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快找到感染者的传染源以及密切接触者，查清传播链，进而采取有针对性的隔离措施以切断传播途径，是控制疫情蔓延的关键。如何透过碎片化的生活片段查找源头，需要具备福尔摩斯般敏锐的眼光和缜密的思维。
在抗击新冠肺炎这场战“疫”中，奋战在一线的现场流行病学调查人员就是这样一群精锐的“侦探”，通过抽丝剥茧式的调查，将看似毫无关联的片段紧密相连，查找“真凶”，最终斩断疫情蔓延的链条。
谁是传染源
2月5日，江苏省Z市报告了一起聚集性新冠肺炎疫情。病例为夫妻二人，分别于1月27日、28日出现发热、干咳等症状，曾辗转多个医疗机构，但症状未改善。后到当地一家三甲医院就诊，被高度怀疑为新冠肺炎，立即被隔离，并采样送至当地疾控中心，随后被确诊。
“这些内容只是基本情况，相当于谜语里的谜面儿，我们要做的是确定谜题并揭晓谜底。”Z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Z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流调组成员陈大灵说。
“要对两个病例的接触史、旅行史等信息展开详细的流行病学调查，力争在最短时间内识别两例病例的感染来源，寻找到他们的密切接触者和共同暴露者，尽早对存在感染风险的人群实施隔离和筛查。”陈大灵说。
因此，第一个谜题就是，谁是传染源？
流调人员在调查中发现，夫妻二人均没有武汉或其他地区旅行史。因此，初步怀疑是在本地接触了新冠肺炎患者导致感染。于是，调查重点聚焦于二人在本地的活动情况。
“这两个人的活动轨迹太复杂了。”陈大灵感慨道，发病前，二人的足迹遍布多个场所，接触人员众多，调查获取的信息又多又杂。
以丈夫（病例B）为例，在发病前14天内先后去过写字楼、公司、店铺、饭店、市场、加油站、银行、浴室，并和妻子（病例C）一起参加了两场家庭聚餐，和他们接触过的人员多达百余人。
他们到底是在哪个场所，被谁传染的呢？面对繁杂的信息，调查人员也未能理出头绪。为了提高排查效率，调查人员首先将排查重点放在夫妇二人的熟人圈。
“但却落了空。”陈大灵说，经调查，所有与他们接触过的熟人均无湖北旅行史或居住史。虽然病例B在1月20日和22日期间曾和3名有湖北旅行史的熟人有过交谈，但经调查和检测，三人均未感染，且已离开湖北超过14天，嫌疑被排除。
找不到传染源，意味着传染源还可能继续在外活动，甚至传染更多的人。想到这点，陈大灵和同事们更加焦急，一遍又一遍地整理信息，希望能从中找到蛛丝马迹。
峰回路转
正当这组调查人员一筹莫展之际，参与调查当地另一组聚集性疫情的流调人员回到Z市疾控中心进行资料整理，蔡波就是另一组的成员。
他们遇到的是一起5个病例的聚集性疫情：病例A于1月21日出现发烧等症状，在多个医院治疗未见改善，于是自驾前往某综合性医院就诊，经2次咽拭子检测，于2月1日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阳性，立即被隔离治疗。
调查人员在对其密切接触者进行隔离观察和检测中，先后发现病例A的妻子（病例D）、父母（病例E、F）和外甥女（病例G）的咽拭子都呈阳性，属于无症状感染者。而这几个病例也都没有疫区旅行史或居住史，说明也是在本地感染的。病例A和病例D都曾多次参加聚会，A也去过酒店、饭店、卫生院等多个场所。
令人疑惑的是，这两起聚集性疫情相隔仅数天，且在同一条街道。那么，二者会不会有关联？是共同暴露于未知的传染源吗？还是一个传染给另一个？是不是聚餐过程中有过接触？
“要大胆假设，更需小心求证。”蔡波说，联想到了这些可能，两组调查人员立刻将手头的资料相互分享，查找可能的关联和交集。
但令人遗憾的是，调查并未带来所希望的结果——这两起聚集性疫情的病例之间并不认识，也没有共同的亲友，聚餐和聚会的场所也不是同一个。
事情相当蹊跷。两组调查人员决定，对所有病例的行动轨迹再次进行更为周详的询问——询问的信息要到具体几点几分，在哪一个场所的哪一个房间。
“这是一项费时费力的大工程。”蔡波说，需要每一位病人仔细回想发病前14天的活动场所和时间，调查人员据此记录，对大量信息进行分析。许多病人表示记不清部分时间和地点，这时就需要调查人员反复核实。为弥补记忆中的缺失信息，调查人员也依法依规运用大数据等科技手段协助开展调查。
水落石出
“有了！”调查人员一声兴奋的“怒吼”，打破了深夜的寂静。
经过反复询问和大数据印证，病例A曾于1月17日接触过一名湖北归来人员，随后于1月20日、21日前往某写字楼与公司财务结清款项。这个信息在初期接受调查时，A并未讲述。
而就在同一时间段，病例B也正在和此公司办理结账事宜。结账地点为数个狭小密闭的办公室，工作人员12人，室外有约8平方米的等待区，有一张桌子和四个凳子供外来人员等待，3天内来结账人员较多，涉及98个公司110人次。场所拥挤、空间小、空气流动不畅，当时对武汉疫情了解不多，几乎没有人戴口罩，这种环境极易造成呼吸道疾病的传播。
工作人员回忆称，病例A和病例B曾同时在同一办公室审批结账资料。病例A在21日结账时已处于发病期，具有传染性，咳嗽症状会加重体内病毒的外排。疾控中心已对所有在这一时段办理结账事宜的人员展开追踪并全部隔离观察，同时对病例去过的场所进行消毒作业。
