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慶開海”和“張居正改革”,掩藏在虛假繁榮下的覆國因素

中國曆代閉關鎖國的主要原因,主要是為了保存貨幣,這是貨幣短缺與經濟發展間不可調和的矛盾,因而從這個角度來看,明朝建國之初的海禁政策,是符合實際國情的。

明承元制,而元朝滅亡的原因有很多,除了“庫裡臺選舉制”導致的內部分裂外,蒙古紙幣“交鈔”崩潰也是蒙古帝國崩潰的極其重要的因素。因而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了明朝帝國後,由於金銀銅等貴金屬的缺乏,不得不全力發行紙幣“寶鈔”來維持本國的貨幣信用。

“隆慶開海”和“張居正改革”,掩藏在虛假繁榮下的覆國因素

明朝寶鈔

明朝政府為了維持“寶鈔”的貨幣信用問題,採用了兩個辦法。第一是建設收支平衡的國家財政制度。即推行寶鈔,嚴格鈔法,禁止民間用銀,同時用寶鈔整頓財政,整理稅收,力求寶鈔在整個國家的經濟社會中得到全面流通。第二是實施“開中法”。其實質是將貨幣短缺的問題的解決,讓商人甚至是外商自發組織市場,減少貨幣在流通環節中的流通。這就是明朝文人所津津樂道的“不擾中國之民,而得外邦之助”的妙方,這一項直接導致了晉商的崛起。

然而,明朝的寶鈔制度沒有準確的財政制度和財政調控能力,紙幣的發行與回收沒有得到良好的解決,隨著經濟的發展,固有貨幣短缺與市場不斷擴大的矛盾日益突出,這種情況到了隆慶元年表現的尤為突出,所以“開海”在當時看來是“

勢所必然,勢所必行”的。

“隆慶開海”和“張居正改革”,掩藏在虛假繁榮下的覆國因素

隆慶開海盛況

“隆慶開海”改變了明朝海貿路線,引進美洲白銀,消極的解決的明朝的貨幣問題。

明朝執政者國家治理能力的下降,導致了寶鈔走向失敗,而又因鈔法敗壞引起了明朝政府的財政危機,站在明朝統治者的立場上,明朝的貨幣信用問題要解決,僅僅靠帝國內部的供血顯然是不行的,而明朝前期的遠洋貿易的外來“輸血”則是一種相對行之有效的手段,“隆慶開海”就是在這種特殊時期實行的。

其實早在“嘉靖倭亂”之後,譚倫、胡宗憲等官員曾聯合給嘉靖帝上了《條陳善後未盡事宜以備遠略以圖治安疏》,上面就提到過開海。

弊源如鼠穴,也須留一個,若還都塞了,好處俱穿破……閩人生於海不得食,一切禁罷,則有無何所於通,衣食何所從出。如之,何不相率而引為盜也。

所以,他們認為福建人靠海吃海,這是正常行為,請求福建開海通商,但是固執的嘉靖帝並沒有批准他們的請求,反而以此罪名將胡宗憲去職下獄。

1567年1月23日,嘉靖帝駕崩於乾清宮,十一天後朱載垕即位,是為明穆宗,年號隆慶。不久後,福建巡撫涂澤民再次奏請開放海禁,請求“準販東西二洋”,這一奏議得到張居正、徐階等人的大力支持,因而迅速形成決議,同意有限範圍的開海,並且對出海之船採取申請制,一年一審,發給“船引”方可出海。

隆慶開海”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帶來了可觀的收益,而這種收益則是通過貨物轉化為白銀的形式源源不斷運至國內,中國福建——菲律賓——墨西哥的海貿航線就此形成,這條海貿航線被後世稱之為“海上絲綢之路”,其實用“海上白銀之路”說更恰當一些。

“隆慶開海”和“張居正改革”,掩藏在虛假繁榮下的覆國因素

海上白銀之路

大量白銀的流入,解決長期困擾明朝的貨幣問題之後,也造成了兩個後果。

  • 第一、被動的造成了白銀推動世界經濟體系。

隆慶開海之後,明朝對白銀的需求,國外對明朝商品的需求,促使明朝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更深入的捲入了世界經濟事務。白銀的進口和相對外向的經濟,在表面上極大的促進了明朝的經濟和生產向著商業化、跨國、跨區域方向發展。

而大洋彼岸的西班牙、葡萄牙人在大明絲綢、瓷器等暴利商品的刺激下,加大了對美洲等地的資源掠奪,甚至進一步擴大他們的大航海行動,圍繞著白銀,世界經濟格局正在呈現近代化的發展趨勢。

