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 理
一、城隍庙管理机构与日常管理
民国时期，由城隍会管理城隍庙的祭祀事务，以及公堂前、罗牙岔、高陂等地会田、会山等庙属资产，每年在城隍庙上一次表。
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后，城隍庙一切活动停止，神像全部被人为损毁，城隍神像被工作组勒令焚毁，建筑改作它用。
上世纪70年代末，城隍庙急待恢复。一部分热心的信民自发协商，推选出附近有一定影响而又热心城隍庙事业的村民若干人，进行日常管理。1992年开始，成立第一届城隍庙理事会。长期以来，他们不拿工资，也从不计较福利待遇，却任劳任怨为城隍庙的修缮、维护和发展进行忘我的工作和无私的奉献。
理事会设会长1人，副会长1-3人, 常务理事若干名。会长负责全面工作，副会长协助会长工作。常务理事在会长的领导下既分工又合作，完成分配给自己的任务。理事会的工作原则是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他们不定期举行理事会议，筹划城隍庙的修缮和发展工作。并在周围各村庄以及县城各地发展了一批理事（缘首），共同为城隍庙的恢复和发展大力宣传、募集捐款。
“缘首”就是募捐写缘的带头人，负责掌管理事会分发下来的缘薄。他们不仅自己带头写缘捐款，并向广大信民进行募捐。平常日子，由信民自愿认捐多少善款写在缘簿上，然后由缘首收集起来交给理事会财务人员。理事会遇城隍庙重大活动，都会召集缘首一起开会，商讨募捐的目的、用途、办法和规章。并请缘首们把广大信民对理事会提出的意见或建议反馈给理事会，尽可能使理事会的每项工作都能符合大多数信民的心愿。
缘首一般选用能热心支持城隍庙工作、有从事公益事业的积极性、又愿意带头写缘并动员别人写缘认捐，能广泛联系群众，在群众中有较好口碑的信民来担任。缘首的住地尽量做到不过份集中，形成一个均匀分布的联系网，以便于向广大信众写缘募捐以及弘扬城隍功德、宣传城隍文化。
理事会自成立以来，制订了完善、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配备有丰富工作经验的会计、出纳，采用有统一编号的收款收据（一式三联，即一联存根、一联交会计记账、一联给交款人收存）。每收一笔款当场开收据。每付出一笔款，发票需由经手人签字证明，然后交分管财务的副会长审核签字后才可报账。财务账目做到了日清月结，账账相符，遂项审查，笔笔清楚，并及时张榜公布。
为增加财务账目的透明度，理事会每年都会主动召集部分有财务工作经验的缘首或其他民众，来审查当年的发票单据是否真实，收支情况是否合理。对有怀疑的发票和不合理的开支一经查出，一律拒绝作账。多年来，广大群众一致认为城隍庙的财务管理严格，账目清楚，理事们都亷洁奉公，让大家放心。这也是广大民众所以会热心支持城隍庙事业的原因之一。
城隍庙的主要经济来源是每年分发缘薄写缘募捐。同时，也有不少信民直接来庙里奉捐善款。庙里神殿里设有功德箱，功德箱上面有一个狭长的小口，可以从外面将钱币塞进功德箱里。许多信民来庙里烧香上供时，会将钱币塞进功德箱里去做功德。功德箱锁着，必须由理事会派员定期清理捐款并入账。
还有一些信民常捐食油给庙里。每年点香灯之后剩余的食油，用以出售，所得油款归庙里收入。此外，百姓个人或家中来城隍庙念经所交纳的费用，也统一归庙里收入。以上这些，都是城隍庙主要的经济来源。
除日常在周围屋场、村镇和县城写缘之外，遇有需要，理事会有时也会安排人员去外地进行募捐。2010年，城隍庙理事会为改善城隍庙原来十分简陋狭小的环境，准备把庙门口十多亩荒坡地向村民有偿征用改建广场，需要较多资金。经讨论，决定组成二个募捐小组，一组由李普元、刘文光、李观发生赴广东深圳等地筹集善款。另一组由曾秤寿、赖地秀、曾文华到赣州市有目标的找有关人士写缘。在深圳期间, 得到了刘文光的儿子刘自福的热情接待，并为募捐小组提供了食宿、交通等诸多便利, 还放下手中工作亲自带领他们去寻找于都固院在深圳办厂的老板，动员他们为于都城隍庙捐款。2011年春节，城隍庙理事会发出了邀请函和倡议书，邀请梓山镇外出广东办厂和在本地搞房地产工程的老板以及社会名流举行了座谈会，向大家汇报城隍庙以往的修缮建设工作和今后的发展规划，获得了大家的热情支持。
城隍庙平日聘请了一名庙祝，负责日夜侍奉香灯、打扫卫生以及招待来庙里烧香的香客。理事会不定期在庙里开会办公，平日派理事轮流到庙里值班，处理庙祝所不能处理之事。遇有重大事件或有重要客人到访，值班的理事会及时向会长汇报，以便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
庙里有客人就餐和会缘聚餐时需要的厨师，平日念经做法事的道士，以及庙会唱戏聘请戏班等事宜，理事会都会事先商讨，择优选用。
二、历届管理人员芳名
下面谨将历届管理人员芳名恭录如下：
1978年城隍会管理人员
首 士： 曾金寿生