此后，调查人员继续追踪，最终确定，病例A是在一次聚会时，被湖北返乡的朋友感染。而原本素不相识的A、B两人，因为前往同一个公司办理事宜，凑巧进入了同一个办公室，且均未佩戴口罩，最终导致了B被A传染。后来，调查人员继续深入追踪，A和B各自作为传染源，感染了多位亲友，调查人员迅速对这些密切接触者进行隔离观察。
“总结这两起聚集性疫情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到：一是有疫情高发地区旅行史的人员，需要居家隔离或集中隔离，避免和他人接触；二是避免前往人员密集场所，在公共场所需要佩戴口罩，避免聚餐聚会。”蔡波说。
“这是疾控人的本能”
除了惊险刺激的缉“凶”过程，流调人员的工作状况是什么样的？山东省疾控中心应对新冠肺炎现场调查工作组的队员向记者讲述了他们的故事。
既紧张，又兴奋
1月24日，山东省报告省内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同日，该省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Ⅰ级响应。
4天前，当地疾控部门就已开始了一场现场流行病学调查。
1月20日一早，山东省疾控中心应对新冠肺炎现场调查工作组的赵志刚便和同事启程，赶往省内A市。赵志刚说：“这次面对的是一种新病毒，心里还是很紧张的，但又有一丝兴奋，这是一个疾控人的职业本能。”
现场调查组此行就是对山东省首例疑似新冠肺炎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进行排查。由于当时山东省尚未报告确诊病例，相关单位的配合度不是很高。通过各种渠道多次协调，赵志刚和同事才最终查清病人的具体行程和所有密切接触者，并指导当地对密切接触者采取医学观察措施。
赵志刚说，流行病学调查，简称“流调”，其目的是调查感染者、密切接触者、聚集性病例，了解传播方式，摸排可能的隐性感染者。流调人员须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面对面与病患交流，详细了解病患的发病时间、发病过程、就医情况、发病前后的接触史、曾经去过的场所、乘坐的交通工具等，所有细节都不能放过。
如果说医护人员是在一线与病魔短兵相接的“战士”，那么从事现场流行病学调查的疾控人，则是前沿阵地上的“侦察兵”。他们要尽快摸清敌情，及时为指挥部提供情报，他们的每一个调查结论都会直接影响防控策略的调整。
“侦察兵，作战单位的兵种之一，主要任务是获取重要军事情报，他们是一线指挥员的耳目，其情报为指挥员下定作战决心提供重要依据。”赵志刚说。
摸清底细
与此同时，另一个流调组正在山东省内B市展开调查。
由于山东省内首例疑似病例是从A市前往B市。“所以，赵志刚所在的调查组是在A市做密接追踪，我们做的是疑似病例的确证。”姜晓林说。
姜晓林也是山东省疾控中心应对新冠肺炎现场调查工作组的成员。1月19日晚10点半，他和同事赶到了B市疾控中心，没有片刻休息，便开始讨论流行病学调查工作开展情况和实验室检测策略。因为面对的是省内首例疑似病例，不但要确保检测准确，还要排除其他病原体，做到万无一失。
随后，他们赶赴医院实地查看病例隔离救治情况，并参加当地召开的紧急会议，一直到凌晨1点才回到住处。所有人都没有睡觉，焦急地等待实验室检测的结果。
阳性。凌晨两点多，试验结果出来了。检测结果就是命令，所有相关人员全部回到了工作岗位上。很快，转运标本的专车从B市出发前往山东省疾控中心进行检测复核，结果依然是阳性。此后，又经过中国疾控中心检测复核，确定为山东省第一例确诊新冠肺炎病例。
“流调人就是这场战‘疫’里的侦察兵，必须尽快摸清对方的底细，及时为大后方提供线索，才可以有针对性地反击。”姜晓林说。
从B市返回后，他们没有停歇。大年三十往返聊城，正月初一早晨又奔赴了C市。
伪装侦察
流行病学调查的工作环境往往比较复杂，面对的也是形形色色的人。“这就要求流调人员有一些‘江湖气’。”姜晓林说，只有这样才能打开局面，迅速获取“情报”。
对于已确诊的病例来说，除了做好救治，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尽早、尽量全面地摸清楚密切接触者。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控制疫情扩散。但实际工作中，由于患者生病后心态发生变化、对既往回忆可能出现偏差，导致追查密切接触者困难重重。
在C市，姜晓林和同事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病人确诊以后，十分焦虑，根本无法清晰地回忆起自己接触过的人。为了消除病人的抵触心理，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伪装”成临床医生，到病房询问病情。
在询问的过程中，他们反复了解病人返程后的行动路线、接触人群，并对每一个信息多方确认。对于每一位可能的密切接触者，都要经过严格的推敲，确认时间、逻辑完全吻合。
经过连续多日的询问，他们“侦察”到密切接触者300多名，全部及时采取隔离措施，为有效控制疫情的进一步扩散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精准打击
