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 崖 垂 梅 的故事
图/文 云鹤在野
说起梅花，那个年代里虽然萧条依稀，残枝败叶，一派“我花开时百花杀”的强暴戾气，可也有吃香的花卉，那就是梅花，老人家的咏梅词“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连带陆游的《卜算子》词也出人头地不少。
那个时候，我们在中学，哥几位都是读书的尖子人物，按现在说法是学霸级的，语数外加理化，都是位居前茅的排位，被叫做“书蠹头”，几乎把书本都囫囵吞入肚子了。但是，应了《水浒传》里那句“任你精似鬼，吃了老娘洗脚水”的魔咒，因为政治身份不高，父辈大抵是一些职员、教师、医生之类的职业，波累至儿女后辈，虽然不至于被划入黑五类受侮辱低首，也不可能荣晋红五类趾高气扬，叫做“打入另册”。被别人斗也不可能，批斗别人也不允许。于是乎，大家伙趁着红与黑“战斗”的间隙，也占据一间教室，门上粘贴一张红字，上书“xxx战斗队”。也大模大样地得瑟起来，就像阿Q革命一般高兴。
革命了，第一等的做什么呢？无非就是办起个大批判专栏，抄抄画画大字报。仗着读书尖子的本色，一手毛笔字还算如行云流水般的潇洒。还有，画画，也是特长，于是，就依着老人家《咏梅》词意，右侧画上一垒危崖，“瘦皱漏透”状似太湖石，左上角画一杆苍虬的老枝突兀垂下，新枝旁逸横生，点缀了星星点点的绽放梅花！旁题一行狂草“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画毕，众人不禁鼓掌叫好！
这时，门外走过一中年长者，说是教师，又衣衫破烂，说是后勤员工，又分明儒雅斯文。大概是听到我们的起哄声响，好奇地探头探望。哦，原来是早已靠边的走资派校长吴祖昌。
吴祖昌，1949年在市北中学读高中时，是第一批宣誓的共青团员，并成为共产党员，是当时少有的中学生党员。高中毕业，响应号召放弃高考，留校担任政治教师、党支部书记。这样一贯的积极分子在文革中却也被划为走资派，与沦落为牛鬼蛇神的老师们一道打扫厕所和过道。
说起吴祖昌这位校长，我们这些“书蠹头”倒也很熟悉，一来，我们这些都是“老实头、好小囡”，不打不砸不抢，旧时的师长总是喜欢听话好学的学生的；二来，他在教师队伍里靠边，咱是在学生群中靠边，同是“天涯沦落人”啊。因此，大家之间有着某种默契的机缘，我们就老三老四地叫他“老吴”，他倒是中规中矩的叫我们“小将”。
吴氏家族，是名人之家，最有名望的是在抗战时重庆几位大文化人同住在一个屋檐下，被大文豪郭沫若戏称为“二流堂”，其中的一位就是吴祖光，那是他的大哥，著有《花为媒》、《风雪夜归人》等的著名剧作家，曾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惊动整个文艺界。他还有一位小哥，就是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协奏曲《春江花月夜》等的谱曲者吴祖强，也是闻名海内外的音乐家，这位在文革中还算幸运，基本平安无事。
只见走资派老吴走进教室，认真地察看我们准备的大批判专栏材料。这也是老习惯了，我们常常请他把关大批判专栏的校对，他也会时不时把满抽屉的每周一次“思想汇报”交由我们先看一遍。那时候是在暴风骤雨式的批判走资派后期，造反派学生大都到社会上去了，留校的也就如我们师生这两类“靠边”分子了，大家过着相濡以沫的岁月。
“啊呀，这个报头不行，这个得改！”突然，老吴发声。一看，那正是我们几位很得意的危崖垂梅的题头画。“有什么问题？”老吴看看外面走道上静悄悄的，就低声说，“这不好，梅枝倒着垂下来，从国画布局来说，意境很独特。但是，作为批判专栏的题头画，就会招惹麻烦。这里面暗含了‘倒霉’的意思，前一段北京城里的黑画教训要吸取哦。”
被老吴这一说，大伙才恍然大悟其中的“凶机”。“乖乖隆地洞，这么吓人啊！那就改过来吧。”那位“画家”很不情愿地说道。
出完这一期专栏，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慵懒起来，下一期被搁置到“猴年马月”了。
闲着也是闲着，战斗队总得干点什么事情吧。于是，今天我带来一副扑克牌，大家学习打“桥牌”，“一草花”“二黑桃”“三无疆”的吆喝声；明天你捎来一盘云子，大家又学起了博弈“围棋”，“金角银边草肚皮”“白布局”的棋路花样百出。
渐渐地，大伙就这样疏于战斗，热衷于打牌下棋，赋闲逍遥起来了。情非得已，亦非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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