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四狮亭牌坊）
潮州牌坊街有一座俗称为“四狮亭”的石坊，坊主是澄海籍的唐伯元（字仁卿，号曙台）。该坊的坊匾分别为：“理学儒宗”、“铨曹冰鉴”。
唐伯元有《易注》、《礼编》、《道德经注解》等十多部著作，天启五年（1625），明熹宗赏赐赠“理学名卿”牌匾，故石坊用“理学儒宗”来表彰他这位“岭海士大夫仪表”在儒道方面的贡献。
吏部是中央六部之首，东汉称为“吏曹”（曹是古代对官署、部门的别称）。负责官员选举、品阶、封爵、考课之事，下设文选、司封、稽勋、考功四司，文选司亦称“铨选司”，别称“铨曹”。
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秋，唐伯元由尚宝司丞升调吏部文选司员外郎（副司长），历考功、文选司郎中（司长）。故“铨曹冰鉴”，意指他在吏部任职时，能恪尽职守，不谋私利，品格如冰清玉洁，铨选能明察秋毫（鉴，原指铜镜）。
（明·唐伯元画像）
吏部在很大程度上能左右官员仕途的顺逆。文选司又直接掌管官吏班秩（即地位、级别）升降、任所或部门调动的推荐工作，可以说是一个位不甚高而权极重而且是极繁忙、极敏感的人事部门，因为，官场中的“潜规则”、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如同宗同族的“族谊”、同省同县的“乡谊”、数辈相交的“世谊”、夫妇双方远近亲属结成的“姻谊”、同榜同科的“年谊”等等，无不影响着考评与选拔的进行。到了万历中期，这种种关系已经发展到使整个文官集团分为若干派系，互相援引或者互相攻讦的地步。所幸的是，其时之吏部尚书孙丕扬是一位以“矫然有风裁”、“挺劲不挠”而享有清誉的大吏，唐伯元亦以淡薄清节为人们称颂，两人主持选拔工作，百官都不敢靠各种关系来谋职。然而，在宫中掌着实权的宦官们的请托，却使他们头痛不已。当时，神宗万历帝由于在册立太子的问题上与朝臣意见不合，临朝问政的次数越来越少。朝臣们处理政事的各种奏摺，须由内阁转送宦官，然后才到达神宗手里。实际上，皇帝身边的太监，拥有替皇上阅读、处理这些奏章的责任与权利。许多奏章都是由他们过目后，用口头扼要汇报给皇上听。对各种奏章的解决意见，也由他们传达给内阁，这些干预朝政的大太监，他们的权势甚至超过六部尚书。但是，这种权势不能公开出现在朝廷上，于是，请托就成为这些有权有势的宦官们干预政事的一种手段。朝臣们对颐指气使的宦官无可奈何。为了在官员选拔方面杜绝这种来自各种各样的权贵请托的积弊，孙丕扬与唐伯元拟定并实施了掣签选官法：将全国分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四大地域，在竹签上写着任职地名，让经过考核、有资格参加候选的官员自己抽掣，按签委任。至于因为地僻职位少，或者有起复原官、调动职务的情况，造成人浮于缺，则借相邻近的地域来通融。
（潮州“铨曹冰鉴”牌坊）
实施掣签法，请托者再不能依仗权势来左右吏部的选拔工作。尽管有人批评这种方法不能“辨才任官”，带有听天由命、“碰运气”的倾向，大多数应选官员却盛赞吏部的新办法公正无私。平心而论，在以人际关系为本位的中国宗法制社会，要完全避开各种请托和营私舞弊几乎不可能。既然如此，退而求其次，把暗箱操作改为相对的公开透明，掣签选官也不失为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由于可行有效，直到清代仍在延用。
（唐伯元铜像）
唐伯元在吏部郎任职期间，把全付心血都用在选拔制度的健全与完善上面。正如他在《请告疏》中所说的：“受事以来，日与堂官（指尚书）计议如何一清铨法，如何一洗积弊。凡利在百代、害在一时者必行，不敢少贬以徇浮议；凡利在部内，害在部外者必革，不敢姑息以市恩私。”但积弊实在太重了，要完全消除十分困难。何况，神宗皇帝虽懈于朝政，却拥有任免官员的绝对权力。他“虽以夙望用（孙）丕扬，然不甚委信。有所推举，率用其次。数请起废，辄报罢。”因此，吏部上报的奏疏大量滞留宫中，一概不加答复。唐伯元眼见大批赴吏部候选官员累月经年地苦待着，“贤愚同滞，朝野咨嗟，莫知其解”，以致“逢人则面赤，扪胸则内愧”，知道自己的心血多半白洒了。加上他向来有脾胃之疾，长年操劳，更使“脾胃愈弱，精神恍惚，足力不支”，于是在万历二十四年夏天给神宗上了封《请告疏》，乞准离职治病，但万历帝却迟不批复。而在上年底到本年春天，“以志不行，已怀去志”的孙丕扬曾十三次上疏告假亦得不到神宗的批复。不久，唐伯元又上《再请告疏》。本来，他在吏部任期将满时，部议曾推荐他出任太常寺少卿（正四品上阶），但奏疏的批复却宣布他改任江西饶州通判，这更使他心灰意冷，乃决意辞官归隐。回到潮州后，在西湖山北麓寿安寺旁建有石室居住，周围栽种成片梅花，名曰：“梅花庄”。在这里掩扉读书，与梅为伍。第二年（1598）夏四月二十七日，唐伯元病逝于潮州城，享年五十有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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