理 事： 李地福生、李应慧、温景春、吴炳文。
1992年城隍庙第一届理事会组成人员
会 长： 张益民
理 事： 曾来发、曾普光、刘明耀、曾文华、刘智敏、李咸丰、刘仁香。
2004年城隍庙第二届理事会组成人员
会 长： 周汉寿
理 事： 李普元、曾普光、李咸丰、曾来发、刘明耀、李新期、刘文光、刘仁寿生、曾文华 、刘金元、李广东、曾子倩。
2006年城隍庙第三届理事会组成人员
会 长： 李普元
常务理事： 曾普光、刘地发、曾秤水、刘金元、刘仁寿生、李咸丰、李新期、李广东、刘文光、刘明耀、曾文华、刘长福。
2010年城隍庙第四届理事会组成人员
会 长： 李普元
常务理事： 曾普光、刘地发、曾秤水、李咸丰、刘文光、刘明耀、曾文华、刘长福、赖地秀、易惠民、周良发、李观发生、曾育生、何本良。
理 事： 刘木生（李屋）、刘应平、周名扬、裴龙生、曾灶福、刘贵兴、刘地林、李南福、张地发、李佛寿生、杨育仁、刘木生（窑前）、张禄发、吴发福、李招秀、肖俊华、刘灶福、周永青、曾普秀、
谢佛长、丁观福、吴灶福、曾地福、曾北福、何继华、何地福、
张智华、李文林、刘长祥、刘志荣、袁赣秀、曾慈海、易观长、
袁贵长、郭六丰、王北佬、王春寿、刘先来、肖章恒、曾海长、
曾流民、李贵兴、曾广华、曾地发生、郭观寿、易庆华、蔡观保、
黄祖斌、曾长生、谢蔚章、曾地长、曾北发生、曾地林、周石福、
林龙发、李观福、郭年生、曾旭华、曾长海、何新秀、蓝九福、
罗长生、罗观发、曾太阳生、蒋灶长、杨景祥、林福财、吴献德、
赖福嘉、朱福洲、钟光经、胡元发、周红风、林荣福、曾带发、
曾石长、凃太阳、林守长、谢长庚、谢石福、陈石福、肖宏仁、
何 良、易连生、何裕华。
◆交 流
一、于都县城隍文化研究会的成立
2006年底，为了进一步对于都的城隍文化进行保护、发掘、整理和研究, 在原于都县博物馆馆长李德阳、彭碧莲和原于都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张文钧等有识之士的提议和指导下，决定在城隍庙理事会的基础上组建于都县城隍文化研究会。理事会推举李普元、李磊、曾普光、刘地发等人为筹备小组负责人。
2007年元月，由李磊起草编写城隍文化研究会的章程、制度，元月27日向于都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于都县文化局、于都县民政局提交申请报告。3月8日，于都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正式下文，批复同意设立研究会。
8月28日，于都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下发《于社字【2007】04号文件》，同意成立“于都县城隍文化研究会”。
11月13日，于都县文化局批复，同意成立城隍文化研究会，挂靠县文化局，属文化局下属单位。
2008年1月15日，于都县民政局正式下文，批复同意于都县城隍庙文化研究会成立。
2月19日，在城隍庙隆重召开于都县城隍庙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
会议邀请县委统战部、县委宣传部、县社联、县民政局、县文化局、县宗教事务局、县博物馆、梓山镇政府以及潭头村、安和村、下潭村、潭头圩等各级领导参加。此外还有于都县知名人士刘称发、陈利源、李德阳、彭碧莲、刘绍强、张文钧、管永义，县作家协会主席曾长生、县摄影家协会主席蔡家喜、县电视台记者、梓山万寿宫、固院白地寺理事会会长、于都城隍庙理事会全体理事共一百三十余人参加。是日，城隍庙内外张灯结彩，喜气洋洋，一派祥和、振奋的新气象。
上午9时，大会在鸣炮奏乐声中开始，县有关单位以及镇、村等领导贵宾在热烈掌声中由工作人员引导入会场主席台就坐。大会由城隍文化研究会筹备小组负责人李普元致欢迎词。于都县民政局肖新荣宣读批准成立于都县城隍文化研究会的批文。接着，于都县城隍文化研究会荣誉会长刘称发、县文化局钟南昌、县委统战部彭仙福、县社联李贱元、县宗教事务局谢局长、县作协主席曾长生、梓山镇领导谭明生、潭头村党支部书记曾启清在会上先后讲话，祝贺城隍文化研究会的成立。随后由刘称发、李普元在鞭炮声中举行了揭牌仪式。会议确认了以李普元为会长、李磊为秘书长的第一届于都县城隍文化研究会领导成员。
于都县电视台对成立大会作了专题报道，在于都县视台和赣南电视台新闻频道连续播放了3天。
于都县城隍文化研究会负责人名录
荣 誉 会 长： 刘称发
会 长： 李普元
荣誉副 会 长： 陈利源
副 会 长： 曾普光 刘地发 曾秤水 何裕华
秘 书 长： 李 磊
副 秘 书 长： 曾普光 刘常耕
顾 问： 李德阳 彭碧莲 张文钧 管永义 刘绍强
二、主要的对外交流活动
2004年6月，李普元、刘地发、曾普光、李咸丰、曾文华、刘明耀一行6人，赴福建省长汀县城隍庙参观考察。考察结束后，借鉴长汀图纸，结合于都县固院城隍庙原有的特色，修复了城隍庙的仿宋门楼。