除了通过调查了解疾病的传播特点，流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对基层疾控机构做好技术指导，评估防控措施的落实情况和效果，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提出切实可行的工作建议，引导防控措施不断完善。
在D市，流调组的专家们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除了协助当地开展流行病学调查，他们每天都会抽出时间到社区看看。到了社区，他们会“假装”到小区办事串门，查看门口是否设有防疫检测点，是不是严格地进行体温检测和登记。
在社区之间的路上，他们也闲不下来，一路关注外地尤其是湖北牌照车辆上路情况，对疫情传播风险进行全方位的评估。
“千万不能小看哪怕是一个体温检测点。任何一个小的疏忽，都可能带来更多的传播。”吴光健说，“要摸清状况，发现弱点，精准打击！”
流调组是一支24小时待命的工作队，哪里有疫情他们就出现在哪里。现场调查工作组的成员孙文魁说：“过年期间在济南只待了两天，回家时妻儿早已入睡。妻子是一名医生，最近也很忙，且有7个多月的身孕，家里主要靠父母在照顾。父母牵挂，就会在微信上问一下工作忙得怎么样了。看到回复才会放心。”
中国疾控中心供图
近日，国家省市新冠防控联合专家组讨论医务人员感染调查资料。
擦亮防控之“眼”
作为公共卫生领域的“国家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战“疫”中开展了哪些工作？成效如何？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国疾控中心派驻武汉流调组副组长丁钢强。
和每一个数据“较真儿”
“流行病学调查，是不断揭示传染病流行规律和影响因素的过程，是疫情分析研判、提出防控策略、科学评价措施效果的重要技术手段。”丁钢强说，“流调”工作做得好、做得扎实，才有可能使疫情防控有的放矢、有章可循、有据可依，为全面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有力有效的数据支撑。
现场流行病学是突发疫情预防控制的核心武器、基础武器，流调是防控工作的“眼”，至关重要。疫情发生以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派出多名流行病学专家参与当地流调工作，对华南海鲜市场进行溯源调查，指导当地制定监测、调查、密接追踪管理工作方案。同时，组织制定全国防控技术方案，指导全国疫情防控工作。
1月26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前线指挥部防控组在武汉成立国家省市新冠防控联合专家组，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牵头上海市、江苏省、湖北省、武汉市疾控中心专家，调动集体智慧，凝聚集体力量，强化了流调工作的针对性和时效性。联合专家组以前一阶段的数据库为基础，开展专项的流行病学调查及密切接触者调查，和每一个数据“较真儿”，全面分析疫情的流行特征、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并每天向防控指挥部提供疫情早报，为制订防控决策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
发挥“守门员”作用
在疫情防控中，社区是个不容忽视的战场。
为了解社区对各项防控措施的落实情况，把住社区关口，发现传染源头，联合专家组起草并完善了湖北省新冠防控社区管理流程、社区发热病人就诊流程图和密切接触者管理流程图。中国疾控中心还在武汉13个区县派驻了社区流调专员，协助当地强化社区疫情防控工作。大到梳理社区防控的工作流程，小到现场查看社区对辖区发热病人的预检工作和对新冠病人的分类管理，甚至细化到排查分工表和电话问询模板，使原本复杂的工作标准化、统一化、简单明了。
丁钢强表示，当前已进入疫情防控的最吃劲、最关键的时期，能否打好武汉疫情的“歼灭战”，流调工作的开展情况很关键。落实“五早”措施即病例的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诊断、早治疗，依旧是控制潜在传染源、遏制疫情蔓延最有效的办法。中国疾控中心及十余家省级疾控中心先后派出数十支流调工作队，在武汉各区县和湖北多个地市州开展新一轮的流调工作。多方通力协作是做好流调的基础，希望流调工作可以得到患者、密切接触者和社会各方面的协助与支持。各工作组要按照“不落一户、不漏一人”的防控原则，与当地疾控中心会商、细致调查与走访，充分掌握各地区防控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和困难，逐一把脉，在协助数据分析、提供技术咨询的基础上进行疫情趋势研判，因地制宜地为每个地区开具有针对性、专属性的防控“处方”，最大限度地控制各地区可疑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全面遏制疫情的扩散与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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