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戴瓜皮帽，脚穿新皮鞋，身着一袭长袍，杨增新总是在不经意间把时尚和传统配搭在一起。但若单看着这身打头，却很难把他同一个曾经统治新疆十七年的庄家联系起来。
杨增新同治三年正月二十八（1864年3月6日）出生在云南蒙自的一个官僚家庭，光绪十五年（1889年）成为二甲第127名进士，1912年6月接任新疆都督。
杨增新生长的蒙自，汉、彝、苗、壮、回、哈尼多民族杂居，又是云南接受西方思想和近现代文明的桥头堡。他从小熟读孔孟，精思黄老，深得传统礼仪、民族习俗和现代思想的浸淫。
洋务首领李鸿章看中他的才华，曾挽留他在京师做事，但杨增新却宁为鸡头、不为凤尾，断然予以拒绝，被外放甘肃天水，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由新疆布政使王树枏推荐入疆，任新疆武备学堂总办。
杨增新入疆前曾在甘肃天水县知事、河州知州、甘肃提学使兼武备学堂总办、文高学堂提调等岗位上历练，之后曾任阿克苏兵备道、新疆提法使、镇迪道兼新疆提法使。
在杨增新坐庄新疆之前，南疆哥老会杀官自封，东疆哈密维民暴乱，西疆伊犁闹独立，北疆外蒙兵入阿山（今阿勒泰）打家劫舍。疆外沙俄增兵边境，意欲吞并新疆，而北洋政府又内忧外患，无暇西顾。
杨增新治疆，犹如他的这身打头，总是时尚与传统并存。他的最大心愿，就是保境安民。他在都督府落成之初，曾让人在大堂外撰镌了一副至今都让人回味无穷的楹联，“共和实草昧初开，羞称五霸七雄，纷争莫问中原事；边庭有桃源胜境，扭率南回北准，浑噩长为太古民。”
作为清末民初一个眼界和手段都属上乘的传统官僚，杨增新纵横捭阖，独善其身。他对中央政府认庙不认人，接受北洋政府的任命，又拥护南京国民政府，既接受袁世凯的封爵，又通电“共和”。
不管中原隆隆炮声，是牛打死马还是马打死牛，他都始终认准一条，只要不西出阳关指手画脚，你想要人气就给你点赞，想要道义就给你通电。否则，一切都空了吹。
俄国十月革命，不少白俄贵族流亡新疆寻求庇护，俄国领事、英日代表和北京政府都力主武装干涉苏俄，新疆军政高层也众说纷纭，但杨增新却不为所动。认为俄国形势复杂，“新党必占优胜，旧党力难恢复”“以新疆实力自保有余，染指沙俄极易引火烧身，最好选择莫过置身事外。而他国怂恿新疆出兵别具肺腑，万不能上当。”并将北京和英国公使的贸易禁运置之不理。
而对入境的白俄武装军民，杨增新下令一律缴械，并想方设法将其拆散，就近安置在边境地区以便遣返。对那些分散滞留在新疆的白军，杨增新也极为提防。只可惜杨增新死后，其继任者金树仁却把白俄重新武装起来，改为归化军，结果成为新疆日后的乱源。
杨增新深谋远虑，识断独到，又敢为人先。他是近世新疆唯一一个学维语讲维语的统治者，也是近世新疆唯一一个用当地穆斯林武装拱卫政权的统治者。他创办两年制“缠文研究所”，培养政治合格的双语干部，并把能否讲维语作为整饬吏治的一项内容，拒绝内地向新疆派遣军校毕业生的一个理由。
将各族人民揉成一团，这是杨增新应对民族纷争的良策。他合纵连横，让各方势力互相制衡，而不致一方独大。他曾多次强调，“新疆至于今日，其情形已极危险，须将各种族人民揉成一团，不使生心外向”。
他的这张处方，不仅当时前卫，就是现在也应该不算落后。但他的执政团队，却只有前清官僚，没有民族代表。平常挂在他嘴边的词汇，也不是高雅而又富有亲和力的“平等”“团结”和“繁荣”，而是陈腐气息十分浓郁的“羁縻”。
