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逆潮：谁之过？

本文为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全球化逆潮》一书的系列摘要及总结之一，不代表个人观点。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美国经济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

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重要贡献使得IPCC获得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

1993年至1997年，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及主席，

1997年至1999年，任世界银行资深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2011至2014年，任国际经济学协会主席。

2017年1月20日，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建立全球经济秩序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3/4个世纪里，各国的努力都集中于创建一个更加一体化的世界，建立能够极大的降低货物成本的全球供应链，但特朗普提醒大家：边界很重要。

美墨边界墙

• 一个善意的谎言：贸易创造就业机会

实际上，贸易政策的目标并不是增加就业，而是通过提高生产率来提高生活水平。保持充分就业是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的责任。

真相是，进口会破坏就业机会：

1、发达国家的进口带来的岗位流失，大于其出口创造的就业机会：发达国家出口货物使用的劳动力比进口使用的劳动力少（例如：纺织品vs飞机）。美国将出口和进口额同时扩大1亿美元，进口带来的岗位流失会超过出口创造的就业机会。

2、但如果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能起到作用，该问题便迎刃而解：经济扩张可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弥补失去的就业岗位。新兴的出口行业，就业岗位工资要高于同类进口竞争行业的工资水平。贸易提高了生产率，促进了生活水平的提高。

发达国家的进口带来的岗位流失，大于其出口创造的就业机会

因此，标准理论认识到，低价进口贸易的开放，将导致进口竞争行业的就业岗位流失：但它假设出口领域将制造新的就业机会，并使经济能够保持充分就业。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

实际上，开放贸易，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美好，它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包括：

1、低增长，失业增加：当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未发挥应有作用时，贸易会带走发达国家的就业机会。

2、全球风险增加：

经济风险：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风险都来自于国外（出口价格下降、进口价格上升、全球利率上升）；

短期资本的自由流动，汇率波动：东亚金融危机；

能源安全：能源依赖问题（墨西哥对美国天然气，德国对俄罗斯天然气）。

3、跨国公司获得强大市场力量：大型跨国企业比一些国家更强大。

4、发达国家失去制造业：

中国、东亚其它国家习得技术，获得比较优势。

美国停止生产后，制造业劳动者素质、生产技术、生产效率迅速落后。

“溢出效应”使得中国产生制造业集群。在转移出去的产业上，美国已经没有技术和娴熟的工人来支持将制造业带回美国。如果使用新技术（机器人），并不会使旧的制造业岗位复苏，甚至进一步替代劳动力，新创造的岗位将集中于高科技领域。

“把制造业带回美国”不可能“使美国再次伟大”！

总体贸易逆差是由储蓄（S）和投资（Ig）的平衡决定的：

S + (Tn – G) + (M – X – Ff - Rf) = Ig

从里根时代开始，美国就出现巨额财政赤字 (Tn – G)，这未能被私人储蓄（S) 的增加而抵消。为弥补赤字，美国只能从国外借款，形成国际收支经常性项目 (M – X – Ff - Rf)赤字。也就是说，有大量资金流入美国以弥补美国在投资与储蓄之间的差额。而资本流入，意味着贸易逆差。

简单的说，美国人不储蓄，政府又搞巨额财政赤字，还要维持投资水平，这只能靠国际收支的赤字解决！

因此，从本质上，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创造并维持了强势美元与巨额贸易逆差，美国的贸易问题，是美国国内储蓄与投资失衡的问题。这口锅，不能甩给中国！

美国的贸易问题，是美国国内储蓄与投资失衡的问题

特朗普声称，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被欺骗了，这是完全错误的。

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获得了他们想要的大部分东西。问题在于，贸易谈判代表们想要什么：从整个美国的角度来看，他们想要的东西是错误的。他们要求的基本上是美国公司想要：

1、廉价劳动力：不考虑环境和劳动保护问题，希望获得廉价劳动力。威胁工厂迁到国外，削弱了工人、工会的议价能力。

2、确保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产权（也使得他们把工厂迁至这些廉价劳动力国家的威胁更可信）。

3、知识产权保护：增加美国大公司的利润，尤其是大型药品和娱乐公司，即使这样做增加了美国消费者支付的价格，甚至会导致整体创新速度放缓（争论的焦点，不在于是否应拥有知识产权，而是如何设计知识产权，使得知识产权被建设性的使用，而非被垄断力量使用）。

4、形成“避税天堂”，使企业避免应支付的税收。

每个国家都有全球化的赢家和输家。顶端的人们获得了超过100%的收益。其他人，尤其是非熟练工人，遭受了损失。

2、非熟练工人议价能力减弱：企业威胁将工厂转移到其他国家。民主党向资金来源（华尔街、硅谷）靠近，不再为非熟练工人发声。

特朗普当选总统表明，对全球化的不满在美国已经占据主流地位，不满的原因体现在：

1、收入停滞不前：大约1/3个世纪以来，大多数美国人的收入停滞不前。

2、美国梦渐行渐远：中产阶级的生活，一份体面的工作、安全感、把孩子送入大学、合理舒适的退休生活越来越远。

3、进入上层社会越来越难

4、社会压力越来越大，带来安全隐患：美国中年男性的死亡率增加（社会压力下的酗酒、毒品、自杀）。

自由贸易的实质，是“有管理的贸易”——为美国、其他发达国家的特定公司利益而管理，在这些利益间平衡，而不考虑工人的利益。

自由贸易协定实际上不是关于自由贸易的。如果是自由贸易，它将是短短的几页纸（放弃关税、非关税壁垒、补贴），而TPP则长达6000多页！可以肯定，美国会拒绝真正的自由贸易协定。美国是检察官、法官和陪审团，实际上，美国根本写不出基于“公平贸易”原则的规则。

