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印象中，土匪应该是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骑着马，拿着刀枪，他们不事生产，只靠打家劫舍生活。但有意思的是，土匪们并不像我们认知的那样简单。
1922年美籍牧师安东·伦丁遭到土匪的绑架获释后，他写下了关于土匪的一系列见闻：
还在上午就单的时候，有一天，一片浓重的阴郁笼罩匪首和整个营地。匪首的一个下属违反了命令。在土匪地盘里，有些做法与在行军路上有所不同。在路上，任何土匪都可干下几乎任何暴行而不会因此受罚。而在这里，在土匪地地盘上，匪首们很注重自己的名声。真该受审的这个土匪以匪首的名义偷了一条毯子。当消息传到匪首耳朵里时，他暴跳如雷，命令马上把这个该死的土匪宰了。这个土匪的许多朋友来求情，希望他宽大处理，但所有这些努力都没有奏效。人被枪毙了，一切都已经过去，但处决的命令却令人耿耿于怀。好几天里，营地里人气消沉。尤其是匪首自己，更是明显的郁郁寡欢。
这一段描述与我们印象中土匪的画风完全不同，为什么本应以打家劫舍为生的土匪却因为自己的手下抢劫了一条毯子而被老大杀死了呢？我们带着这个疑问看一下下个个故事。
四川省广汉县（现属成都广汉市）位于"天府之国"成都平原腹心地带，成都往北的川陕大道上，自古有"蜀省之要衢，通京之孔道"的说法，交通位置十分重要。
但1917年后这里基本上被五帮土匪占领，不单是商旅，即使是政府的军队都有可能被这伙土匪打劫，而土匪们也怕打劫过重断了自己的财路，便决定在这五家土匪所占领的地区设立收费站，并开具路条，保证在此路段中不再收取其他费用，并且会保证过路人的安全。这些土匪定的价格并不算高，他们也会严格遵守自己制定的规则，所以从这里经过的人就越来越多，他们的“生意”也就越来越好。
当然，这些土匪并不满足于现状，在一次五家联合会议中，他们又决定请农民来这里种地，每亩地只收他们一斗谷作为保护费，在民国时期，这种税率已经算是很低了。
从上面这两个故事中，我们不难发现，作为我们印象中穷凶极恶的土匪，非但没有肆意的抢劫、盘剥百姓，而是有组织的保护百姓，从百姓身上收取保护费来养活自己，而不是依靠抢劫。这种意义上的土匪，已经不单单是普通的土匪那么简单了，他们已经开始有了政权的意识，也就可以把他们看作是非法的小政府。当这些非法的小政府慢慢做大做强之后，便就有了取缔合法政府的可能，大土匪张作霖便是这样，他依靠着军事力量，一度控制了中央政府，从土匪变成地方司令。完成了自身从非法到合法的转化。
那么合法的政府会不会去做一些非法的土匪勾当呢，答案是肯定的。1918年当时的四川就像是战国时期一样，被几个军阀的首领控制着，他们在自己的防区内随意任命官吏，征收赋税，即使是中央的命令，他们也不会去理会。但由于各个军阀谁也不服谁，经常混战，他们的领地就像黑帮地盘一样，并不会稳定下来。
由于自己的地盘经常变换地方，所以他们也就无所谓百姓的死活，苛捐杂税，竭泽而渔，他们的军费一般都是靠征收田赋来获得的，有一年竟预征了五六年的粮赋。到1935年，有些地方预征田赋已到民国一百多年了。除了田赋以外，他们种植鸦片，开设烟馆，征收烟款。
到了这个地步，这些军阀于土匪有什么区别呢！土匪还怕竭泽而渔有所顾忌，而他们直接把鱼都杀死了，在他们眼里，既然防区经常易手，实施杀鸡取卵的政策未必是坏事，以后的恶果也未必是自己承担，而眼下还能壮大自己的力量，如果自己去养鸡，没准就变成别人的盘中餐了。所以，虽然是军阀，但对于他们来说做流寇，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不过这个世界总会有想养鸡的人出现，所以这些曾经的合法的杀鸡政府，就会被那些非法的养鸡小政府取代，曾经的土匪摇身一变成了官军，而那些当年高高在上的官军，却被卷入了历史的洪流中，连渣滓都不剩。
想要好好活下去并成为正统的土匪，会在最开始的时候用暴力掠夺的方式完成自己的原始积累，之后都会建立自己的规章制度，去保护自己治下的百姓。君不见，发起“扬州十日”的是清，而拨款赈灾，救助百姓的也是这个清吗。而90年代的阿富汗塔利班在还是割据政权的时候也是自己地盘严格禁毒，只往地盘外卖，到后来它攻下喀布尔临近统一阿富汗全国时，也是洗手不干，全面铁腕禁毒，阿富汗在极短的时间里从世界重要毒品出口国变成几乎0出口，出口的那点也大多是不在塔利班控制下的北方联盟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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