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认识京剧是在1941年抗日战争时期，那年我14岁，为了减轻家庭生活负担，到昆明市正义路大新百货店当学徒。店铺对面有一家华丰茶楼，经常用留声机放唱片，问过店内师傅后，我才知道放的是京剧。师傅是个戏迷，有空还给我讲一些京剧的基本知识。
当时有一种棒棒糖，外包装纸上印着梅兰芳大师的不同剧照，我经常会用节省下来的零用钱买棒棒糖吃。在我年幼的心中，能一边吃着棒棒糖，一边听着京剧，是一件多美好的事啊！我会把糖纸一张张收集起来，把这片刻愉快的时光留在心里。
那时日本飞机经常轰炸昆明，人们只要见到城头上升起红灯笼，就知道日本飞机要来了，赶快跑到郊外躲避。只有警报解除后，回到店里营业，听到华丰茶楼传来熟悉的唱腔，才又恢复了平静。京剧就这样悄悄地走进了我的心灵深处。
70多年前，昆明来了两个京剧戏班，一个是关肃霜带队的戏班 ；另一个是于素秋带队的戏班。于素秋在昆明演了一场《新纺棉花》，从报纸上的剧照看是时装戏。昆明解放后，关肃霜选择把当时还很清贫的昆明作为她创业的基地，全身心地投入到建设新中国的时代洪流中。后来，关肃霜先生拜梅兰芳先生为师，她的舞台表演艺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
云南大剧院坐落在昆明市长春路，为了欢迎关素霜先生，这条街的商铺店面都装饰一新。开演前预售第一天的票，天刚拂晓观众就在剧院门口排成一条长龙。第一天的票很快售完，没有买到的观众很着急，排在剧院外不走，剧院只好提前预售了第二天、第三天的票，观众们才兴高采烈地离开。
关肃霜先生
演出那几天，整条长春路热闹非凡，像过节一样。我在剧院附近的商店工作，每晚九点下班经过长春路，见整条街都灯火通明，如果碰到散场更是挤得水泄不通。关肃霜先生功力深厚，刻画人物演龙像龙，演虎像虎，惟妙惟肖，令人终身难忘。
遗憾的是，这么多年我只看过关肃霜的《大劈棺》《小宴》《钗头凤》。虽然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观众，但时常关注着关肃霜先生的动向，她的喜、怒、哀、乐都牵挂着我的心。据一位武打演员讲，关先生平易近人，没有大艺术家的架子。他在一次配戏时不慎将枪踢到关先生头后，正在着急，关肃霜却面带笑容地对他说：“没关系，过几天就好了。这好比在战场上战士挂花，也是常事。”关肃霜侠肝义胆、乐善好施，经常接济素不相识的穷人。那时社会经济还很薄弱，所有人的工资都很低，关肃霜主动要求降低工资，甚至有时手头紧，只好拿着菜篮子到菜摊赊点莱。
关肃霜深知艺术要为广大工农兵服务，必须要到生产第一线去。她经常到云南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演出，通过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亲身体验，创作了《黛诺》《多沙阿波》《娜蒂秀》等体现西南少数民族风情的新剧目，使京剧百花园中增添了一支滇味的京剧之花，为京剧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92年3月，“第三届中国艺术节”在昆明举办。关肃霜作为东道主十分劳累，既要操心剧场的布置，又要接待外地来的同行挚友，还要准备自己演出的《水漫金山》。3月3日《水漫金山》演出刚结束，她又为上百名热心观众签名留念，回到后台已累得动弹不得，只好请人帮忙卸妆。关肃霜终因劳累过度卧床不起，于3月6日与世长辞。噩耗传来，全市民众都悲痛万分，人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位年仅64岁的德艺双馨的大艺术家突然离开了我们。
关肃霜出殡那天，我和同伴相约为她送行，半路上我们看见成群结队的单位和个人抬着花圈，带着挽联，从四面八方涌来。人们扶老携幼前来悼念，大家怀着悲痛的心情分批进入大厅。最后，治丧委员会给每人发了一张《铁弓缘》的电影票，用这样的方式寄托人们的哀思。
关肃霜已离去27年了，但她热爱新中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京剧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京剧是国粹，是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京剧能在祖国西南边疆发扬光大，关肃霜先生功不可没。我们应当永远怀念她，继续做好京剧在西南边疆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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