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有一位“獨一無二”的作家，不僅是著名的作家、散文家、戲劇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還被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後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後一個士大夫”。他就是汪曾祺。汪曾祺在短篇小說、散文創作上獨成一家，《受戒》、《大淖記事》是小說中的精品、典範，而他的散文更是被喜愛，許多讀者成了“汪迷”，被汪曾祺作品迷倒。
汪曾祺
汪曾祺是江蘇高郵人，但他把自己的作品背景概括為五個方面“我的家鄉高郵，昆明、上海、北京、張家口”。雖然在張家口僅僅生活了四年，但張家口是汪曾祺“一生中很難忘的一個地方”。《汪曾祺傳》的作者陸建華說：“張家口是因為他僅僅在那裡生活了四年而列其後，但在以張家口為背景的作品中，卻不難發現作者對張家口的無限眷戀之情。”或許在汪曾祺的心中，張家口也是他的家鄉之一。
小鎮沙嶺子，汪曾祺隨遇而安，卻幹了一生最重的農活
張家口沙嶺子，距離張家口市區20餘公里，是一個小鎮。張家口壩下農科所就位於沙嶺子，一般人都叫沙嶺子農科所，是由籌建於1939年的“中央農林試驗場”發展而來的。2005年，該所跟“壩上農科所”合併，成為“張家口市農業科學研究院”。
1958年8月的一天，汪曾祺揹著行李坐火車在沙嶺子站下車。他說：“沙嶺子是京包線宣化至張家口之間的一個小站。從北京乘夜車，到沙嶺子，天剛剛亮。從車上下來十多個旅客，四散走開了。空氣是青色的。”之前他沒有來過沙嶺子，下車的人陸續走完了，剩下孤零零的他，他感到有點淒涼茫然。這之前，他是北京《民間文學》的編輯，剛被打成右派，發配到張家口沙嶺子農科所勞動改造。
他在車站鐵軌邊看著慢慢遠去的列車，愣了一會神，終於想起來該去找自己要去的地方，他不知道路該怎樣走？只好背起行李走進候車室，向售票員詢問此行的目的地沙嶺子農業科學研究所。隨後，他走出候車室，依照人們的指點穿過鐵路向農科所走去。這一年，汪曾祺三十八歲。
在沙嶺子農科所，汪曾祺開始是掏大糞、起豬圈糞。沙嶺子壩下農科所種植了大量果樹，每年需要大量的肥料，那時候的肥料主要使用人和家養動物的糞便。沙嶺子鎮人口少，能掏到的大糞不夠使用，那怎麼辦呢？他們就把目標移到了張家口市區，茶坊區是他們最先光顧的地方，那會茶坊區還沒撤銷呢，茶坊距離沙嶺子很近。
掏糞送糞一般在冬春時節，1958年的張家口冬天是很冷的。在凜冽的寒風中，汪曾祺坐在騾子車上，聽著騾子四蹄踏在堅硬路上的踏踏聲，不斷往返於沙嶺子和茶坊之間。據當年和汪曾祺一起幹活的陳光愣回憶：上面派他跟一個又高又瘦鬍子拉碴的老頭一起趕大糞車。每天往返於沙嶺子和張家口之間，在城裡大街小巷招搖過市，騾子拉著大糞車在公路上不停地走，汪總是坐在車架上，頭戴著護耳的深色絨帽，雙手插在棉衣袖簡裡，一面聽著騾蹄的叩擊聲，一面默默地眯起眼在想，一副老實巴交的農人的樣子。最鍛鍊人的當然是在寒冬刨凍糞了。室外零下幾十度，人畜類凍得硬如石頭，得用鋼釺、鐵鍬才能把糞弄進糞車。這樣的勞動，汪也賣力幹。
陳光愣是1958年北京農業大學畢業，被劃為一般右派分子，分配到沙嶺子農科所之後，與汪曾祺在一個政治學習小組，一個宿舍同住。
汪曾祺自己在《隨遇而安》一中也說:“初幹農活，當然很累。像起豬圈、刨凍糞這樣的重活，真夠一嗆。我這才知道‘勞動是沉重的負擔’這句話的意義。但還是咬著牙挺過來了。我當時想：只要我下一步不倒下來，死掉，我就得拚命地幹。大部分的農活我都幹過，力氣也增長了，能夠扛170斤重的一麻袋糧食穩穩地走上和地面成45度角那樣陡的高跳。”
陳光愣在《昨天的故事》一文裡，還對汪曾祺在勞動時的樣子進行了描述：“每每幹得滿頭大汗、渾身蒸汽籠罩，背心汗漬了也不敢脫去棉襖，進入了中醫所謂的‘內熱外寒’的狀態。在勞動之餘的政治學習會上，汪暢談勞動心得體會，說:‘古人為了治病，臭糞尚可嘴嘗。現在改造思想，聞一聞臭糞又何妨?’”
