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基建”成風口,浪潮拔得頭籌的底氣在哪?

“新基建”成風口,浪潮拔得頭籌的底氣在哪?


知名經濟學家張五常曾說過,“中國經濟最精彩的地方是地方政府尤其是縣級政府之間的競爭在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貢獻和角色。”過去,各地政府之間比拼的是招商引資及為發展經濟創造良好環境的基礎建設,如今地方政府之間正拉開“新基建”百舸爭流的帷幕。

所謂“新基建”就是中國率先擁抱第四次工業革命發展的新型基礎設施,其中包括5G、光伏電網及特高壓、工業互聯網、城際高速鐵路和城際軌道交通、新能源車及充電樁、人工智能、雲計算大數據中心等,與以往側重城市交通為主的基礎設施不同的是,更突出了數據化、高質量、雲端化、智能化的特徵。不難看出的是,在這場擁抱數字化升級的浪潮之中,地方政府仍然是牽頭的主角。當然,政府須首先建設成“數字政府”,並且把轄區內城市打造成為“智慧城市”,才能綱目並舉。

“新基建”成風口,浪潮拔得頭籌的底氣在哪?

若大家從“智慧城市”維度來看,“新基建”所劃重點的行業實際上是最終打造城市管理超級大腦的一個個“函項”。最近,重慶市作為中央定調“新基建”後的第一批搶先行動的直轄市,啟動“新型智慧城市運行管理中心”項目公開招標,最終經過嚴苛的評審,浪潮脫穎而出成功中標。

去年,智博會時阿星曾前往山城重慶,讓我感到驚訝的是這座城市對以“ABCD”為主的智能科技的擁抱熱情,即使與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相比也毫不遜色,並且能夠感受到他們把重慶建成中國雲計算中心、數字政府樣板方面一直在快馬加鞭。當前全國處在疫情攻堅戰緊要關頭,對智慧城市建設緊迫性、實用性、便民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今各地政府其實也是一場疫情防控、長期治理能力體系的賽跑,核心比拼的就是“智慧城市”儲備、搭建、應用能力,重慶“新型智慧城市運行管理中心”的營建方案或許正是也是各地政府所希望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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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離不開互聯網巨頭參與,勝負手是政務雲運營能力

怎麼理解“智慧城市”呢?簡單的說,就是政府利用大數據和雲計算技術,實現城市各個重要功能模塊和關鍵領域數據的可視化,反映出城市運行實際狀況,通過“數字中臺”高效的運營,最終提升整個城市的管理水平,通俗的講,我們也可以叫做“現代城市的智慧大腦”

就跟一個企業要打造自己的智慧大腦(AI)一樣,需要打通各個部分的數據,讓所有組織成員數據在線化,最終要提升業務效率,構建智慧城市的確是一個比之更加龐雜、多元參與的社會系統工程,也絕不是哪個地方政府或者哪個企業單獨可以完成的。

我們的政府儘管擁有80%有效的社會大數據,這包括公民身份數據、社保醫療數據、交通大數據、教育機構大數據、地區企業納稅數據、樓市住宅數據、銀行貸款數據、城市安防數據、刑偵數據等等,但是這些大數據分屬於不同的職能部門保管,這就需要有以雲數據、大數據業務基因的“新型互聯網公司”構建一個平臺來把這些數據“雲端化”,進行分門別類並且有效“結構化”、“互通化”,可以隨時調取方便市民或政府公務人員使用,這其中的數據權限、數據安全、數據流通,都需要對政務雲業務有足夠的認知和技術沉澱才能勝任

可肯定的是,一個地方區域的智慧城市的搭建需要政府與互聯網公司一起合作完成,基本採用的是PPP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即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搭建。國內有實力構建智慧城市的互聯網巨頭屈指可數——浪潮、阿里、騰訊、華為、平安,限於篇幅,不妨一一瞭解其為政府合作搭建智慧城市平臺的路徑

華為以5G基建為突破口,通過ICT技術構建終端感知層、數字平臺、智慧應用場景等於一體的萬物互聯繫統,2019年華為在長沙、東莞等地中標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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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為智慧城市理念模型)

阿里巴巴是以電商生態、物流生態以及阿里雲服務中小企業公有云上的市場地位為優勢,來與地方政府、生態合作伙伴一起為地方政府搭建“ET城市大腦”。阿里巴巴在去年下半年獲得杭州、拉薩、天津、雄安新區、浙江、九江、珠海橫琴新區等項目招標。

