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明帝国来说，内忧是农民起义，对于明朝廷来说，内忧则是不断激化的党争。“明亡实亡于党争”不无道理，尤其是南明的几个小朝廷，因为拥立问题，朝中各党开始依附武将，党争的表现与恶果更加明显。弘光建立前，立长立贤，其实不是为国家考虑，只是党派之间的斗争与对权力的渴望。
朱由崧监国时，史可法草诏，特地划去对人才任用的限制，“人才之汇征宜广”，结果又被吕大器加上“除封疆、计典、赃私不准启用”，这是东林-复社成员为了自己控制权力而扫除障碍。但是，朱由崧凭借四镇上位，东林党计划破产。他们自诩正人君子，自然不会做徇私之事，于是炮火集中到了马士英、阮大铖身上。马、阮直流虽然收受贿赂，但是直接说其是“阉祸”却是有失公正。马士英启用阮大铖，弘光帝已经同意。再者，这也是为报当年知遇之恩，并无掀翻逆案之意。马士英其实倾向东林党（影响力大），他也积极拉拢各派人士，虽有追求权势之意，但也有平衡各方减少党争之益。相比之下，东林党虽不乏忠心报国的“正人”，但其门户之见与迂腐偏狭对国家造成的损失更大。
究弘光朝党争之根本，其实是围绕着拥立问题，各派人士之间的较量。那些原拥潞或中立派，或自请外调、委曲求全（史可法），或攻击马、阮无功而返（吕大器、姜曰广等）或转而吹捧马、阮（钱谦益）。后来，“正人”联袂而去，好像是受到马阮“阉党”的排挤，但其实是东林-复社成员公心私用，所谓“立贤”，只是他们进入权力中心的策略而已。结果斗争失败，只得离朝。弘光政权在党争中建立，在内讧中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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