雖然幹著很重的農活，但汪曾祺確是樂觀的。汪曾祺在散文《隨遇而安》中，一開篇就說“我當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汪曾祺在沙嶺子
幹了一段時間重體力活以後，汪曾祺被分配幹上輕活了，農科所種了很多果樹，需要給果樹噴藥，這活就落在汪曾祺的身上了。在《隨遇而安》中，汪曾祺這樣記述了當時的情況：“後來相對固定在果園上班。果園的活比較輕鬆，也比‘大田’有意思。最常乾的活是給果樹噴波爾多液。硫酸銅加石灰，兌上適量的水，便是波爾多液，顏色淺藍如晴空，很好看。噴波爾多液是為了防治果樹病害，是常年要噴的。噴波爾多液是個細緻活。不能噴得太少，太少了不起作用；不能太多，太多了果樹葉子掛不住，流了。葉面、葉背都得噴到。許多工人沒這個耐心，於是噴波爾多液的工作大部分落在我的頭上，我成了噴波爾多液的能手。噴波爾多液次數多了，我的幾件白襯衫都變成了淺藍色。
葡萄園
我們和農業工人幹活在一起，吃住在一起。晚上被窩挨著被窩睡在一鋪大炕上。農業工人在枕頭上和我說了一些心裡話，沒有顧忌。我這才比較切近地觀察了農民，比較知道中國的農村，中國的農民是怎麼一回事。這對我確立以後的生活態度和寫作態度是很有好處的。”
在沙嶺子這段時間，汪曾祺除了勞動以外，沒有受到歧視，大家都認為他是從上面下來鍛鍊的，大家對他是很尊重的，所裡搞什麼活動都讓他參加。他在《隨遇而安》寫到：“我們在下面也有文娛活動。這裡興唱山西梆子(中路梆子)，工人裡不少都會唱兩句。我去給他們化妝。原來唱旦角的都是用粉妝，——鵝蛋粉、胭脂、黑鍋煙子描眉。我改成用戲劇油彩，這比粉妝要漂亮得多。我勾的臉譜比張家口專業劇團的‘黑’(山西梆子謂花臉為‘黑’)還要乾淨講究。遇春節，沙嶺子堡(鎮)鬧社火，幾個年輕的女工要去跑旱船，我用油底淺妝把她們一個個打扮得如花似玉，轟動一堡，幾個女工高興得不得了。我們和幾個職工還合演過戲，我記得演過的有小歌劇《三月三》、崔嵬的獨幕話劇《十六條槍》。一年除夕，在‘堡’裡演話劇，海報上特別標出一行字：
臺上有佈景
這裡的老鄉還沒有見過個佈景。這佈景是我們指導著一個木工做的。演完戲，我還要趕火車回北京。我連妝都沒卸乾淨，就上了車。”
看的出來，雖然汪曾祺被下放到沙嶺子勞動，但他卻是很樂觀的，正如他的生活態度一樣：隨遇而安。後來有人還問到他這些年是怎麼過來的，他就回答 “隨遇而安。”他覺得“隨遇而安”，更輕鬆一些。他說：“遇”，當然是不順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麼著呢?既已如此，何不想開些。如北京人所說：“哄自己玩兒”。當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
正因為有著這樣的生活態度，汪曾祺在勞動時特別認真，這樣他就受到所里人們的認可，給予他很高的評價。他在《隨遇而安》裡記下了這一經過：“1959年底給我們幾個人作鑑定，參加的有工人組長和部分幹部。工人組長一致認為：老汪幹活不藏奸，和群眾關係好，‘人性’不錯，可以摘掉右派帽子。所領導考慮，才下來一年，太快了，再等一年吧。這樣，我就在1960年在交了一個思想總結後，經所領導宣佈：摘掉右派帽子，結束勞動。暫時無接受單位，在本所協助工作。”