2005年9月12日，曾普光、刘地发应邀赴福建省长汀县，参加福建省汀州府城隍庙公布为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庆典大会。
2007年7月3日，李普元、李磊、曾普光一行3人应邀赴福建省长汀县，出席“第四届闽台城隍文化学术研讨会”，与海峡两岸的同行们共同对城隍文化进行了探讨和交流。李磊在会上作了发言，并宣读了论文《论城隍文化的社会意义》。
2009年10月30日，李普元、曾普光与姚连红应邀赴福建省长汀县，参加汀州府城隍庙文化古迹修复协会成立十周年庆典大会。
同年11月15日，福建省汀州府城隍庙理事会会长、秘书长一行5人，来于都县固院城隍庙交流指导经验，并与于都城隍庙理事会和城隍文化研究会在家成员合影留念。
同年，于都县城隍文化研究会与城隍庙理事会合编彩版册页1万份，对外宣传于都城隍文化。
2010年，台湾的于都籍儒学大师蔡仁厚，以及于都县城隍文化研究会顾问张文钧等先生为城隍庙撰写了名联，赠送給固院城隍庙。
2011年11月，李普元、曾普光与姚连红、李小芳4人，应邀赴福建省福州市，参加首届闽台城隍文化节暨第五届世界城隍文化联谊会。李普元在会上发表讲话。11月23日上午，参加了福建省都城隍庙举办的祭祀大典仪式和城隍神出巡游街表演，游览3坊7巷。
2012年，李磊执笔编写剧本《城隍神传奇》，以赣南地方戏的演出形式，由广东嘉应文化音像出版社拍摄成专题戏曲片，制作光碟，向社会公开出版发行。
三、学术交流论文选录
古代城隍信仰中的吏治精神
·卢美松·
在我国古代民间信仰的俗神中，有许多是直接与民众的生产和生活利益有关的，例如财神、灶神以及各种行业神。福建省的有海上保护神妈祖、妇幼保护神陈靖姑、保生医神吴等等。在以神道设教的封建时代，统治者认为，事神治民，乃守土者之职，不能偏废。事神有助于治政，因此官方对一些民间信仰也给予承认或保护。但很少有象城隍神信仰这样，受到官方的大力提倡和推广。因为他们认为，城隍之神，能御灾捍患，“尤为民所凭依”（民国《长乐县志》）。唐代以后，由于朝廷提倡，各郡县皆建庙宇祭祀城隍。宋代以后“祀遍天下，或赐庙额，或颁封爵”，相沿成俗，不但每个府、州、县有，甚至卫、所也有，而且开始“各指一人以为神之姓名”（清《宁化县志》），把祭祀城隍载入祀典，成为定例。春、秋二时致祭，每月朔、望展拜：守、牧、令、长等守土官员入境，必先斋宿庙中，致祭设奠，告于神前，而后履任视事。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后，下令对天下城隍庙宇按等级给予封号（京都的称王，府称公，州称侯，县称伯），不久又订正祀典，一律称“城隍之神”。朝廷下诏，各地建城隍庙，其规制“视官署正衙，几案皆同”。
古人认为，“城隍者，以高城深池，捍外卫内，英灵之气升而为神”（民国《南安县志》）。城隍神聪明正直，能“监察官民善恶”，与在任官员分司阴、阳二界，“以幽佐明，以阴助显”，“期阴阳表里，协于正直”，幽明共治，“以保民为职”。朝廷郑重要求：“在于国者干亲祭之，在各府、州、县者，守、令主之”。城隍神遂由水庸之神，演变为司民之神，“提封白里，实与长民者共理之”。历代封建统治者如此重视城隍神，其原因盖由于官方提倡的城隍神信仰，体现了统治者所标榜的牧民宗旨和吏治精神。如统治者要求各地地方官吏，都能象当地祀奉的城隍神那样，做一个循吏良牧，发挥御灾捍患的作用，保一方平安，利国计民生。据称，城隍神“职司阴教，泽庇生民”：对其信仰的功利目的，在于祈求神灵调和风雨、福善祸淫、护国佑民，使在任官员图治与昭昭之地，城隍之神辅治于冥冥之中。这一宗旨，体现了统治者倡导的吏治精神。因为，城隍神一般是生前在地方上有卓著治绩或美德，受百姓景仰与纪念的官员，他们在安定地方、抚绥百姓、兴利除弊、御灾捍患等方面做出过突出贡献。百姓希图借助他们的英魂威灵，在冥冥中继续发挥护国佑民的作用：封建统治阶级倡导祀祭死者，意还在劝督生者（在任官员）。因此，城隍神是封建社会中官、民同奉的少数地方神祇之一。因为统治阶级也意识到，吏治好坏，直接关系到政权稳定和地方安宁的现实问题。
从历史上看，城隍神最初原本是自然神，即城墉与隍池的自然神。如《礼记·郊特牲》载，腊祭八神中，有一条祭即为“祭坊与水庸”。说明上古先民在“万物有灵”思想指导下，认为对保护他们生命财产安全直接有关的城池之神，应该礼敬祀拜，以求神佑赐福。这种神尚无明确的人格意义。到了春秋晚期，开始有了变化。《左传·昭公十八年（前524年）》载：郑国火灾，“使禳于火于玄冥回禄，祈于四墉”，即向火神回禄禳灾。而四墉神据考就是火神祝融的原始神格（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城墉之神开始有了主神（人格化的神）。但这时祭祀的城隍神尚无固定庙宇。
