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朝鮮半島與中國濱海地區毗連，擁有共通的漁業場所，所以自古以來，中國漁民就習慣於到朝鮮境內從事漁獵活動。
清代康熙、乾隆年間，到朝鮮境內捕撈魚蝦的中國漁民已經形成了不小的規模，尤以山東漁民為最多。“山東海岸綿亙，自直隸界屈曲而南以達江蘇，其間大小海口二百餘處。東北境之登、萊、青三府，地形突出，三面臨海。威海、煙臺島嶼環羅，與朝鮮海峽對峙”氣由於海域與朝鮮半島相通，漁民出海打漁經常會進入到朝鮮半島境內。
清代延續明代的海禁政策，“片帆不得下海”，但山東沿海漁民惟以打漁為生，朝廷也允許此地居民出海捕魚。1665年，康熙諭令兵部：“山東青登萊等處沿海居民，向賴捕魚為生，因禁海多有失業，……令其捕魚，以資民生。”
但是對漁民借捕魚為機進行其他貨物貿易的行為，清朝一直持嚴厲打擊的態度。
經過二百餘年時間，到了清末，中國漁民在朝鮮半島境內從事漁業情況已經甚為可觀。
1889年2月，山東漁民又來朝鮮忠清道泰安洪州瑞山等地捕魚，“悍不畏法”，朝鮮民眾到袁世凱處申訴。
袁世凱一面痛斥山東漁民，好生安撫朝鮮漁民，一面開始考慮朝鮮政府所提出的清政府派差彈壓的建議。
朝鮮政府無力禁止中國漁民來境內捕魚，只好求助於清政府，希望清政府派遣差員來朝鮮境內處理漁民衝突事件。
袁世凱對此建議頗為躊躇：“忠清道遠在數百里之外，派差少，則難資緝獲，派差多，則更恐生滋擾，礙難允行。”
由於朝鮮政府再三請求，袁世凱與李鴻章往來協商後，李鴻章提出一種解決辦法：由駐朝鮮外署責成沿海地方官認真仿禁緝拏，遇有漁船滋事，如果地方官不能禁制，就立即報告給袁世凱，由袁世凱迅速派員差前往查緝。
清朝緝私船
初期，這種方法成效較好，但時間一長，漁民摸清楚“地方官巡查——報告袁世凱一一袁世凱派員彈壓”的規律後，逐漸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應對方案，“若於查官到境，輒即舉帆出洋，徘徊觀望，去復駛入，防不勝防，禁不勝禁”。
對於朝鮮政府的抱怨，袁世凱也表示無奈。山東、奉天兩省沿海漁商約有數千艘帆船，平時散居各島，與一般浮寇無異，在中國境內本就不好管理，對政府的飭令視為兒戲，明知故犯，因而一再發布曉諭，效果並不如所想。
如果專派員役沿海查禁，人力有限，帆船來往迅速，實在是“防不勝防，禁不勝禁”。袁世凱思索再三，認為解決此事實乏善策，只有由朝鮮總署詳訂條例，飭令沿海各地方官認真奉行，除漁船就岸購食取水，或遭風難需救護外，對於不遵禁令捕魚的帆船立即拏獲查辦。
如若地方官不能實力禁阻拏解，或者任憑當地的鄉紳向違禁漁船私索規稅，包庇犯事漁船，一經發現，嚴行劾辦，如此則地方官應能秉公辦事。嚴厲查禁下，漁船如果不能就岸牟利，營生困難，即使不再派員役沿海查禁，也會漸次絕跡。
平心而論，中國漁民到朝鮮海域內捕魚，規模遠小於日本，“朝鮮漁場大半為中、日漁民所分佔。
中國漁船大多在黃海一帶活動，但規模不大；日本漁船則遍及朝鮮東南部海岸，尤其南部島嶼之間更是日本漁民活動的範圍”，因而日本漁民侵奪朝鮮漁民利益遠甚於中國漁民，單是濟州島漁案，數年之間頻頻爆發，日本政府則是一昧包庇本國漁民，朝鮮政府只知退讓，無法也無力為本國漁民維護。
清政府則與日本政府態度完全相反，一旦發生衝突，袁世凱即積極解決，一方面是秉公執事，另一方面則表現出了宗主國的優越感，視中國漁民到朝鮮漁場擾亂為“貽笑藩封”的醜事，並批評朝鮮沿海地方官處理不力，私下放縱漁民捕魚，導致衝突一再發生，本質上還是按照傳統的宗藩體制的原則來處理中朝漁業糾紛事件。
朝鮮方面對日本一昧退讓，對中國則顯示出一個獨立國家的身份，要求平等協商解決，這說明在近代外交體制的衝擊下，傳統的宗藩體制已經支離破碎，朝鮮民族意識越來越強，要求成為一個獨立國家的意識也越來越強。但是在各列強尤其是日本，將朝鮮當成自己擴大侵略的陣地的情況下，朝鮮急於擺脫中國的保護，反倒是加速了自己被侵略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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