汪曾祺在沙嶺子農科所二年以後，就去了張家口壩上沽源。
汪曾祺在沙嶺子這段生活，引起了很多網民們的興趣，北京外國語大學副教授丁啟陣先生就是一位，他專門到張家口沙嶺子找到農科所，現在是張家口農科院尋找汪曾祺的蹤跡。他在《尋訪汪曾祺在張家口的足跡》一文裡記述了他的尋找：“汪曾祺先生在張家口呆了四年時間。從他日後所寫的一系列文章看，這四年，他雖然是以‘右派’身份下放勞動，但並未受到什麼歧視和批判，相反，他的生活和勞動都有許多樂趣。看了文章裡關於這些富有樂趣的片段的描寫，我相信，很多讀者都會像我一樣，產生去實地看一看的想法。”
那麼丁教授在沙嶺子找到了當年和汪曾祺先生有關的人了嗎？在張家口農科院有關人員的幫助下，找到了一位當年在農科所幹過活的80歲老人，這位叫杜振睦的老人，耳聰目明對汪曾祺記憶很深。丁教授文中說：“我一說1958年到1962年有個叫汪曾祺的北京來的作家在這裡工作過，他馬上說見過這個人。但是，他強調，汪曾祺是幹部，他自己是農民，沒有打過交道。他說，汪曾祺那個時候不像他們農民一樣需要整天干農活，而是到處跑。說著說著，老人就豎起了大拇指，說汪曾祺人聰明，記性好，編的順口溜很有趣，待人也非常和氣，沒有幹部架子。”
沙嶺子這段勞動和生活，為汪曾祺日後的創作提供了重要的創作素材。
壩上沽源，汪曾祺畫馬鈴薯圖譜逍遙自在，讀書讀得最專心
張家口壩上沽源，是一個水草肥美的地方，歷史上沽源曾是北魏御夷鎮，也是遼、金、元三代帝王的避暑聖地，這樣風景秀美的地方，尤其是在夏秋更是美不勝收。
壩頭風光 孟全軍攝
汪曾祺先生1960年被沙嶺子農科所摘掉右派帽子，結束勞動後，暫時沒有合適的工作安排，就讓他到壩上沽源的農科所下屬單位“馬鈴薯研究站”畫馬鈴薯去了。
汪曾祺先生去沽源的時間是深秋時節，這個季節正是壩上草原最美的季節，天高雲淡，馬鈴薯花開的滿地，在微風中搖動，好一派壩上風光。汪曾祺在《沽源》一文中這樣記述他去沽源的行程：“沙嶺子農業科學研究所派我到沽源的馬鈴薯研究站去畫馬鈴薯圖譜。我從張家口一清早坐上長途汽車，近晌午時到沽源縣城。”
沽源灤河神韻
到了縣城後，他只能坐牛車去研究站了，那時候汽車少，壩上人們出門不管多遠都是坐牛車去，有時候不遠的地方都要走半天。坐牛車也有好處，就是能有時間好好欣賞路邊的美景。汪曾祺先生是第一次坐牛車，對牛車有著深刻的感受：“我坐了牛車到研究站去。人說世間‘三大慢’:等人、釣魚、坐牛車。這種車實在太原始了，車軲轆是兩個木頭餅子，本地人就叫它‘二餅子車’。真叫一個慢。好在我沒有什麼急事，就躺著看看藍天；看看平如案板一樣的大地這真是‘大地’，大得無邊無沿。”
秋日馬鈴薯
在沽源這段時間，汪曾祺每天大早起來去馬鈴薯地裡採幾朵馬鈴薯的花和兩把葉子。張家口壩上的秋天，早晨露水濃重，就連空氣都是溼潤的，汪曾祺每天就踩著露水來回，呼吸著潤呼呼的空氣，感到非常的清爽，而兩個褲腿卻被打溼。
馬鈴薯研究站為什麼要設在沽源?馬鈴薯是高寒地帶的作物。馬鈴薯在南方種幾年，就會退化，需要到壩上調種。沽源是高寒地區，適合馬鈴薯種，這樣沽源就成了供應全國薯種的基地，集中了全國各地、各個品種的馬鈴薯，不下百來種。沽源種馬鈴薯是全國出了名的，種植面積大，產量高。去年我們曾在一個村聽村民說，馬鈴薯多的賣不出去。