“隆慶開海”和“張居正改革”,掩藏在虛假繁榮下的覆國因素

大航海時代下的西班牙

  • 第二、由於明朝解決貨幣問題是通過外部因素解決的,所以這種解決辦法是消極的。

“隆慶開海”與後來的張居正改革是一脈相承的,其都是建立在服務於豪強大族的基礎上的,但二者真正得以實施的客觀條件就是白銀的大規模流入,從現在宏觀的角度看,張居正改革的確過於依賴這種外貿活動,主要表現就是影響中國歷史甚巨的“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

中國自封建社會確立以來,“”與“”就是兩個不同的階層,“官”是以科舉出身,所長者無非精通文史典籍,而“吏”則大不一樣,財稅經濟司法無一不是掌握在吏的手上,“官”常有升遷,而“吏”永不升遷,這勢必造成永居地方的“吏”,成為最大的地方勢力和利益集團。

尤其在海外白銀大量流入明朝後,“吏”與本地富商大豪沆瀣一氣,國家財政制度得不到上行下效的有效貫通,直接影響整個明朝政治、經濟、財稅制度無法下情上達,社會組織結構凸顯出一種無效性,這是對社會階層的影響。

另外在國家財政問題上,一個沒有貴金屬儲藏的國家,而去選擇別國富藏的白銀貴金屬作為自己的主貨幣,這在現在看來,這不是把金融命脈交於他人的荒唐之舉嗎?事實證明,雖然眼下一時解決了明朝貨幣信用問題,但從長遠來看,由於銀根主要依靠國外,白銀的外流或者白銀流入的加大,勢必又會造成周期性的通貨膨脹或者通貨緊縮,威脅明朝宏觀經濟,所以說這種解決貨幣信用的手段是帶有消極性的。

“隆慶開海”和“張居正改革”,掩藏在虛假繁榮下的覆國因素

明朝與西班牙海貿盛況

“隆慶開海”後,明朝經濟深度參與世界經濟體系中不可自拔,市場的擴大,無序的交易,為明朝埋下亡國的隱患。

“隆慶開海”為明朝政府帶來大量的白銀外,也使得明朝政府對於執掌政府的能力衰退下去,但隨著開海的成功和張居正改革的實施,這種危機被隱藏在一時的虛假繁榮之下。海外貿易固然得利頗多,但“利”永遠都會衍生著另一種狀態,那就是“害”。

一、市場、資源的競爭,勢必會造成國家的競爭,特別是明朝與西班牙兩個帝國的競爭,更是尤為突出。

隨著明朝豪強大族們把貿易據點建立在馬尼拉,明朝與西班牙就圍繞菲律賓問題展開了對抗,這不僅僅是商業競爭,更是武力的對峙。

1602年,閩商閻應龍等人向朝廷彙報呂宋易山發現金銀礦,可年採金十萬兩,銀三十萬兩。而西班牙人同時也對該地區的金銀礦實行了武裝佔領,雙方爭端遂起。次年衝突激化,有將近25000名華僑在衝突中被西班牙人殺害,更造成中國的貿易中繼站從馬尼拉退回到福建本土和澳門、廣州等地,與此同時,西班牙菲利浦二世下令對中國的商品徵收高額的貿易稅,而當時的明朝鑑於剛剛結束對日本的作戰,不願再與能從美洲向中國輸入白銀的西班牙人開戰,於是只是應付了事。

這件事情造成的嚴重後果就是,由於明朝在南洋各國中的武力真空,一向以明朝為宗主國的南洋各國,迅速脫離了明朝朝貢體系,以個體加入到世界貿易體系中,自此明朝在南洋各國中的威信盡失。

“隆慶開海”和“張居正改革”,掩藏在虛假繁榮下的覆國因素

西班牙人佔領殖民地

二、對外貿易的擴大化造成國內農產品的市場化,蘊含著極大的風險。

比起明朝海洋朝貢體系的衰落,明朝糧食市場化的問題才是更加要命的問題。早在弘治時期,洪武年間制定的“開中法”已由“運糧開中”變為“納銀開中”,商人不再承擔糧食轉運任務,這樣一來,朱元璋建立的“開中法”其實在一定意義上已然失敗。

而“隆慶開海”後的張居正改革,更是意圖以貨幣來支配,調動國內的資源,但是對於明帝國來說,銀是通過出口資源和商品換回來的進口商品,這就造成了在銀短缺的情況下,銀的價值超越了其自身價格,銀貴物賤會打擊生產者的積極性。而隨著白銀的大量流入,物貴銀賤的現象就會出現,這就造成了人為的通貨膨脹。