騰訊智慧城市是騰訊雲業務在B端拓展的延伸,尤其是微信政務小程序是政府所青睞的便民應用,目前騰訊雲通過“數字廣東”搭建逐漸形成了各行業廠商方案的集成,並依靠其流量優勢提供為一些地方政府提供城市綜合服務平臺。

平安是一家以保險為核心業務不斷擴展金融業態的巨頭,其AI領域技術能輔助其多元化業務升級,逐步成為金融+科技的雙引擎之一,平安也構建了“1+N”的智慧城市雲體系方案。

不難看出,無論是以to B業務為主、還是to C業務起家的科技巨頭都在搶灘智慧城市,這給地方政府提供了更多的招標選擇,仔細比較發現,他們都有明確的業務基因驅動,有的從純商業的角度不一定能夠成為政府適合的業務抓手,畢竟智慧城市應用首先應當是補齊政府現有工作一些短板,提升便民公共服務質量,而非追求酷炫。

智慧城市建設是一城一地的“數字命脈”所在,在篩選運營商時前提是一定要知根知底、絕對忠誠可靠,同時也必須有足夠能力、經驗才能勝任。阿星認為,政務數據中心平臺才是建設智慧城市的核心部分,而智慧城市最終用起來好不好,是由政府的職能發揮比如社會公共衛生安全、市政管理、便民服務、宏觀調控等領導與組織作用能否在數字世界得到更高效運轉說了算;至於硬件和技術的層面,可以交由智慧城市運營商去做集成。

近年來,浪潮憑藉在雲服務、大數據方面的技術積累和沉澱,在智慧城市建設和運營領域頻頻發力、表現不俗。首先,在雲服務方面,浪潮有著深厚的積累,浪潮雲是國內政務雲市場領導者,截至目前連續五年蟬聯政務雲第一位,為180+政府提供雲計算服務,位居中國數字政府大數據市場佔有率第二位,以此為前提才能夠構建起智慧城市運營平臺。近年來,在智慧城市建設和運營領域,浪潮也有著亮眼的表現,早在2017年就提出“智慧城市運營商”的理念,經過3年多的發展,浪潮已經根據城市定位、城市發展戰略和城市規模的不同,形成具有針對性頂層規劃方案,支持省會城市、特色城市、國家級新區、縣級城市、特色小鎮等多層次城市/城區智慧化轉型,目前已在30+城市落地,其中,2019年浪潮承建的智慧泉城入選“智慧城市十大樣板工程”。筆者還記得,浪潮雲還是重慶“渝快辦”應用以及重慶“政府業務中心”(GOP)的承建方,因而浪潮中標“重慶市新型智慧城市運行管理中心”也可以說水到渠成。

02

重慶如何建設智慧城市項目,將為全國積累寶貴的經驗

當前新冠肺炎疫情是對智慧城市建設的一次“突擊考試”,沒有任何“數字政府”準備工作的地區相當於是“裸考”,基本是靠矇眼抓鬮或挨戶排查模式進行;而已經打通各部門數據並且搭建起了與老百姓之間城市服務平臺的地方政府則心中有“數”,面前有“智慧指揮室看板”,可以“一屏知天下”,遇事不慌不亂,這其中的決策效果可謂天淵之別。

當然,從“全國一盤棋”的角度來看,我國當前沒有在突擊考試沒有拿下滿分(由於醫護工作者忘我鏖戰和社會體制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在全球範圍內還算是尖子),暴露了此前智慧城市存在一些問題,比如:智慧城市建設在東中西部以及城鄉之間的不平衡,只能靠各省各地之間暫時隔絕交通往來阻止病毒擴散;各區域、各部門、各系統之間的數據共享缺乏常態機制;在落實到基層農村、社區、單位等社會“神經末梢”上沒有能及時派上用場等。

因此,在疫情之下中標的重慶市新型智慧城市運行管理中心項目(一期)可以充分總結經驗、吸取教訓。阿星有幸在網上翻閱了相關浪潮中標信息發現,重慶新型智慧城市運行管理中心項目按照“135” (“1”個智能中樞、“3”大支撐體系、5大智能創新應用)總體架構,建設內容包括“新型智慧城市總體架構展示”、“智慧名城建設關鍵支撐要素展現”、“城市運行態勢展示”、“城市專題應用展示”、“城市監測預警分析系統”、“城市指揮調度系統”、“標準規範”等53個功能點,這其中每一個功能點又細分了多個工作模塊,這刷新了我對智慧城市所需要的大數據的認知,從側面印證智慧城市入局的高技術門檻、須全面協調的工作量以及構建難度。