馬鈴薯花開
汪曾祺把採集回來的馬鈴薯花和葉子，插在玻璃杯裡，對著它一筆一筆地畫，上午畫花，下午畫葉子。到馬玲薯成熟時，就畫薯塊。畫完了，就把薯塊放到牛糞火裡烤熟了，吃掉。汪曾祺在《沽源》裡說：“我大概吃過幾十種不同樣的馬鈴薯。據我的品評，以‘男爵’為最大，大的一個可達兩斤；以‘紫土豆’味道最佳，皮色深紫，薯肉黃如蒸慄，味道也似蒸慄；有一種馬鈴薯可當水果生吃，很甜，只是太小，比一個雞蛋大不了多少。”
在沽源馬鈴薯研究站的這段生活，汪曾祺是這樣回憶的：“我在馬鈴薯研究站畫《圖譜》，真是神仙過的日子。沒有領導，不用開會，就我一個人，自己管自己。”也是在這段時間，他專心的讀了很多書。汪曾祺自己說:“我自成年後， 讀書讀得最專心的，要算在沽源這一段時候。”“帶了在沙嶺子新華書店買得的《癸已類稿》、《十駕齋養新錄》和兩冊《容齋隨筆》。”“白天畫畫，晚上就看我帶去的幾本書。”
有時候，汪曾祺也會一個人走進草原，感受廣袤草原的無邊：“有一次，我一個人走出去，走得很遠。忽然變天了，天一下子黑了下來，雲頭在天上翻滾，堆著，擠著，絞著，擰著。閃電熠熠，不時把雲層照透。雷聲訇訇，接連不斷，聲音不大，不是劈雷，但是渾厚沉雄，威力無邊。我仰天看看兇惡奇怪的雲頭，覺得這真是天神發怒了。我感覺到一種從未體驗過的恐懼。我一個人站在廣漠無垠的大草原上，覺得自己非常的小，小得只有一點。
我快步往回走。剛到研究站，大雨下來了，還夾有雹子。雨住了，卻又是一個很藍很藍的天，陽光燦爛。草原的天氣，真是變化莫測。”（《沽源》）
在沽源悠閒的日子，隨著天氣變涼，地裡的馬鈴薯收穫後結束，這段時間大約有兩個月的時間。“天涼了，我沒有帶換季的衣裳，就離開了沽源。剩下一一些沒有來得及畫的薯塊，是帶回沙嶺子完成的。
我這輩子大概不會再有機會到沽源去了。”（沽源）
對於汪曾祺先生當年在沽源畫馬鈴薯的地方，這些年，不斷有汪迷前去沽源尋訪他的足跡。這個馬鈴薯研究站經過探尋，最後確定是位於沽源縣沙樑子村，沙樑子屬沽源牧場塞北管理區二分廠，包括西南營子和沙樑子兩個自然村，位於閃電河鄉與二道渠鄉之間，離縣城大約有15公里。原來的馬鈴薯育種站舊址在村西南的一棵大榆樹前面，原來有四排房子，最後一排房已經拆了，這排房子的下面是一個儲藏馬鈴薯的大窖，窖還在，前面的三排房子現在是職工的家屬房，歷經修繕和翻蓋，已經和以前不一樣了。
沽源一中語文老師李富榮在網上看到北京外國語大學副教授丁啟陣老師《參觀汪曾祺畫馬鈴薯圖譜的地方》一文後，不辭辛苦找了很多人瞭解，並實地去尋找當年的馬鈴薯研究站，功夫不負有心人，終於找到一位叫趙喜珍的老人，趙喜珍老人五十年代就在馬鈴薯育種站工作，現在在張家口市內居住，但有電話可聯繫上。
李老師在她的尋訪日記裡這樣記述了這次電話尋訪內容：“趙老是這樣描述汪先生的，他說：‘是有這麼一個人，他不是姓三橫一豎的王，而是加三點水的汪。這個人瘦瘦的，黃黃的，五十歲上下，性格溫和，待人和氣。住在第三排東邊緊挨伙房的房子裡，只呆了幾個月。主要工作是畫馬鈴薯的葉、花、莖、塊莖，冬天沒得畫就走了’。他還告訴我那個時候單位人不多，沒事幹的時候就經常在一塊，他經常站在旁邊看汪曾祺先生畫馬鈴薯圖譜，畫完整個的馬鈴薯再切開來畫……”