1、左翼盲目的遵循右翼的全球化进程——毫无疑问受到资本的影响，而这些资本正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没有人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这就产生了真空。煽动者、独裁者、新贸易保护主义者（特朗普、勒庞），自然填补了这一真空。

2、失去工作和工资下降的人们，自然支持那些“同情”他们并承诺改变的政客。另外，如果要将这些问题，归咎于外国人，这尤其有吸引力。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认为，选民选择特朗普，甚至仅仅因为他们不信任政府和精英阶层。

失去工作和工资下降的人们，自然支持那些“同情”他们并承诺改变的政客

特朗普以明显的保护主义纲领成功当选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让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工人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工人发生冲突。他认为中国、墨西哥和其他地方的低薪工人有效地“窃取了美国的就业机会。”

真正的冲突在其他地方：一方面是工人和消费者，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是公司利益。

这种保护主义的信念并不是基于对公司利益或对未来的现实分析，而是对过去的简单怀旧，这种怀旧似乎对大量选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新保护主义：对过去的怀旧

一些美国人，特别是那些没有做好的美国人，对二战后的美国统治时期持有怀旧情绪：

1、当时的制造业工作似乎很安全，工资很高，且他们可以达到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这超越了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在移民到美国时梦寐以求的任何事情。单一的经济来源便可以舒适的养家糊口。

2、二战将各界人士聚集在一起，共同对抗敌人。社会凝聚力和团结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3、贫富差距不大：每个人都看到他们的收入在增长，但底层的人看到他们的收入增长速度要快于上层的人。

无论特朗普如何承诺，制造业的岗位很难回归美国：

1、制造业在全球的就业都在下降：这是生产率提高的必然结果。如果各国的就业份额维持不变，美国的就业岗位必然减少（况且美国的就业份额还会减少）。

2、美国的制造业竞争力在减弱

3、即便有一些制造业岗位回流，回流的地理区域和岗位也不同从前。

新保护主义对美国将带来一系列不良后果：

1、美国的贸易赤字将进一步增长：如前文所述，一国的总体贸易逆差是由储蓄（S）和投资（Ig）的平衡决定的：S + (Tn – G) + (M – X – Ff - Rf) = Ig。在特朗普的政策下，美国的储蓄或投资不会有大的变化，贸易逆差理论上不会改变。如果不从中国进口，美国必定将从其他国家如墨西哥进口更多。而特朗普呼吁对富人减税，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在储蓄不变的情况下，贸易赤字将进一步增加。

2、美国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美国将不能从最低成本国家进口商品。

3、通胀上升，将导致美联储提升利率，从而减缓经济，增强美元（从而使美国更没有竞争力）。

4、中国对美国贸易保护政策的反制。

特朗普的做法，让全世界都注意到了，各国必须照顾好自己和自己的利益，条约和美国都不值得信任。他们可能采取的行动包括：

1、多样化：不依赖任何一个国家，无论进口或出口。

2、重塑没有美国的架构，包括一系列新的贸易协定，如更多的南南协定。

3、更多的依靠内部的需求增涨。

“全球化的未来是什么？”当我们问这个问题时，实际上真正要解决的是“管理全球化的规则应该怎么样？”即全球治理问题。如前文所述，全球化之所以没有很好的发挥作用，因为：

1、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富人以牺牲穷人为代价，变得更富有的手段。

2、国际治理的孤立结构加剧了问题。

3、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在制定规则的机构中，影响力不成比例。

全球化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目的（提高世界各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手段。当存在跨国界的外部性时，就需要全球规则，全球行动（全球公共品）。只有丛林法则走向国际法规则，全球化才能奏效。当然，游戏规则的改变也是双刃剑，变化本身是昂贵且困难的，在此过程中，要关注底层家庭、企业的利益。

只有丛林法则走向国际法规则，全球化才能奏效

斯蒂格利茨提出的方案，是更有力的政府行动，包括：

1、降低市场收入不平等：对全球化不满的主要原因是不平等、失业、工资增长停滞、中产阶级生活难以为继。造成不平等的原因，是高层企业的税收减少了，工会被削弱，货币政策更多关注通胀而非就业，市场力量集中度增强（如微软、谷歌，以及地方服务垄断）。解决方法很简单：抑制市场力量，杜绝滥用公司权利，金融部门履行应尽职能（如：为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提供贷款），加强工会，减少优势的代际传递（加强公共教育，提高遗产税）。

2、促进税后收入分配公平：征收累进税；对资本回报征收（比劳动）更高的税率；底层收入人群的所得税抵免。

3、推动重构经济结构：全球制造业就业率下降是大趋势，欧美需要转型，新经济以服务业为基础，并逐步转为以知识为基础。但市场不善于处理这种转变（农业向工业转型，以二战为代价）。政府应制定产业政策。

4、提供社会保障：无论经济调整做的多好，都会有一些人被抛在后面；公正的社会必须拥有一定的社会保障体系。

5、保证充分就业：工业、教育、再培训计划与宏观经济政策结合。将政府干预措施视为过渡战略的一部分。

全球经济并非零和博弈，其收益并非来自美国或欧洲的付出。如果其他国家蓬勃发展，发达国家整体对货物和服务的需求可能会增加，国内生产总值也会增加。

那些将全球化视为危及他们未来的工人不仅需要一个安全网，他们还需要在“溺水”时有能够抓住的东西。而且即使是这样的老旧承诺也不再可信。他们所需要的是真实的承诺：经济和社会制度应当为所有人服务，即便工人由于贸易、技术进步或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而失去工作，经济和社会制度仍正常运行，只有这样才会使大部分人放心。

原书信息：

书名：全球化逆潮

作者：[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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