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这首词是两宋交替之际的抗金名将岳飞写的。
流传千古的《满江红》在民族征战的历史条件下，曾经鼓舞了许多人为民族解放而奋战。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此词的作者是宋代的民族英雄岳飞。
但是，有人却对这个传统说法提出了反对意见。近代已故学者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的《岳武穆遗文》条下，对岳飞为《满江红》作者一说提出质疑，这首词最早见于明代嘉靖十五年（1536年）徐阶编的《岳武穆遗文》。在岳飞去世（1142年）后，此词从来不见于宋、元人的记载或题咏跋尾，而它却突然出现于400年后的明代中叶，这怎能不令人生疑？同时，徐阶是根据1502年浙江提学副使赵宽所书岳坟碑收录的，而赵宽却没有指出这首词的源流出处。这也就使《满江红》的来历成了一个问题。
此外，在岳飞的儿子岳霖和孙子岳珂所编的《岳王家集》中并没有收录这首《满江红》,31年后重新刊刻时仍然没有收录此词。据此，余嘉锡认为，《满江红》很可能是明朝人假托岳飞之名作的，它的作者并不是岳飞。
词学家夏承焘对余嘉锡的考辨表示赞同，认为《满江红》可能不是岳飞的作品。他还对词中的“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一句进行了研究，用以补充余嘉锡的论断。夏承焘认为，贺兰山在今天甘肃省河套的西边，南宋时期并不属于金国，而是西夏的疆域。当年岳飞要率兵攻打的黄龙府，则是在今天的吉林省境内。如果此词真的是岳飞所写，那么方向怎么能相差如此远？夏承焘又考证说，明朝时候，北方鞑靼族经常取道贺兰山入侵甘肃、凉州一带，明代弘治十一年，明将王越还曾在贺兰山抗击鞑靼。据此推断，《满江红》这首词是明朝中叶的作品。
持否定看法的学者还有一个质疑点，即该词的内容和风格。台湾学者孙述宇就从这个角度进行了分析。孙述宇认为《满江红》不符合岳飞词作的风格，因为把《满江红》同岳飞的另外一首词《小重山》做比较，会发现前者是一首激昂慷慨、英风飒飒的英雄诗歌，而后者则低回婉转、失望惆怅。两者的格调和风格如此大相径庭，不像是出自于一人之笔端，因而《满江红》可能是伪作。
面对这些否定的意见，肯定岳飞为《满江红》作者的学者针对否定论断逐一进行了批驳。
首先，关于作品的出处问题。历史上有很多作品湮没多年才被发现，这在文学史上不乏先例。并且类书限于各种原因，不可能将所有的作品都毫无遗漏地收录进去，这也不乏先例。更何况岳飞遇害时，家存文稿全部都被南宋政府查封没收，虽然后来蒙准发还，也并不齐全，出现文稿的遗失是非常有可能的。至于为什么此词直到明朝时候才广为传诵，是因为岳飞冤死后，秦桧及其余党继续执掌朝政数十年，其作品自然难以流传。接下来是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的元朝，更不能允许这样一篇带有强烈的民族反抗意识的作品流传。到了明朝，岳飞的声望才更加隆盛起来。可见，岳飞《满江红》词不见于宋元人著录，直到明代中叶才出现并流传，并不足为怪。
其次，是该词中出现的“贺兰山”问题。学者认为，不能把“贺兰山”简单地当作是违背地理状况，“贺兰山”可以用作比喻性的泛称，如同古代诗歌中经常出现的“长安”、“天山”一类地名一样。还有学者考证说，西夏与北宋向来都有战事，政府派范仲淹经略延安府，就是镇守边陲，防御西夏。这种对峙局面一直持续到真宗、仁宗时期才暂告安定。岳飞对这段历史当然十分熟悉，所以他在《满江红》中提到“贺兰山”，是借指敌境，更具体的可能是用来比喻黄龙府。
再次，关于词作的风格问题。学者们指出，文学史上有很多作家的作品同时具有两种风格。比如苏轼不仅写过“大江东去”这样雄浑豪迈的词句，也写过“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如此情调幽怨缠绵的词句。既然这样，就不能简单地凭《满江红》和《小重山》风格有别而否定岳飞是《满江红》的作者。
为了更进一步证明岳飞确为《满江红》的作者，还有人考证了岳飞写作此词的具体时间。他们根据词句，结合具体的史实，指出岳飞30足岁（1133年）执掌军事，“因责任重大，身受殊荣，感动深切，乃做成此壮怀述志《满江红》词”；又岳飞从军后南征北战，至30岁时，“计其行程，足逾八千里”，词中“三十功名尘与土”和“八千里路云和月”两句正是为此。史载岳飞30岁时置守江州，“适逢秋季，当地多雨”，因此词中又有“潇潇雨歇”一句。因而推断出，《满江红》是岳飞“表达其本人真实感受，于1133年秋季9月下旬作于九江”。
学术界辨析和考证的文章已有很多，但是因为论据还不够充足，所以还不能够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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