1962年初，汪曾祺調回了北京。在張家口的四年時間，雖然很短暫，卻給他留下了深刻的感受。“這四年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我和農業工人（即是農民）一同勞動，吃一樣的飯，晚上睡在一間大宿舍裡，一鋪大炕（枕頭挨著枕頭，蝨子可以自由地從最東邊一個人的被窩裡爬到最西邊的被窩裡）。我比較切實地看到中國的農村和中國的農民是怎麼回事。”(汪曾祺《自報家門》）
筆寫張家口，汪曾祺的幾十篇真情隨性作品，詩意而溫暖
汪曾祺先生在生活中總是看到美，不管在何種境遇下，他都是樂觀豁達的。他自己說，我認為生活是美的，生活中是有詩的。我願意把它寫下來，讓我的讀者，感到美，感到生活中的詩意。在張家口這一段歲月，也是一樣的，他後來創作的近30篇短篇小說和散文，都與張家口有關。這些作品主要有：
小說有《羊舍一夕》、《王全》、《看水》、《塞下人物記》、《黃油烙餅》、《寂寞和溫暖》、《七里茶坊》、《荷蘭奶牛肉》、《護秋》、《尷尬》等。
散文有《沙嶺子》、《果園雜記》、《關於葡萄》、《葡萄月令》、《隨遇而安》、《寂寞與溫暖》、《壩上》、《沽源》、《馬鈴薯》、《口蘑》、《讀廉價書》、《長城漫憶》、《大地》、《果園的收穫》、《蘿蔔》、《自報家門》等。
徐強先生則將汪曾祺創作的和張家口有關的作品選編成《霧溼葡萄波爾多（汪曾祺地域文集張家口卷）一書出版，使汪迷們能集中看到汪曾祺先生有關張家口的作品，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在汪曾祺先生的作品中，有關張家口的內容，確實在他的作品中佔據很重要的地位。1982年，《汪曾祺短篇小說選》出版，這是新中國成立後，汪曾祺出版的第一部小說集，共選入12篇作品，其中有7篇就是以張家口為背景的，由此可見，張家口的這段生活經歷，對他創作的影響是十分巨大的。
在汪曾祺先生寫張家口的這些作品中，有許多名篇，都寫的很美。我們從他的部分作品中選幾段，感受下他詩意溫暖的意境。
“八月，葡萄‘著色’。
你別以為我這裡是把畫家的術語借用來了。不是的。這是果農的語言，他們就叫‘著色’。
下過大雨，你來看看葡萄園吧，那叫好看!白的像白瑪瑙，紅的像紅寶石，紫的像紫水晶，黑的像黑玉。一串一串，飽滿、磁棒、挺括，璀璨琳琅。你就把《說文解字》裡的帶玉字偏旁的字都搬了來吧，那也不夠用呀!
可是你得快來!明天，對不起，你全看不到了。我們要噴波爾多液了。一噴波爾多液，它們的晶瑩鮮豔全都沒有了，它們蒙上一層藍兮兮、白糊糊的東西，成了磨砂玻璃。我們不得不這樣幹。葡萄是吃的，不是看的。我們得保護它。
過不兩天，就下葡萄了。”（《葡萄月令》）
這篇寫張家口葡萄的《葡萄月令》被認為是文學名篇。有的讀者甚至說：“我第一次讀到這篇文章的時候，覺得無比美好，甚至都想投筆從藝，學習園藝，去種植葡萄。”