据传最早将亡人奉祀为城隍神是在汉代。汉初，刘邦即位以后，为纪念因坚决守土（城）而被项羽捕获烹杀的御史周苛，特令各地祭祀纪念。而见诸记载建庙奉祀城隍的始于三国，《余冬序录》载：“芜湖城隍，建于吴赤乌二年（239年）”。南北朝及隋代所祀尚少具体的城隍神，唐代以后多有以人代神（即神有了具体人格）。《唐书·忠义传》载：庞玉“镇越（按为越州总管），惠泽在民。即卒，邦人追怀之，祀以为城隍神”。其后，全国各地所祀城隍神，渐有将生前有惠爱恩泽于民的清官良吏奉祀于城隍庙。这就是所谓“有功烈于民，能御大灾、捍大患者，殁则祀之”的做法。书载，江南郡邑率祀纪信、龙 （如镇江、庆元、太平、宁国、华亭、芜湖诸郡邑），江右率祀灌婴，苏州、上海有的祀楚春申君黄歇。
考察其所选择的城隍祀神的生前原型和事迹，我们即可推见各代吏治精神于一斑。因为这些才是民间信仰城隍的真正旨趣，才是城隍神信仰的灵魂和象征。归纳起来看，历史上官民所承认和奉祀的城隍神，大体上有以下几种类型，从中可见人们对吏治的要求。
一是开疆拓土、造福百姓的官员。据《古田县志》（清乾隆版）记载：唐开元年间，古田有乡绅刘疆，“荜路山林，乃疆乃亩”。他开辟山林而成良田，且死守其土。后来又与子弟商议，自愿“率土归命，愿编户为县”，“请于天子而立县”。唐玄宗“嘉其忠顺，仍使掌县事”。不久，刘疆还是“纳职”还政，请求朝廷派官治理，他自己则“偕子弟、族人退居”。
加上刘疆“天性仁厚，友爱诸弟，延及其下”，故在他死后，“邑人思之，为立庙”。庙地即其故居，称其神为“拓主”。刘疆拓土献地，典型在昔，遗爱在民，故“殁为神明”。这是城隍神群中之一类。据清《宁化县志》引载：“汉高祖六年（前201年），始命灌婴（颖阴侯）率师下江南，定豫章诸郡”。可能在平定之后，灌婴主持“董筑”秦兵所“燔夷城郭”，故而受祀享食。
二是御灾捍患、护佑百姓的英烈。据《八闽通志·人物》记载，宋元之际，莆田人陈瓒以布衣出身，“上攻守之策”，未得回应。又于景炎丙子（1276年），“竭家财航海，助张世杰赡军”，旨在抗元。张要上奏封官，陈不受。后又招募乡民义兵，收复被元兵攻克的兴化城，乘胜与张世杰一起，收复福、泉二州。元将唆都率兵攻兴化，“瓒力不支”，犹率家丁五百人巷战，死亡殆尽，为元人所执。唆都欲使降，“瓒曰：‘吾家世忠义，岂向胡狗求活邪’、‘唆都大怒，车裂以殉’”。被谥忠武。后人为纪念这位民族英雄，祀奉他为兴化府城隍神。其侄陈文龙，同样为宋末忠烈之臣，曾任始侍御史、参知政事，因不满朝廷议降，辞归。宋端宗移驻福州，复除参政。“元兵袭境招降，使者两至，文龙皆斩之”。后因手下叛变，“文龙被执。至军中，欲降之，文龙指其腹曰：‘此皆节义文章也，何相迫也’”。“俘系至杭，谒岳飞庙，人恸，即夕死庙中”。谥忠肃。后人祀奉陈文龙为福州城隍神。象这样一门两忠烈，双双被封祀为城隍神的，在历史上确属罕见。
还有如五代时尤溪守将卢珧，本闽县人，后归属南唐，镇守尤溪。闽国将领李仁达据福州，侦知尤溪兵外调，发兵偷袭。卢即刻率四子与众人迎敌，鏖战多时，乡民遂得逃避。
卢珧眼见寡不敌众，乃称：“我受人之托，守卫城邑，今城不能守，活有何用”遂奋不顾身，人呼向前，手刃数敌。虽面伤犹殊死战，终于身首异处，壮烈牺牲。之后，南唐主下诏褒扬，乡人感念其功德，妥为安葬，并建祠纪念，奉为本县城城隍之神。明洪武初，追封为“镇闽将军”，奉祀于福州冶山都城隍庙。《清流县志》（明版）载，唐末松江华亭人樊令（字号甫），官至银青光禄大夫，因赣寇曾常侍作乱，奉命征讨，战死罗城（县城），殁于王事，乡人义其死节，立渔沧庙祀之。明代亦设主陪祀于布政司（省城）城隍庙。惠安县《崇武所城志》载：宋时，有神名张悃，聪明正直，能为人御灾捍患。建炎间，海寇蜂作，神显其灵，阴讨除之。诏封灵惠侯，后晋封灵安王。明初，与城隍神合祀于城隍庙。另据记载，清末福建城隍神神主是曾任浙江水师提督的余步云，他以义勇著称，平喀什噶力之乱有功，死后亦封神。这类人是“于时保障有绩，人心信向”，故而“配神作主”，受到人们的礼拜祭祀。
二是善政美德、世所景仰的良吏。最著名的如宋代名臣蔡襄，先后于庆历五年（1045年）和嘉佑元年（1056年），两度出知福州，迁福建转运使，至和二年（1055年）和嘉佑三年（1058年）又两知泉州，前后皆有惠政：“（修）复古五塘以溉民田，奏减闽人五代时丁口税之半”（见《八闽通志》）；兴办学校，革除陋俗弊习；禁巫蛊，颁药方以济众：制定“福州五戒”、“山头斋会戒”，反对迷信，树立良风美俗；下令广为植树，庇荫道路；颁布“教民十六事”，禁官吏、商贾不法行为：主持修建洛阳桥，撰写《荔枝谱》和《茶录》。由于他勤于政事，精于吏治，“所至兴利除弊，政教敷畅，而流风余韵，至今村氓妇孺犹能道说之”。故有在古塘侧为他建生祠的，有“刻石以纪其政”、口碑而颂其德的。他病逝后，朝廷谥忠惠。闽人颂其德政，将其列祀福建都城隍庙。