他正告下属：“前清同治年间，回疆多事，官兵多用汉人以剿抚回缠，乃民国成立以来，缠回皆助共和，相安无事。而汉族则游民会匪到处戕官，见猱升木，几至不可收拾，非利用回缠不足以维持秩序而救目前之急况。”
“查缠民笃信宗教，尊重阿訇为牢不可破之习惯，假使缠民不信宗教，不敬阿訇，便不免无所忌惮，非专恃官法所能维持。”而官府多次无法裁决的纠纷，经阿訇抱经盟誓，就可当场解决，杨增新对宗教问题见解和感悟却是与众不同。
他一方面严禁私立道堂，严禁聘请国外教员入境，严禁在新疆讲授古兰经，严禁西北门宦进入新疆，另一方面又在公众场合刻意烘托宗教人士的地位，始终把他座位两边的位置留给维吾尔族大阿訇和回族大阿訇，对宗教实行特殊的干预主义政策。
在杨增新治疆之初，新疆事权分散，三足鼎立。其中，今伊犁、塔城地区，由伊犁将军管辖。今阿勒泰地区和蒙古国巴彦乌列盖省部分地区，归阿勒泰办事大臣节制。其余部分，才是真正由新疆省管辖的地盘。
他治疆的第一件事，就是“合治”。先是以柔克刚，取消伊犁临时政府，以新疆都督的身份监管伊犁将军的事务。嗣后又举全省之力抗击沙俄，拒绝割让科布多，改阿勒泰特区为阿山道，完成和维护了新疆的统一。
在如何治理新疆的问题上，杨增新始终头脑清醒，一直奉行“以本省之人为本省之兵”“用新疆之人以守新疆”。在他看来，“共和”“自治”是世界潮流，新疆的稳定全奈新疆当地人民。而官员却“多自万里而来，其来既难，归亦不易。一旦得官，即以回缠为鱼肉，横征暴敛，为全国所无”。
他曾多次发出警告，自古“有坏官无坏百姓”，“念西藏以自治，非独藏人之罪也，我汉官之不肖，迫西藏以自治，而后英人得而乘之也。”
“查前清吏治以新疆极为腐败，而新疆吏治又以南疆极为腐败——南疆回缠纷纷投入外籍，其原因虽极为复杂，然多由官吏之虐民所致。”
他大幅提高官员工资；创办蒙哈学校，培养蒙哈上层子弟；选编清代政声卓著的基层州、县官员的学治论文供各级官员学习，把教化官员作为治疆之策。凡是官员上任，他必亲自带领众人，跪拜孔庙宣誓就职。
“若以暴易暴，回缠虽愚，必不能束手待毙，以听汉官之宰割。”“知其为害，则当于患之未发而先除之，无或姑息。”
他裁机构、减冗员、严考核、强监督、重拳治吏，让众多官员下岗经商、开荒。推行“邮禀”举报制度，规定维吾尔百姓控告官员，只需贴上邮票投寄，无需躬递。但凡官员遭举报，轻则立即查办，重则先撤后查。
“圣人为天下除害，亦需下狠心辣手”。他铁血反腐，曾枪毙贪腐严重的迪化、伊宁两个县的知事。截至1918年，仅枪毙和遣送出境的官员就达17人。他所作出的贪污公款500元以上可处死刑的规定，成为新疆后世惩治贪官的量刑标准。
杨增新推崇“小国寡民”“无为而治”，他减税、裁军、缩权，鼓励开荒，广修水渠，寓兵于民，注重农业、传统手工业和羊毛加工业的发展。举世闻名的世界超级探险家斯文•赫定曾经说：“杨增新学问渊博，眼光远大，心胸恢弘，手腕灵活，他如果生长在欧洲的社会，必是一个伟大人物。他是一个代表中国旧社会、旧文化、旧道德、旧传统的最后一个典型人物。”（李耘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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