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春，蔣介石對位於江西的蘇維埃共和國發動第五次侵略，嚴令各路人馬加緊“進剿”。針對廣東軍隊喜歡做生意特點，蔣頗為狡猾地拿陳濟棠“無煙糖”作文章，逼陳就範。
要知道當時廣東“無煙糖”行銷全國，作為廣東工業發展一大成果到處宣揚。其始作俑者是農林局長馮銳，馮局長頭腦靈活，善於曲線發展經濟也善於拍馬屁，經常到梅花村陳公館（現在廣東省婦聯辦公室）給庭院綠化植物親自澆水修枝施肥，據說連公館裡打醬油買白糖雜務也親自效勞，深得陳之歡心。
陳濟棠時期廣東的新造糖廠
在採購日雜用品的過程中，馮局長驚訝於白砂糖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巨大價格差額。作了一番市場調查後，他獻計於陳：國內市場糖價居高不下，廣東可以一邊設立種植基地，一邊建設糖廠生產白砂糖。在生產能力未能滿足國內市場需要時候，先從香港太古糖廠（英資）走私洋糖，運回糖廠倉庫，貼牌換包裝，冒稱廣東本地產白砂糖，免重稅行銷國內……
於是，在馮操辦下，廣東“無煙糖”獲利甚巨，光是1934年下半年，走私白糖項目上就淨賺400萬元。這就是陳被人詬病幾十年的“無煙糖”（工廠沒冒煙，白糖已經上市）。其實這有什麼好詬病的，這幾十年類似這種破事，還少了？
不過廣東白糖偷稅漏稅的雞腳被蔣捏住，除軍事上施予無聲威脅外，蔣還揚言要取消粵糖免稅政策，否則粵軍服從中央調遣，同意增兵一個軍向贛南尋烏、會昌進攻，中央方面每個月補助60萬大洋給粵軍作戰場差旅費。
《廣東省三年施政計劃說明書》
陳此時沒辦法，若不是市場水喉閥被蔣捏住，龜蛋才樂意去和紅星友打仗，那不是找不自在麼？粵軍此時身嬌肉貴，與紅星友作戰，基本上就是拿瓷器與缸瓦碰，打贏了也是輸，打輸了更是輸。
況且他花無數心血制定的《廣東省三年施政計劃》正在實施的緊要關頭。不應酬一下蔣介石無法過關，陳只好派李楊敬第三軍為骨幹，組成南路軍，投入六個師、一個航空大隊、一個重炮團兵力，向尋烏、安遠、重石、清溪、筠門嶺等地區進攻，企圖先打開蘇維埃共和國的南大門，再威脅其首都——瑞金。
這些是當年與紅軍作戰陣亡的粵軍官兵。唉，原本也是大好青年。
粵軍進攻筠門嶺時，陳深懼駐粵東兵力抽調上贛南後，中央軍以填防名義乘虛突襲潮梅地區，便示意李揚敬誇大駐尋烏、筠門嶺地區紅軍兵力向蔣虛報。其實在尋烏、筠門嶺一帶紅軍約有程子華紅22師4千多人(包括拿砍刀梭鏢的赤衛隊)，李揚敬於是向蔣虛報紅軍有一萬多人，表明我們粵軍這次出來打工，替你擋住不少紅軍兵力，算是很賣力了吧？……以此動搖蔣對粵軍下手決心。
粵軍進駐江西贛南某地。
之後陳濟棠又增調第二軍第五師加入第二縱隊，名為加強前線作戰力量，實為增強粵東兵力，以提防解決了十九路軍後駐閩南的中央軍抄底。這時粵軍擺在粵東地區兵力，幾乎佔15萬粵軍全部兵力七成。
陳濟棠苦惱不堪地對前線部下說:“同紅星友打仗，我們輸唔起又贏唔起。若果輸咗，紅星友衝落廣東，搞到雞毛鴨血，蔣阿拉肯定趁機講我來幫你，幫著幫著，廣東就幫成他的。打贏，我們損手爛腳，死一大棚人，蔣也會說，廣東這麼大，你人手不夠，我來幫你清理地方，結果廣東又成蔣阿拉的。只有與紅星友打成不輸不贏局面，大家都冇損失，先至最好的辦法。”
出兵應付完中央之後，陳濟棠還是覺得不夠穩妥，這事與共產黨這邊還沒勾兌好，自己剛剛搞紅軍一傢伙，也不知道有沒把對方搞火，要是對方火大，全力起兵與自己掐個你死我活那麻煩就大了。於是寫了一封信，秘密派出信使到瑞金，找到周恩來解釋前期粵軍進攻尋烏、筠門嶺行為是被蔣脅迫無奈之舉。要求不計前嫌，不算老賬，雙方面向未來，開展平等友好，互惠互利的合作雙贏關係。
