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广东就有“粤东盗甲天下”的名声，盗匪问题是清末民初广东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辛亥革命成功后，由于新的革命政府缺乏控制社会的基础与相应的条件，政府的清剿未能扭转广东的盗风。相比于清末，民国初年广东的盗匪问题更趋严重化，一次性纠合成百上千的贼匪洗劫村庄的场景，司空见惯。
辛亥革命后，广东社会陷入了军阀混战、灾害频发、民生凋敝的困境，于是匪人蜂起、匪情不断。可以说，这一时期土匪组织发展迅猛，分布广，股匪人多势大。土匪的分布地域、活动时间以及组织形态，均超过任何历史时期。处处有匪迹。土匪活动几乎遍及广东全省，几近无一村、无一乡、无一县没有匪情；无一山、无一水、无一路、无一市没有匪情。据当时报纸报道，顺德一县“几乎无乡不有匪，或且数十，或且数百。一邑如是，他邑亦可以推求矣!”
历史上1926年4月，顺德县著匪吕炳等纠集贼众千余人之多，入劫桂洲外村。搜掠六七十家，掳去大小男子100余人，声势浩大，当地驻军也几乎无能为力。
又如1924年6月黄贵人初公然纠结数百人包围东江剿匪司令徐树荣的部队，“意图缴械”，枪伤官兵，并逼走了官军。
而到了李济深时期，粤省的土匪已经发展到了近乎可以让社会崩溃的程度，在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的影响下，粤省的土匪往往会以“兔子不吃窝边草”这类“约法三章”形式的帮派规矩来约束喽罗，因为本地土匪往往不会骚扰本地人，这就很得家乡人的支持，土匪们的行为也就被视为梁山好汉似的豪侠壮举，非但无人唾骂反而人人向往，然而，在遍地土匪的情况下，不吃窝边草不过是个笑话罢了，a地的土匪不吃a的草，去打b地的草谷，结果b地的土匪又去打c地，c地的土匪回头过来打a第，的确各地土匪都不骚扰本地，可最终哪一个地方都不能幸免，还造成了各地民众的严重对立。
当土匪的乡人亲眼目睹了从匪使从匪者不仅摆脱了匮乏饥馑，甚至被招安升官发财的时候，其诱惑力是不言而喻的。如土匪李福林、陆兰清、陆领、袁带都成了高级军官，盗匪出身的李耀汉、翟汪、张锦芳还做过广东省省长。
自己辛辛苦苦老老实实在地里刨食上一辈子不如人家当土匪一年赚得多，当了土匪还不用担心被人欺负，运气好招了安还能混个官当当，这一比较谁还会老老实实当农民？人们眼见各地的土匪当了司令，做了大官，以为做土匪是升官发财的一条捷径，便整村整乡的群体为匪，“有枪便是草头王”，“要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思想大行其道。
而之所以说当时的情况已经近乎可以让社会崩溃，原因在于社会最基层的农村已经几乎完全土匪化了，整个粤省农村十之七八成了匪窝
在有的地方，不仅地方民团头目由匪首担任，团丁本身也有不少盗匪。吴三镜本是南海县九江著名盗匪，“掳劫罪恶，镇人皆知”，由于当地绅富畏其肆虐，委之为九江民团团长，而吴在“被举为民团长之后，野心大炽，招集附近悍匪雷公全、何柏、张歪嘴裕等数百人，编为团丁”，且私制枪械，扩张羽翼，建筑堡垒，挖掘壕沟，成为九江的地方实际控制力量，不仅与驻扎当地的防军争斗，甚至还敢于对抗前往剿匪的国民政府军队。
据《肃清广东土匪的方法及其善后》记载：“我的确实经过许久时间及询问过许多与土匪大哥们相识的朋友们，告诉我现在全省土匪全数的—也们多毫不思量地按了十几回手指，停一会便说道：‘就全省十八属中的土匪通统计共起来，有20万之多，他们所有的枪械大约有17万枝左右’—我初不相信，经过他们拿出事实来证明，才觉得煞有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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