年初一，常凱的父親開始發燒、呼吸困難，老人走得匆忙，短短兩天便離開了人世。
12天后，身心俱疲的母親亦倉促離世。
母親離開後，一直在床前盡孝的常凱夫妻也住進了醫院。
垂危之際，他知曉自己情況不容樂觀，寫下遺書廣告親友和兒子：我一生為子盡孝，為父盡責，為夫愛妻，為人盡誠！
2月14日凌晨4點51分，常凱離世。
同一天傍晚18點30分，劉智明院長的同事、武昌醫院護士柳帆也因新冠肺炎搶救無效去世。
柳帆時年59歲，原本已是退休的年紀，但因為疫情主動申請延期退休。
他們走後第二天，武漢下了新年後的第一場大雪。
又過了幾日，人們發現，原來子隨父姓、女隨母姓——柳帆，是常凱的同胞姐姐。
常凱（1964年-2020年2月14日），湖北電影製片廠“像音像”對外聯絡部原主任。在新冠肺炎疫情中，與父親、母親、姐姐，一家四口相繼染病去世。
2月6日的武漢，氣溫驟降，陰有小雨，格外地冷。
長江救援隊隊長張建民哭了一上午，老隊長俞關榮走了，他心如刀絞。
長江救援志願隊發起人 俞關榮
十年前，俞關榮自發創建了武漢市長江救援志願隊，老朋友張建民是他的隊員之一。
在這支隊伍出現之前，江城平均每年都會發生100多起溺亡事故。
2010年到2013年，這個數字下降到每年60起左右，2014年，溺亡事故減少到了20多起。
近十年間，這支隊伍的36個支隊，1500多個志願者已經搭救了超過700個溺水者，其中有200人是隊伍發起人俞關榮從死亡線上拉回來的。
由於卓著的貢獻，這支救援隊開始遠近聞名，這些數據開始一次次被提起，而俞關榮總是會補充一句，他們是挽救了700多個家庭。
因為這一切的一切，都要從他的家庭說起。
2005年，俞關榮的兒子在上班時搬電扇，意外觸電身亡，年僅23歲。
此後很長一段時間，他坐公交車時哭、下雨時哭、半夜時哭，任由眼淚和鼻涕流下來，像一具行屍走肉。
他總想，如果有人給心臟驟停的兒子做心肺復甦，兒子可能就不會死了。
從此，“心臟復甦”成為他心裡的一個疙瘩。
俞關榮
2009年，他開始籌建長江救援隊，讓隊里人都喊自己“大磉哥”。
“磉”（ sǎng）是柱子底下石礅和墊腳石，寓意為中流砥柱，堅固、四平八穩。
但在2020年1月16日，湍流之中，這座石墩也撐不住了。
俞關榮高燒38.4℃，CT影像顯示，病毒開始攻擊他的肺部。但由於核酸檢測試劑不足，俞關榮沒有被確診。
那一天，武漢市新增確診病例為0。
7天后，他的病情開始加重，妻子王天蓉陪他再次入院檢查。丈夫坐在板凳上，頭倚著牆，呼吸困難。
發熱門診的醫生讓俞關榮打兩天針，由於公共交通停運，他只能和老伴騎著共享單車去醫院。
1月23日，俞關榮騎著車一口接一口地喘著粗氣，一路搖搖晃晃，“像扭麻花一樣”。
24日，平日裡橫渡長江、沒有一根白髮的他，已經沒辦法抬腿上樓。
25日，他告訴媒體：“一個多餘的字，一個多餘動作都能讓人喘個不停。” 每一個字，都透著生不如死的痛苦。
28日，他開始走不動路。再後來，他連穿襪子、穿褲子的力氣都沒有了。
看著老伴一天不如一天，妻子王天蓉無能為力，她說：“比自己死都難受。”
1月29日，在多方求助下，俞關榮住進了醫院。王天蓉鬆了口氣，“心裡的鐵坨掉地上了”。
她跑了3條街給老伴買面吃，但沒想到，這一去，就是再無相見。
俞關榮
俞關榮入院後，王天蓉只能憑藉電話裡的聲音估摸他的狀況，喘氣聲越來越粗重，說話聲越來越微弱。
2月4日，俞關榮央求王天蓉給自己買成人紙尿褲。醫護人員忙得沒時間處理便盆，他不想再添麻煩。
70歲的王天蓉哭著去超市打聽，如果不是丈夫的需要，她一輩子都不知道這個東西長什麼樣子。
最終，他沒能等到紙尿褲送進病房。
2月6日9點30分，俞關榮不幸去世，時年71歲。
俞關榮生前游泳照
按照俞關榮的遺願，領回骨灰后王天蓉會把他灑在龍王廟外的江水裡。那裡位於漢江與長江交匯處，生前他常常在這裡游泳，也在這裡挽救了很多生命。
俞關榮大半輩子都在救人，汶川地震、映秀地震、“東方之星”輪船失事……只要有救援活動，都會有他的身影。
他說：“我不可能看到一條生命在我面前消失。”
但是，在他71歲這年，自己的生命消失在了武漢的滔滔江水中，隨著歷史的推移，漸漸散去……
他走後，網友賦詩悼念：舉杯聚首無來日，來世重逢酒已涼。
字裡行間都透著鑽心的落寞，像這世間的很多人：沒了，才知道什麼叫沒了。
俞關榮（1949年6月17日-2020年2月6日），長江救援志願隊發起人、前隊長。熱心公益，半生救人無數，但救人難救己，不幸感染新冠肺炎，不治去世。
在武漢市中心醫院南京路院區門口，有一家簡陋的副食店，從1月23日開始，已經停業一個多月了。
緊閉的藍色捲簾門前，只留著一把木椅，等待著模糊的未來。
這把木椅，是副食店老闆平時放在門前供走累的過路者休息的。
副食店門前的木椅
小店開了十幾年，醫院的領導班子換了一茬又一茬，但老闆對誰都是一臉和氣，憨憨的笑永遠掛在臉上。