“夜雨初晴，草原發亮，空氣悶悶的，這是出蘑菇的時候。我們去採蘑菇。一兩個小時，可以採一網兜。回來，用線穿好，晾在房簷下。蘑菇採得，馬上就得晾，否則極易生蛆。口蘑幹了才有香味，鮮口蘑並不好吃，不知是什麼道理。我曾經採到一個白蘑。一般蘑菇都是‘黑片蘑’，菌蓋是白的，菌摺是紫黑色的。白蘑則菌蓋菌摺都是雪白的，是很珍貴的，不易遇到。年底探親，我把這隻手採的白蘑帶到北京，一個白蘑做了一碗湯，孩子們喝了，都說比雞湯還鮮。”（《沽源》）
“馬鈴薯傳入中國，不知始於何時。我總覺得大概是明代，和鄭和下西洋有點緣分。現在可以說遍及全國了。沽源馬鈴薯研究站不少品種是從青藏高原、大小涼山移來的。馬鈴薯是山西、內蒙、張家口的主要蔬菜。這些地方的農村幾乎家家都有山藥窖，民歌裡都唱: ‘想哥哥想得迷了竅，抱柴火跌進了山藥窖。’‘交城的山裡沒有好茶飯，只有莜麵考老老，和那山藥蛋。’山西的作者群被稱為: ‘山藥蛋派’。呼和浩特的幹部有一點辦法的，都能到武川縣拉一車山藥回來過冬。大籠屜蒸新山藥，是待客的美餐。張家口壩上、壩下，山藥、西葫蘆加幾塊羊肉熵一鍋燴菜， 就是過年。”（《馬鈴薯》）
“張家口地區分壩上、壩下兩個部分。我原來以為“壩”是水壩，不是的。所謂壩是一溜大山，齊齊的，遠看倒像是一座大壩。壩上壩下，海拔懸殊。壩下七百公尺，壩上一千四，幾乎是直上直下。汽車從萬全縣起爬坡。爬得很吃力。一上壩，就忽然開得輕快起來，撒開了歡。壩上是臺地，非常平。北方人形容地面之平，說是平得像案板一樣。而且非常廣闊，一望無際。壩上下，溫度也極懸殊。我上壩在九月初，原來穿的是襯衫，一上壩就披起了薄棉襖。壩上冬天冷到零下四十度。冬天上壩，汽車站都要檢查乘客有沒有大皮襖，曾經有人凍死在車上過。
壩上的地塊極大。多大？說是有人牽了一頭黃牛去犁地，犁了一趟回來，黃牛帶回一隻小牛犢，已經都三歲了！
壩上的農作物也和壩下不同，不種高粱、玉米，種莜麥、胡麻、山藥。莜麥和西藏的青稞麥是一類的東西，有點像做麥片的燕麥。這種莊稼顯得非常乾淨，看起來像洗過一樣，梳過一樣。胡麻開著藍花，像打著一把一把小傘，很秀氣。山藥即馬鈴薯。香港人是見過馬鈴薯的，但是種在地裡的馬鈴薯恐怕見過的人不多。馬鈴薯開了花，真是像翻滾著雪浪。
壩上有草原，多馬、牛、羊。壩上的羊肉不羶，因為羊吃了野蔥，自己已經把羶味解了。據說過去北京東來順涮羊肉的羊都是從壩上趕了去的。——不是用車運，而是僱人成群地趕去的。羊一路走，一路吃草，到北京才不掉膘。”（《壩上》）
“他問爸爸啥叫‘口外’。爸爸說‘口外’ 就是張家口以外，又叫‘壩上’。‘為啥叫壩上?’他以為‘壩’是一個水壩。爸爸說到了就知道了。
敢情‘壩’是一溜大山。山順齊齊的，倒像個壩。可是真大!汽車一個勁地往上爬。汽車爬得很累，好像氣都喘不過來，不停地哼哼。上了大山，嘿，一片大平地!真是平呀!又平又大。像是擀過的一樣。怎麼可以這樣平呢!汽車一上壩，就撒開歡了。它不哼哼了，‘刷’一直往前開。一上了壩，氣候忽然變了。壩下是夏天，一上壩就像秋天。忽然，就涼了。壩上壩下，刀切的一樣。真平呀!遠遠有幾個小山包，圓圓的。一棵樹也沒有。他的家鄉有很多樹。榆樹，柳樹，槐樹。這是個什麼地方!不長一棵樹!就是一大片大平地，碧綠的，長滿了草。有地。這地塊真大。從這個小山包一匹布似的一直扯到了那個小山包。爸爸告訴他:有一個農民牽了一頭母牛去犁地，犁了一趟，回來時候母牛帶回來一個新下的小牛犢，已經三歲了!