《晋江县志》（清版）载：泉州府城隍“相传为韩公国华司其神”，韩于宋时知泉州，“惠政覃敷于民，民思其德，因奉其神以享祀勿替焉”。国华所生之子韩琦，即宋代抗金名将，封魏公。后人于其降生所建“生韩古庙”。明万历间，以古庙专祀邑城隍，建韩魏公祠于府城隍庙旁。这就是所谓“古来名臣，忠诚慈惠，载著史册，炳若日星，沐膏泽者，相与凛为神明，荐以馨香”。泰宁县城隍庙供奉的城隍神是清康熙年间知县王肃。王肃，上海人，任泰宁知县时，适逢大水，百姓“浮殍以千计”，王肃“力为民请命”，王肃蠲免受灾田亩之税，并倾家产出三千金，修缮城郭和桥梁；力除宿弊，豁免有户无丁之捐，减却“贫民赔输之累”，行善政，苏民困，民仰之如父母，卒于任上，后“通邑复建专祠祀之”。建宁府城隍庙唐代封昭烈侯，以建州刺史张文琮、陆长源有功德于民，列祠左右以配祀。宋崇宁（1102—1106年）初，因官吏致祷于庙，大风逐飞蝗出境，有验，朝廷仍封城隍为惠宁侯，张刺史为昭应侯，陆刺史为嘉德侯。
综上所述，城隍信仰的文化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其宗旨可从其所尊奉神灵的人格中体现出来。城隍神的人格内容，清楚而集中地体现了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特点和吏治精神。（原载2009年汀州府城隍庙出版的《辉煌的十年》，作者系福建省文史馆馆长）
城隍信仰的历史与现状（节录）
·欧潭生·
一、 考古发现的古城与先秦“水庸”自然崇拜
城隍信仰起源于尧帝“八腊”水庸之祭。现代考古已经证实了距今四、五千年前，尧帝时代即新石器时代古城和壕沟的存在。仰韶文化西安半坡聚落遗址呈不规则圆形，居住区在中心，约3万平方米，外围是宽6-8米，深5-6米的大壕沟（引用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547页）。河南龙山文化的淮阳平粮台发现一座正方形的城址，城墙长宽各185米，有的墙下部厚约13米，系版筑而成（引用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193页）。我的恩师、北大邹衡先生早在1979年出版的《商周考古》中就指出：“秦汉以来的文献记载，早在夏立国以前，禹的父亲鲧就已经开始了筑城”。《吕氏春秋·君守篇》、《淮南子·原道训》等均说到鲧作城；宋代 史《太平寰宇记》更记载鲧曾在今山东、河北等地筑城或筑堤。山西夏县东下冯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小规模的城垣，其年代有可能早于商代。《礼记·礼运篇》曾记述“大同”时代（原始社会）过渡到“小康”时代（奴隶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城郭沟池”的出现（1979年文物出版社出版《商周考古》第57页）。有了“城郭沟池”就有了“水庸”“水神”的原始崇拜。
我在1996年发掘的福州新店古城（科学出版社《考古》2001年3期），即战国晚期闽越王无诸修建的“冶城”，东西长1030米、南北宽287米，城墙基部约10米，护城河宽约88米。该城北依高山，东西夹在两条溪流之间，依然修筑88米宽的护城河。《汉书·郊祀志》载：“粤（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见鬼”，“命粤巫立粤神祠”，“祠天神帝白鬼”。在华安仙字潭岩画中，最能体现先秦闽族对水庸水神的崇拜。《考古》（科学出版社）1994年2期“福建华安仙字潭岩画新考”：距今3000多年前的华安仙字潭岩画刻在汰溪边临水的悬崖峭壁上，人面像直径20厘米，椎髻披发，与台湾万山岩画人面像极其相似，应是早期对水庸、水神的原始崇拜。人面像模仿有威望的部落酋长，即神像的人格化早就存在于原始宗教崇拜中。
许慎《说文解字》注“隍”：“城池也，有水曰池，无水曰隍。”《玉篇》注“隍”：“城下坑也。”《周易·泰声卦》：“城复于隍，勿用师。”《左传》：“宋灾，祝宗用马于四圹，祀盘庚于四门之外。”可见，盘庚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城隍神。“城隍”一词连用，最早出现于班固《两都赋·序》：“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起园囿以备制度。”汉初勋臣名将被供奉为人格化的城隍神。宋赵与时《宾退录》云：城隍神之姓名具者，镇江、庆元、宁国、太平、襄刚、兴元、复州、南安诸郡，华亭、芜湖两邑，皆谓纪信；隆兴、赣袁、江古、建昌、临江、南康，皆谓灌婴；福州、江阴为周苛；江州、六合为莫布；和州为范增；襄阳之谷城为萧何。《澎湖马公城隍庙志》黄有兴编撰，我国最早的城隍庙是三国时期安徽芜湖的城隍庙，现已毁。现存最早的城隍庙当数福州冶山都城隍庙，始建于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该庙主祀城隍神为汉周苛。《前汉·张周赵任中屠传》：“周昌者，沛人也。其从兄苛（师古曰：苛音何），秦时皆为泗水卒史。”汉高祖起沛击破泗水守监，于是苛自卒史从沛公。沛公以昌为职忐，苛为客，从入关破秦。沛公立为汉王，以苛为御史大夫，昌为中尉。汉三年，楚国汉王阳急，汉王出去而使苛守荥阳城。楚破荥阳城，欲令苛将。苛骂曰：“若趣降，汉王不然，今为虏矣！”项羽怒烹苛。由此可见，自盘庚开始至汉初纪信、灌婴、周苛、英布、范增、萧何，城隍信仰从水庸、水神的自然崇拜，演变成开国功臣勋将的人格化神祇，融入了皇帝的意旨和百姓的敬仰。