從明朝“隆慶開海”後看,海外交易白銀的供應量直接影響著明朝內的物價,週期性的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是經常出現的。尤其在明朝後期來看,隨著經濟危機的動盪,市場化之下的明朝農產品最終危機在1640年達到頂峰,由於自然災害的原因造成了糧食危機,而市場化徹底的南方產糧區卻因貿易的需求,擴大的棉花和桑樹的種植,無法抵禦這樣的糧食危機,再加上國家救助不力,巨大的災難便迎面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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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財政的崩潰

這個災難並不是單純的自然災難,更主要的是農產品的過度市場化造成的,進一步加劇這種市場化的恰恰是為明朝政府收回大量白銀的“一條鞭法”,可以這樣認為:張居正的一條鞭法表面上增加了國家的稅收,實際上卻是加劇了當時的農業危機。

這種情況其實明朝末年的思想家王夫之已經很透徹的看到了這個問題,他認為

糧食生產的貨幣化和市場化,造成的惡果是“貿遷以南而田廬於北,人心拂而理勢逆”,最終是“顛倒有無而責非其有”,其最終結果就是既缺錢又缺糧,農商兩不利。

最終,明朝在這種糧食危機之中逐漸消亡,所以現在史學界認為崇禎帝是“窮”的亡國,說的其實一點也不為過。

“隆慶開海”和“張居正改革”,掩藏在虛假繁榮下的覆國因素

張居正影視形象

第三、明朝的滅頂之災,是基於世界貨幣市場動盪對明朝造成的放大性衝擊。

1630年左右,美洲白銀供應量在世界範圍內大幅度萎縮,白銀的短缺在明朝直接表現為嚴重的通貨緊縮,圍繞在通貨緊縮的基礎上,邊關危機、對外貿易糾紛、糧食危機等紛至沓來,終於釀成明帝國崩潰的經濟大危機。

發生在十七世紀三十年代的世界性危機可以說是引爆大明王朝覆滅的罪魁禍首,這一世界性的經濟危機與明朝以白銀為中心建立起來的貿易體系密切相關。全球白銀源源不斷的流入明朝,一方面固然迫使國家政策更為徹底的由重農轉為重商,國家經濟從依賴國內市場轉向國際市場。另一方面,它也加速了轉型期的社會動盪。隨著中國吸納白銀的速度減緩,必將造成白銀自身的價格向其生產成本的回落,在邊際效應遞減規律的作用下,“通貨危機”遲早要到來。

“隆慶開海”和“張居正改革”,掩藏在虛假繁榮下的覆國因素

隆慶開海時的月港

最後在明朝造成的結果就是:一方面國家既缺少白銀,另一方面國內生活必需品也相當匱乏,於是在中外互動的世界性經濟危機作用下,明朝社會動盪,各種危機集中爆發,這就是當時明朝政府面臨的“內外交困”,所以就算當時的崇禎帝再如何努力,終避免不了亡國的下場,這是經濟規律所推動,非人力可以改變。

所以從根本上來看,明朝的滅亡固然有因西部的李自成起義和東北的邊患的因素,但流寇和邊患歷代都有,但為何到了明朝卻成為亡國之患呢?其根本原因,非政治因素,也非人為因素,其亡國的實質原因,還是由於它經濟的崩潰。而導致明朝經濟崩潰的,恰恰是“隆慶開海”與“張居正改革”時期“白銀貨幣化”的過度實施,以至於明朝的繁榮建立在依賴世界市場和貨幣進口,乃至忽視了貨幣金融的安全和糧食生產安全,顯然“隆慶開海”也好,“張居正改革”也罷,是典型的捨本逐末。正是從這個角度出發,美國曆史學家彭慕蘭才會認為,明朝的滅亡“應視為國家在財政、經濟上的缺位而造成”,毫無疑問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見解。

“隆慶開海”和“張居正改革”,掩藏在虛假繁榮下的覆國因素

一條鞭法強行讓百姓用銀交稅

結語:在明朝國家體制崩潰過程中,除了“隆慶開海”和“張居正改革”埋下的隱患外,與思想基礎儒學蛻化為道學也是大有關係的,在長期表面繁華的掩蓋下,上層為“道學”而戰,基層又沒有整合社會的能力,久而久之,國家能力不斷下降,所以張居正在面對科舉考試選拔出來的人才時才會發出“國家以高官厚祿養畜此輩,真犬馬不如也”的感慨。這種思想又反過來嚴重影響著國家財政制度,所以明朝亡國最終還是倒在了經濟體系的崩潰上。

參考資料:《明史》、《國富論》、《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明夷待訪錄》、《腹地的構建:華北內地的國家、社會和經濟》、《船山思問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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