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著名的“玄武門之變”兩個月後，李淵下令立李世民為新的太子，但李世民聽了房玄齡等人的話，推辭不接受。最後，逼得李淵只好主動退位，做起了太上皇，李世民即位後就居住在東宮顯德殿，即為
唐太宗，改年號為貞觀。
這時在唐太宗的政權中，充斥著各種政治力量。有原來的隋朝官員，有農民起義軍的將領，還有李建成，李元吉集團的重要人物。在各種政治力量上，都需要以李世民為中心進行重新整合。於是，李世民根據自己選人的特點，不管你來自哪一方，只要是有才的，就加以重用。
在李世民當秦王的時候，為了加強自己的力量，就設置了文學館十八學士，作為自己的智囊團。十八學士中的房玄齡，杜如晦等，都是玄武門之變的骨幹力量，由此可見能進入文學館的學士都是李世民的親信。在登基之後，又另外設置了弘文館學士來代替文學館學士，不同的是弘文館學士不限制人數，增加了原來秦王集團之外的成員。李世民根據實際統治的需要，而隨時變化沒有親疏分別，從而使大量的人才都聚集在自己的周圍，這也是李世民用人的一大特點。
另外一個特點即使善於納諫。這也是李世民籠絡人才的高超手段。皇帝納諫這也是對做臣子的最大尊重，做臣子的必然使出渾身力氣來報答皇帝，這是儒家思想“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的具體表現。比如，唐太宗李世民和魏徵的關係，就是這種思想的典型代表。
說起魏徵，他曾經在隋朝末年參加了瓦崗軍，投降唐朝後又成了李建成的幕僚，本來呢是李世民死對頭，但在玄武門之變後，李世民就非常重用他。在李世民登基之後，就問魏徵，說君王怎麼才能做到明，而避免暗呢？魏徵回答說：“兼聽則明，偏信則闇”。李世民聽了後，非常贊成這句話，因為他知道，自己並不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魏徵也的確有經國濟世之才，而且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在治理國家方面：唐太宗即位的時候，天下初定，百廢待興，李世民雖然一直想把這個國家治理好，但始終沒有具體的辦法，魏徵認為大亂之後治理國家，就像餓極了的人一定要吃東西，這事必須要快。因為，人心就像流水一般，會不斷向下流，今天的人也會變成妖魔鬼怪，還怎麼能治理好國家呢。可是“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問題是採取什麼措施來治理，而不是人民是否可以教化。
在具體治理國家方略上，魏徵提出了輕徭薄賦，與民休息。魏徵認為，隋朝滅亡的教訓就是在於擾民政策太多，國家的賦稅極重，徭役繁多，以至於弄得全國民不聊生，國家的敗亡就是從這裡開始的。俗話說：“靜之則安，動之則亂”。所以，唐太宗就實行了一系列的有利於老百姓的政策，比如：減免苛捐雜稅，大力減輕農民的負擔，進一步發展農業生產建設，並在全國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調製，以此來修養生息，獎勵農耕。因此，在整個唐太宗貞觀年間，老百姓承擔的賦稅和徭役都不算太重。這也是貞觀年間社會安定，經濟得到迅速發展的基本保障之一。
在執法方面，魏徵提出了寬緩一定要明確。他堅持反對像秦朝那樣實行嚴刑峻法，將百姓當作魚肉一樣任人宰割，但是又提出一定要明正典型，反對徇私枉法。魏徵的這些建議，李世民都聽進去了，還採取了積極有效的措施。
在對待少數民族的政策方面：唐太宗的基本態度是隻要投降就安撫，反叛就討伐，就是說只要少數民族不公開與唐朝對抗，就封各部的酋長為都督或者刺史，但少數民族原有的風俗習慣，社會制度等仍保持不變。相反，如果哪些不斷侵擾內地或者對唐朝統治有嚴重威脅的，就排除大軍去武力鎮壓。
在隋朝末年出現的戰亂連年，經濟倒退，文化衰敗的現象，而唐太宗在政治，經濟，文化，民族關係等各個方面都採取了一系列的積極措施，使得經濟得到了迅速的恢復和發展，民族關係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使得唐王朝得到了空前的繁榮。因此在唐太宗李世民當政期間，出現了中國封建社會少有的太平盛世，歷史上稱之為“貞觀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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