二、唐以后“燮理阴阳”的城隍文化与朱元璋大封天下城隍
唐以后城隍神出现“燮理阴阳”的功能。北宋《太平广记》卷124载：唐洪州司马王简易得疾，伏枕数月。一夕沉然长往，数刻方寤，谓然亲曰：“初梦一鬼吏，自称丁郢，手执符碟云：奉城隍命来追王简易。”《古今图书集成》载：“开元末，宣州司户卒，引见城隍神”，府君曰：“吾即晋宣城内史桓彝也，为是神管郡耳。”《道藏·道门定制》卷二云：“道士建醮超度亡魂时，须先发文知照城隍（城隍碟），方拘解亡魂到冥（引自1994年上海三联书店版郑有士、王贤森《中国城隍信仰》）”。唐张说、张九龄、李白、许远、李阳冰、韩愈、杜牧、李商隐以及北宋名臣欧阳修均有祭城隍文，其内容涉及祈雨、求晴、禳灾、酬神等，说明唐代城隍信仰的普遍和城隍神功能的扩大。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二年大封天下城隍，京都都城隍为“承天监国司民升福明显王”，秩正一品，格同三公；封府城隍为“监察司民城隍威灵公”，秩正二品，等同六部；封州城隍为“威灵佑侯”、县城隍为“灵显佑伯”各为秩三品及四品，均冠以“鉴察司民”封号，官品级别远超出当地地方官。明洪武二十年又诏令天下：“朕设京师城隍，俾统若府、州、县之神，以鉴察民之善恶而祸福之，俾幽明举不得侥幸而免（《古今图书集成·城隍之神部汇考491册60页》）”。由于朱元璋的提倡，明洪武年间城隍信仰达到鼎盛时期，各府、州、县均建有与衙署相当规模的城隍庙，地方官吏都要到城隍庙祭拜，成为“官庙”性质，一统天下民间信仰。满清入关后，延袭明代城隍信仰，奉城隍神为幽冥之官、护境之神，尊崇有加。
三、现代城隍信仰与学术研究
由于历史的原因，现代城隍信仰在中国大陆处于恢复时期，偏重于中国南方各省。福建省召开了四屆闽台城隍文化学术研讨会，已知恢复活动的城隍庙也只有福州冶山都城隍庙、闽侯侯官、长乐、平潭、古田、莆田、石狮、厦门、霞海、云霄、安溪、晋江福全、永宁、霞浦、沙县、长汀等十几所城隍庙。台湾省有95所，其中有15所城隍庙是直接从大陆分灵而来，加上再分灵的庙宇，绝大部分都与大陆有联系。新竹布都城隍庙与福州冶山都城隍庙的关系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中国大陆城隍信仰活动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开始恢复，香火鼎盛的有石狮、莆田、云霞、安溪、平和、古田等城隍庙。福州冶山城隍庙被省卫生厅等单位占据，仅留下“阴阳司”旧址约600平方米。1990年开始，城隍信众与社会贤达合力捐资100多万元，重建福建都城隍庙大殿。1995年12月14日经福建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批准，福建都城隍庙管委会牵头，联络省地方志、省社科联等单位开始筹备首届闽台城隍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1996年10月17日在福建都城隍庙隆重召开大会，台湾南投竹山镇灵德庙、台北昭明庙、鹿港城隍庙等派出代表20人，到会代表共86人，收到论文48篇。会后出版了《闽台首届城隍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专辑》。极大地推动了闽台两岸对城隍文化的宣传和研究工作。
关于城隍信仰的社会功能，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连心豪认为“城隍崇拜是中国特有的宗教信仰之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是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福建省社科院历史所所长徐晓望却认为“民间信仰专指正式宗教之外的民间拜神活动”，“中国民间信仰大多是三教混合体，渗透着三教的思想”。已故福建省艺术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沈继生认为“城隍信仰中的儒道释文化渗透”，如《论语》有云：“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是“神道设教”。并指出：“城隍神纳入道教的神团系统大约始于唐五代。五代著名道士杜光庭编纂《道门科范大全集》就有城隍神的法位。”“《城隍经》（全称《太上老君说城隍感应消灾集福妙经》）被收入《道藏》。”“表现三教合一的典型史迹是泉州府城隍庙。” 他考证今泉州府城隍庙前身是唐贞元八年（792年）进士欧阳詹的家庙“不二祠”，五代改为北藏寺，宋改名集寿寺，明嘉靖年间又将这座佛刹改为泉州府城隍庙。1930年春，近代高僧弘一法师又在此宣讲《地藏菩萨之灵感》。泉州市博物馆副研究员黄天柱引用梁绍壬《两般秋雨庵笔记》卷四说，城隍始于尧。《博物志》则称：“禹作城，强者攻，弱者守，敌者战，域自禹始。”周代天子祭八腊，水庸其七也。《五礼通考》曰：“功施于民则祀之，能御灾捍患则祀之。”他认为：“城隍原为城墙和城壕，后被神化了。最初为保护城市，后发展为保护黎民、防涝布雨、卫道护善、管领冥籍、司掌功名、镇邪驱魔、鉴福消灾、灭虫保农、惩治凶顽、出巡平冤等社会功能。”