此外,重慶市新型智慧城市運行管理平臺運用城市信息模型、大數據可視化技術,對接各類業務應用系統,全面呈現城市運行綜合態勢,感知城市運行風險和發展趨勢,對經濟、民生、安全、交通、公用事業等重點領域實現分模塊展現,形成重慶的“城市儀表盤”,是推進各類政務服務信息彙總統計分析,展示總體態勢、運行情況、辦公提醒和領域專題信息的“管理駕駛艙”。

不難看出,重慶市的智慧城市項目建設著眼長遠、實用、全面推行城市的智能化,即使面臨非常時期、極限考驗依然能“聰明”運轉。我們絲毫不必擔心,在疫情之後一定會出現一個全國各地掀起建設“智慧城市”高潮,而重慶已經提供標杆,在落地之後的經驗可能給其他各地政府拿去結合本地實踐情況“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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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給了我們更深入理解智慧城市規律和趨勢的機會

當前疫情是比非典更為嚴重的悲劇,但也要看到這是一場全球治理模式的“分水嶺”,疫情相當於給工業4.0洩露了考題。

我們無法想象沒有互聯網、雲計算計算參與在疫情防控之中會有什麼後果,顯然,停留在互聯網時代的信息化、在線化還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推動“人工智能”時代在遠程醫療、智能安防、遠程AI教育、智慧社區、智慧企業、城市物聯網等方面的深入,智慧城市與這些人工智能在各個領域滲透之間實際上是整體與部分的關係,智慧城市能夠推動這些部分更加協調,更加高效運轉,同時,各個部分升級也將使整體煥發更強的生命力。因此,智慧城市建設站在人工智能時代即將來臨之前,需要從城市治理能力和國家治理能力的維度上洞察和把握其發展趨勢,因此智慧城市在各地推進的潮流將浩浩蕩蕩

首先是智慧城市實際上是一種“群治思維”而非是“精英思維”

,智慧城市實際上是擺脫靠某一個或者某一群人自上而下的頭腦決策,實際上,智慧城市所構建各個數據化的社會感知元件,在“自下而上”鏈接社會各方面的資源、信息、數據,最終匯聚多方智慧,這種重視“底層力量”和社會多元化聲音的底色,使得智慧城市不僅使政府運作更加透明化、也激發更多企業、機構、公眾的參與熱情。

其次,打造智慧城市就是打造“數字政府”,通過新型互聯網公司賦能的“數治能力”來最終增強政府的服務和施政能力。以“智慧泉城”建設為例,濟南市改變了過去依靠政府投資建設智慧城市的老路子,構建起政府充分授權、市場化運作、政府購買服務的運營體系,與浪潮合資成立市場化的運營公司——智慧泉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作為智慧泉城規劃、建設、投資、運營主體,形成了完整的政府協調、政企互動的推進機制,建成智慧泉城運行管理中心和城市大數據平臺並投入使用,政務、交通、醫療等各領域的應用也逐步成熟,智慧泉城建設成果榮獲巴塞羅那全球智慧城市大會全球產業數字化轉型獎,由“濟南樣板”躍升為“世界樣板”。

最後,智慧城市並非只是單純的城市化建設的升級,而是整個“數字中國”的建設,這當然包含了廣袤的農村地區,離不開“城鄉均治”。這其實不難理解,在中國任何一個城市除了中心城區以外,還包括了郊區以及待開發的農村地區,而城市本身又是全省經濟中心對於周邊農村人口又有很強輻射作用。這場疫情將在更深層次上讓人們集體反思片面提升“城鎮化”進程可能造成的“大城市病”,著名學者溫鐵軍認為,疫情之下廣大農村地區能在非常時期快速區格化並自給自足、實際上為疫情控制贏得了對抗風險的“戰略縱深”和穩定大盤。這對於在推進智慧城市構建過程之中尊重農村的生存方式及新農村建設有巨大的啟示,經濟學家陳平也曾表達過類似觀點,很多地方的數字化互聯網化加上農業文明,本身是一種更宜人、更生態的文明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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