粵贛軍區司令員何長工將軍稱這位信使為徐參謀，朱德稱這位信使為李君。究竟姓徐還是姓李，是同一個人一次到蘇區，還是兩個人分二次到蘇區，至今好多資料還是胡說八道。
這人不是徐參謀也不是李乜君，而是紅軍九軍團軍團長羅炳輝小舅子，李克農的人，一直在廣州做生意，與陳濟棠身邊人有某種程度聯繫，信就是他送的。公開資料說陳濟棠護兵剛好認識他，你相信陳護兵結交人物這麼雜，那也太看小粵軍情報系統對廣州監控能力了。說實話，陳濟棠諜報系統組織結構，還有與人員培訓作業，人事主官等，到現在連我亦未見過任何文獻資料，看來一九三六年他下野前，把資料徹底銷燬了。
此時，蘇維埃共和國準備不在江西繼續和蔣玩“兵抓賊”遊戲，打算繞道西南經由川康藏遠赴西北地區搞抗日工作（他們自己說的）。各位領導人正為蔣阿拉調兵遣將，堵死紅軍北上抗日通道而苦惱。陳此舉真的是雪中送碳，飢中送米，瞌睡送枕頭……負責人決定抓住陳濟棠這雙友誼的豬手，力爭與粵軍達成協議，為主力北上抗日開闢一條道路。於是，朱德以紅軍總司令名義致信陳濟棠，約定好雙方秘密談判事宜。
紅框者為粵贛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何長工同志
何長工、潘漢年被確定為紅軍方面全權代表。何長工是老資格共產黨員，1927年在張土匪（張發奎）警衛團當過一陣子連黨代表，後來參加湘贛邊秋收起義，時任粵贛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粵贛軍區是與粵軍最近的紅軍防區，其最高軍事長官何長工自然是與粵軍談判最佳人選。潘漢年時任中共中央局宣傳部副部長，前任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負責與阿跛陳銘樞的“中華共和國”辦理外交合作事務。他其實一直都是在周公領導下，搞些需要遮遮掩掩的工作。
嚴應魚旅長
何長工、潘漢年是由嚴應魚旅派了一個警衛連去接人的，連長叫嚴直，是新會人。粵軍方面主要代表是楊幼敏、黃任寰、黃質文。給何長工抬轎橋夫之一李春霖，一直活到八十年代，他是嚴旅長駐軍衡陽時帶回來親信。
雙方代表同住江西省尋烏縣羅塘鎮一幢新建的二層小洋樓裡，紅軍代表住在樓上，粵方代表住在樓下。駐軍旅長嚴應魚將站崗的士兵一律換成最親近的客家子弟，他本人及其他貼身人員在談判期間都避免進入這座小樓。經過談判，雙方終於達成了“五項協議”。
1、就地停戰，取消敵對局面；
2、互通情報；
3、解除封鎖；
4、互相通商，必要時紅軍可在陳的防區設後方，建立醫院；
5、必要時可以互相借道，紅軍有行動事先告訴陳部，粵軍防線後撤40華里。
此後紅軍與粵軍開始了友好關係，紅軍高層因此心裡大定：“蔣委員長你有碉堡公路圍困張良計，我有搭通粵桂系的過牆梯”。所以蘇維埃秋遊般悠閒突圍，後來多年一直指責軍事決策者攜帶過多行李耽誤行程，造成十幾萬人擠在五嶺山道上掙扎，那是不知道後面有“羅塘會談”這事。起碼，當時梅縣機場粵軍二十幾架輕型轟炸機，一次都沒出動。這個交情，紅軍可是要算給粵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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