文末引用朱元璋对大学士宋濂说：“朕立城隍庙，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则不敢妄为。”《新修东莞县志》卷十八称：朱元璋敕建城隍庙的目的是“调燮阴阳，统辖神祇，纠察善恶，主判生死，以彰报应”。福建省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卢美松考证城隍神的化身分为三类（原文见《古代城隍信仰中的吏治精神》）。上海道教协会秘书长丁常云指出：“唐杜光庭删定的《道门科范大全集》，是有关城隍的最早记载”。“南宋《道门定制》卷二有‘城隍碟’”。“宋末元初林灵真编辑的《灵宝领教济度全书》列域城隍神位于坛前，此后，城隍神正式进入道教的斋醮科仪之中。”“明代龙虎山的道士周思德编撰《上清灵宝济度大成全书》收有城隍符，城隍神已广泛用于醮坛”。“清代陈仲达校辑《广成仪制》收有《申名城隍集》，城隍不仅有护国安邦之力，更有执掌生死之权，在道教神仙谱系的地方神中具有极高的地位。”
关于城隍信仰在海外的传播，泉州华侨大学华侨研究所李天赐教授进行了详尽的考证。“1842年（清道光二十二年），华侨吴让的后代吴天成继任泰国宋卡城主时，在宋卡城美人街中段择址建造城隍庙，供奉城隍。这是目前有据可查的最早的海外城隍庙（距今165年）”。“新加坡的都城隍庙，坐落在柏城街（ReckSeahStreet）末端，于光绪一年（1905年）建立”。“1920年，福建省安溪公众推举邑士谢氏带城隍五舍公赴新加坡募捐修庙，后来五舍公被当地华侨挽留奉祀。至今‘菲菜芭’、‘杨桃园’分炉供奉，香火鼎盛，庙宇华丽壮观，为世少有。”城隍信仰在印尼的传播也比较普遍。棉兰五显宫供奉城隍及姜太公，南吧正直堂供奉城隍及八班爷。在雅加达华人佛教寺院全德院中“还附祀城隍”。“马来西亚麻坡惠安公会建有青山庙，供奉福建省惠安县的城隍爷青山王。槟城州普公坛供奉石狮城隍。缅甸旅缅晋江公会城隍庙与甘马育闽侨福同仁城隍庙均供奉石狮城隍。越南华人村寨里都建有寺庙供奉城隍。”该文还总结城隍信仰向海外传播的三大因素：1、谋求生存发展的需要；2、寄托对真善美的追求；3、表达对故国家园的怀念。
关于闽台城隍信仰的关系，厦门大学历史系林其泉教授与厦门城隍庙管委会主任吴天发合写的《唐山过台湾的城隍爷》；福建省地方志编委会陈名实《台湾城隍信仰述略》；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李祖基《城隍信仰与台湾历史》；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郭志超《惠安青山王信仰及其在台湾的传播》等4篇论文作了详细的介绍。后来，又分别在厦门、漳州海澄、龙岩汀州府城隍庙召开了第二、三、四届闽台城隍文化学术研讨会。2007年4月25日在福州冶山都城隍庙成立了福建省城隍联谊会（筹）。去年底，在台湾省城隍庙成立全省城隍庙联谊会。
三、几点思考
1、城隍信仰源于5000年前城壕、水庸的原始崇拜，汉以后勋臣名将被奉为城隍神春秋祭祀，唐以后城隍神出现“燮理阴阳”的功能，宋以后城隍神正式进入道教的斋醮拜仪之中，明朱元璋以后，全国各地城隍庙仿官府衙门建造城隍庙实行“官祭”，达到城隍信仰的鼎盛时期。由于历史的原因，目前中国大陆的城隍信仰处于恢复期。如何引导传统的城隍信仰与现代社会和谐相处，如何提升城隍信仰在宗教界的社会地位，这是摆在这次新加坡国际城隍文化论坛的重要议题。
2、城隍信仰不是一般的民间信仰，他的历史渊源比道教还早。唐宋以后道门定制和科范大全已有“城隍令”、“城隍碟”，城隍神已正式进入道教的斋醮拜仪之中，这是其他民间信仰做不到的。明代以后《道藏》正式收录《城隍经》（即《太上老君说城隍感应消灾集福妙经》）。应该说，城隍信仰应属于道教范畴，应纳入道教系统管理。反过来说，道教信仰远不如城隍信仰的普及和大众化，城隍信仰将扩大道教的信众并丰富道教的内含。
3、城隍信仰融入释、道、儒三教。目前，我所见到的典型的城隍庙如安溪、长乐城隍庙，它们在城隍大殿之上，又供奉观音菩萨。这是典型的释道合一信仰，而且是自宋代以来就是如此。道教是国教，佛教是外来宗教，如此和谐统一，反映出中华民族的包容性和中华文化的博大情怀。
4、老子《道德经》是道教的鼻祖，也应该是城隍信仰的经典。其中蕴含的“祸福观”、“善恶观”、“阴阳五行说”、“风水”和“因果报应”等有其科学的一面，应该予以肯定，不能一味地批判为“封建迷信”和“装神弄鬼”。（原载2009年汀州府城隍庙出版的《辉煌的十年》，作者系闽江大学教授）