汽車到了一個叫沽源的縣城，這是他們的最後一站。一輛牛車來接他們。這車的樣子真可笑，車軲轆是兩個木頭餅子，還不怎麼圓，骨碌碌，骨碌碌，往前滾。他就仰面躺在牛車上，上面是 一個很大的藍天。牛車真慢，還沒有他走得快。他有時下來掐兩朵野花，走一截，又爬上車。
這地方的莊稼跟口裡也不一樣。沒有高粱，也沒有老玉米，種莜麥,胡麻。莜麥乾淨得很，好像用水洗過，梳過。胡麻打著把小藍傘，秀秀氣氣，不像是莊稼，倒像是種著看的花。
喝，這一大片馬蘭!馬蘭他們家鄉也有，可沒有這裡的高大。長齊大人的腰那麼高，開著巴掌大的藍蝴蝶一樣的花。一眼望不到邊。這一大片蘭!他這輩子也忘不了。他像是在一個夢裡。
牛車走著走著。爸爸說:到了!他坐起來一看，一大片馬鈴薯，都開著花，粉的、淺紫藍的、白的，一眼望不到邊，像是下了一場大雪。花雪隨風搖擺著，他有點暈。不遠有一排房子，土牆、玻璃窗。這就是爸爸工作的‘馬鈴薯研究站’。土豆——山藥蛋——馬鈴薯。馬鈴薯是學名，爸說的。（《黃油烙餅》）
汪曾祺
雖然在張家口僅僅生活了四年，但張家口卻成為汪曾祺“一生中很難忘的一個地方”。對於這段艱苦的歲月，汪曾祺採用極其浪漫的筆法，將張家口的山山水水、風土人情寫得既有感情，又很有情趣。
著名作家鐵凝在寫汪曾祺在張家口時的情形說：“我又常想，一個囊中揹著一朵蘑菇的老人，收藏起一切的孤獨，從塞外寒冷的黃風中快樂地朝著自己的家走著，難道僅僅為了叫家人盛讚他的蘑菇湯？這使我不斷地相信，這世界上一些孤獨而優秀的靈魂之所以孤獨，是因為他們將溫馨與歡樂不求回報地贈予了世人吧？用文學，或者用蘑菇。”
蘇北先生在《汪曾祺在張家口》一文中寫道：“他寫了《蘿蔔》(其中一節專門寫張家口的心裡美蘿蔔)、《壩上》 、《果園雜記》 、《葡萄月令》、《寂寞與溫暖》等名篇，都寫得很美。比如在《壩上》，他寫到口蘑，寫了多種口蘑的品種，並說他曾採到一個口蘑，晾乾帶回北京，做了一碗湯，一家人喝了，‘都說鮮極了!’ 寫到關外的百靈鳥,到北京得經過一段訓練， 否則有關外口音：‘咦， 鳥還有鄉音呀!’——這就是汪曾祺。當然，他的《葡萄月令》，更是文學名篇了。看來，一個熱愛生活、熱愛美、 熱愛文學的人， 到哪裡都能發現生活之中的美，生活之中的詩意。”
1983年，在汪曾祺離開張家口20多年後，他被邀請來張家口講學。關於這次講學的行程楊香保在《汪曾祺來張家口講學》中做了記載： 這次應邀來張，他激情滿懷，熱情回信說：“既承相邀， 重返舊地，晤諸舊識，深以為快。”當年6月20日汪曾祺如期來張， 期間共舉行了3場講學活動。講學活動結束後，楊香保先生陪同汪曾祺先生專程前往當年在沙嶺子農科所的勞動場所。
汪曾祺在張家口講學
“尋視昔日汗水撒落的林場，已是枝葉繁茂，春色滿園。在沙嶺子農科所大院，又見到當年居住過的不禁風雨的大工棚，已改建成居民住房。只有舊時的大屋頂還在，仰視良久，往日艱辛，歷歷在目，難以忘懷。一路走來，時有白髮老人不期而遇，深情相望，交談甚歡。晚年遇故舊，分別話重逢，人生苦短，有幸相遇，互道珍重，不亦樂乎!
我倆在果園席地而坐，稍事休息。我見他心潮起伏，思緒萬千，提筆寫下詩篇，深情懷念果園的今昔變化。
重返沙嶺子有感
二十三年彈指過，悠悠流水過洋河。
風吹揚柳加拿大，霧溼葡萄波爾多。
白髮故人遇相識，誰家稚子唱新歌。
曾歷滄桑增感慨，相期更上一層波。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汪曾祺
離開沙嶺子，汪曾祺興致不減，健步登上大境門，回望北國山河，無比壯美。 觸景生情，賦詩抒懷。
登大境門
雲湧張家口，風吹大境門。
崇嶺圍南北，邊牆橫古今。
戰守經千載，凡泥塞萬軍。
欲問興亡意，烽臺倚夕曛。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汪曾祺”
汪曾祺登臨張家口大境門
汪曾祺難忘在張家口度過四年的艱辛歲月，他無怨無悔，心海一片澄明， 隨遇而安，波瀾不興。田間勞動，翻地號沙，除草，背稻，撿糞，掏廁所……出大力，流大汗，親身體驗勞動的艱苦。他將這些釀造出了幾十篇作品，而這其中很多作品都成了名篇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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