醫生和護士們都是他的老主顧，有人開玩笑說他是“院外同事”。
老闆離世的那天，疼痛科的蔡毅醫生問了一圈，幾乎每個人都跟他打過交道，有的甚至熟識，但沒人知道他到底叫“林軍”，還是“林君”，還是“林均”。
其實都不是，老闆名叫林紅軍，“林君”是他的微信暱稱。
他走後，幾位文藝工作者，以他為原型製作了一部廣播短劇，取名《凡人小林》。
廣播短劇《凡人小林》
的確，無論在誰的回憶裡，他都是公認的凡人。
醫生們忙碌的時候，打一通電話，他就會推著東西，熟門熟路送給各個科室，遇到相熟的醫護就打個招呼，率直的武漢口音，就像他憨厚的笑容。
過年的時候也不放假，吃過年飯就會回到店裡，病人哪怕只要一根香蕉，他也會送上樓。
疫情剛開始的時候，他店裡有幾個N95口罩，自己不戴，有人要買也不賣。
醫生們訂吃食，他就把N95口罩一起塞進袋子裡，他說：“我就是個開小賣部的，本事不大，只弄來20個。”
說完，仍舊是憨憨地笑。
幾天後，他開始發熱，因為沒有確診，他就把自己關在店裡隔離。
1月31日早上，前去送飯的妻子發現他陷入昏迷，呼吸困難，借來輪椅，把他推進對面的急診室。
有記者採訪為林紅軍寫悼文的蔡毅醫生，“林君跟醫院和醫生們應該熟悉，是不是能得到相對好一點的治療？”
得到的回答是：“這不存在，都一樣。”
醫生蔡毅撰文送別林紅軍
蔡毅醫生在文章中寫道：
“老麻醉科主任打電話問我有沒有床，這次疫情，老主任知道我難做，這是第一次為要床位向我開口，我當時實在沒床位了，婉拒了。
順口問了一下，是誰？老主任帶了一句，小賣部的林軍感染了，想問問你能不能安排一張。我想他那麼年輕，也沒怎麼在意。”
在留觀室住了9天，2月9日，林紅軍終於等來床位，但轉院的120救護車直接把他送進了搶救室。
雙肺全白，那是他生命中的最後一天。
醫生們在忙碌中聞訊，驚愕又悲涼，但記憶裡的那個“林君”，黑黑圓圓的臉上一直掛著笑意。
林紅軍（？年？月？日-2020年2月9日），武漢市鄱陽街18號副食店老闆。開店十餘年，常被武漢市中心醫院南京路院區的醫護人員稱為“院外同事”，像罹難者名單中的大多數人一樣，是一個努力生活的普通人。
截至2月26日，官方數據顯示，國內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死亡病例已經達到2747人。
國際衛生組織（WHO）說：We must remember that there are people, not number.（這些數字背後，是一個個生命。）
每一天變化的不是數字，而是生命。
每天清晨，武漢各家定點醫院的牆腳都會多幾支菊花，這座城市已經很久沒有追悼會了，人們只能選擇這種形式告別——沉默，又撕心裂肺。
武漢，湖北，中國，這一頁的歷史有無數家庭苦澀的眼淚。
這場災難裡，無論身處何地、何境，我們都不該是局外人。
如果沒有對逝去的悲憫、對生命的尊重，或許很多年後，被記憶沖淡後的疫情會成為一場簡單的勝利，我們的驕傲會多過於應有的反思，在更久之後，被重蹈覆轍的恥辱感狠咬一口。
就像同樣在疫情中去世的詩人遊子雪松在遺作中寫到的：
我們祈禱上蒼，不如鞭撻自己的內心
給善良和弱勢一些溫暖，關注和庇護
也是給我們自己生存留下退路
請讓我們醒醒吧，人類——
我們對於自然萬物已負債累累
別讓我們的子孫再重蹈覆轍，負荊前行。
詩人遊子雪松
2020年之前，許多人或許不理解為什麼總要說珍惜歲月靜好；
2020年之後，許多人會明白“活著”對太多人來說已是一種奢望。
我們都是僥倖被厄運放過的人，身為倖存者應該重新檢討：到底應該怎樣活著，才能讓那些數字不僅僅是數字。
失去丈夫的鐘欣說，她會把彭銀華的故事講給孩子聽，爸爸是他最好的榜樣；
劉智明的女兒正在臨床醫學專業讀大一，師從父親當年的恩師。在給父親的信中，她寫下：抱薪赴雪，義無反顧。健康所繫，性命相托。
當年兒子走後，俞關榮把補償款捐給了藏南的貧困小學，十多年過去，孩子們已經長大成人；
今年春節前，武漢鄱陽街統一更換了招牌，林紅軍的店名裡有他孩子的名字。新招牌已經掛了上去。
2020年的腳步分外著急，命運在帶走一些人的時候，匆忙得讓人來不及告別。然後，就在某個平常的日子，太陽離開地平線，某個生命，告別武漢，離開人間。
說好要在長江邊救更多人的大磉哥，走了。
說好回家再聽女兒叫聲爸爸的父親，走了。
說好陪愛人到老的丈夫，走了。
說好疫情結束後就跟她結婚的那個29歲醫生，也走了。
對不起啊，不能跟你結婚了。
保重啊，我先離開武漢了，不能陪你度餘生了。
武漢的櫻花，又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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