城隍文化与历史名人
·刘湘如·
唐朝以后，我国各省的府、州、县普遍建立本地的城隍庙。唐朝著名文人韩愈、杜牧等都写过专门的文章。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我国许多地方的城隍庙所奉祀的神，实为著名的历史人物。诸如江苏苏州的城隍庙，祀战国时代封地苏州曾救赵抗秦有功的春申君黄歇，浙江杭州的城隍庙，祀宋代民族英雄文天祥，因他曾组织义军保卫南宋首都临安（杭州），浙江绍兴城隍庙是供有功于民的庞玉大将，上海城隍庙曾祀清代为保卫吴淞口英勇抗击英国侵略军而壮烈牺牲的福建同安人陈化成，北京城隍庙祀明代大臣杨椒山，他因敢于与奸相严嵩斗争而被捕入狱，迫害致死。江西九江城隍庙是汉高祖时代的颖阴侯灌婴，广西南宁城隍奉祀宋代南宁知府苏缄，他敢于与入侵交趾（今越南）的军队作战，不幸以身殉国。泉州城隍祀出生于泉州的北宋宰相韩琦，他曾与范仲淹齐名，世称“韩、范”。而福州的城隍庙则是全省各地以及台湾岛上城隍庙的祖庙，它奉祀汉代忠烈人物周苛。周苛是汉高祖刘邦的御史大夫，坚守荥阳城，当项羽攻下城池时，周苛被俘，项羽欲封他为上将军，享万户侯。但周苛忠贞不降，并怒斥项羽，于是被烹煮而死。
福建古田县的城隍庙建于唐朝，它奉祀唐朝开元年间第一个“编户立县”的清官刘疆。他晚年退居，一生廉洁，亲属决不食禄，故死后古田人民便在他的故居旧址上建庙以示纪念，并称他为“拓主”。可见我国人民对于历史上只要对老百姓做过好事的官吏，都会永远怀念他的。
福州的城隍庙在清初被升格为“福建都城隍”，统辖台湾。因为清康熙年间台湾是属于福建的一个府。在“福建都城隍”的庑廊上，还配祀许多著名的乡贤人物，如唐朝的刘吕祖、宋朝的蔡襄、元朝的董元炳、明朝的汤和等有功于福州城的历代名人，这是很有历史意义的。
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岛上的数十座城隍庙，都是从福建分香过去的。因而视福建都城隍庙为祖庙。清时台湾知府俞兆岳上任时，曾到城隍庙当场宣誓：“不贪财、不畏势、不徇私”。
要当一员清官。可见城隍已从自然神衍变成灵魂神，起一种威慑与感召的精神作用。
各地城隍庙都镌刻有楹联，联文内容十分深刻富有哲理，主题突出劝善惩恶，保境安民。有的虽带有“因果报应”色彩，但具有警戒威慑的精神力量与劝善行德的感化作用。
福州福建都城隍庙的老对联：“为善必昌，为善不昌，祖宗有余殃，殃尽则昌；为恶必灭，为恶不灭，祖宗有余德，德尽则灭。”这副对联具有“二律背反”的美学观念，虽讲己与祖，古与今的因果关系，却实际上预示自己与子孙，今人与后代的传承关系。它妙在内涵含蓄，寓意深刻，令人思索。
龙溪县城隍庙的“阳间案前由你造；阴曹地府有谁亲”。明白告诫人们阳间的事你可以放任干。但是，阴曹里却没有后面可走；十八层地狱一关都不能少。正因此，广西桂林城隍庙的对联：“地狱即在眼前，莫到犯了罪时方才醒悟；孽镜虽悬台上，只要过得意去也肯慈悲”。上海城隍庙的对联：“做个好人，心正身安魂梦稳；行些善事，天知地鉴鬼神钦”。
云南剑川城隍庙的对联：“古人今人，几个无忝于人，扰扰局中棋，防他局外冷眼；善有善报，凡事终归有报，明明台上镜，示尔台下扪心”。天津城隍庙的对联：“善报恶报，循环果报，早报晚报，如何不报；名场利场，无非戏场，上场下场，都在当场！”等等都具有正面、直当的劝善导向意义。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为何上场，便有为何下场。每一个人都在扮演各自不同的角色，表演各种的行当，化妆各样的脸谱。所以山东淮县城隍庙是有一副清代郑板桥的对联：“切齿漫嫌前本长，平情只在局终头”。多么富有哲理。象安徽城隍庙的对联，直截指出立即回头，及时觉悟，改邪归正：“任凭你无法无天，到你孽镜悬时，还有胆否？须知我能宽能恕，且把屠刀放下，回转头来”。神也有給恶人留下一条出路的。而台湾新竹城隍庙的对联，则通过具象来反映抽象。在这座庙的大门口上方悬挂一只大算盘，联文是：“世事何须多计较，神天自有大乘除”。暗示人算不如天算。一切都要受到法则的制约，否则就要受到天与自然的惩罚。
北京都城隍庙具有统辖的地位，所以其对联展现出全国城隍庙的主题共性：“保障功隆，俎豆千秋修祀典；邦畿地重，灵感万国仰圣明”、“灵巩天垣，和会九州风雨协；报崇国祀，盈宁忆社方安”。希望九州能国泰民安，四方能风调雨顺。这一种的“修祀典”、“仰神明”的思想观念不是纯粹消极的，而是一种精神的潜意识的作用，它的愿望是良好的。（原载《辉煌的十年》，作者单位：福建省博物馆、福建省文史研究馆）
（选自《于都县城隍庙志》,李磊主编；供稿：于都县志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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