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或許沒有比華西村更“名利雙收”的村莊了。在過去的四十多年裡，這個“天下第一村”從一個不到700人、靠悄悄加工農用具起家的蘇南村莊，逐漸發展成為坐擁資產573億元，以集體經濟為基礎的大型企業集團，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了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的標本。
而以華西村為代表的“蘇南模式”在過去四十年裡也在不斷自我調整。舊“蘇南模式”——以生產資料的區域性集體所有制為主要經濟成份、以鄉鎮工業為主體，通過農工副三業協調發展——幫助蘇南人率先實現了共同富裕，但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舊“蘇南模式”卻成為鄉鎮企業發展的桎梏。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開始，蘇南地區的鄉鎮企業出現了機制僵化、效益下降、經濟活力受抑制的狀況，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終於把整個蘇南地區逼到了改革的十字路口。面對危機，蘇南人主動調整，鄉鎮企業從“家長制”的管理模式走向現代企業制度。
目前，在蘇南地區已經很難發現舊“蘇南模式”的影子，而且各地發展的途徑和方式完全不同，民營經濟的蓬勃發展成為蘇南的一大亮點。
蘇州大學東吳智庫研究員、商學院教授夏永祥認為，蘇南地區發展集體經濟的經驗，對於其他地區具有很大的借鑑意義。
“不能因為過去集體經濟走過的彎路和教訓，而一概否定它，而是要適當保留和發展它，以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實現鄉村振興。”夏永祥對界面新聞表示，“至於集體經濟具體如何發展，各地應該從實際出發，不可照搬蘇南地區的經驗和做法。但是，新的集體經濟必須改革，要產權清晰，政經分離。”
萌芽：從“冒險”開始
從行政區劃來說，華西村屬於江陰市下屬的華士鎮，江陰市則是無錫市下屬縣級市。在無錫東站每小時有1班車發往華西村，跑這條路線的長途車恐怕是全國最迷你的公交巴士——7座的SUV。從華西到無錫，只要40分鐘車程，除了少量零散的遊客和商人，大部分人都自駕前往。
無錫開往華西村的通錫高速兩旁分佈著大量的工廠，很少能看見農田。最近的研究資料指出，蘇南地區2.808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積上，僅有0.843平方公里的耕地面積（注1）。另據江蘇省統計局數據，截至2016年末，蘇南城鎮化率已達到75.9%，遠超當年全國57.35%的平均水平。
車開上高速不到半小時，就會看到一棟有著金色圓球、藍綠色外立面的鋼結構超高層建築。司機說，那裡是華西村最高樓——華西龍希國際大酒店。這棟投資逾30億元、高達328米的建築在2013年以前曾是國內第八高樓，也是中國十大最高建築中唯一建在農村的。大酒店全部按五星級標準建設配套，頂樓還有類似上海東方明珠的觀光層，可以俯瞰整個華西村。在酒店門口雕著龍和蟾蜍的巨大金色噴泉前，界面新聞記者遇到了從遼寧來此旅行的陳先生。“‘天下第一村’誰不知道呢？順便來尋找生意的機會。”他說。
當地人認為，龍希大酒店是吳仁寶生前的最後一大政績。吳仁寶從1961年華西村建村起擔任村黨支部書記，直到2003年從華西村黨委書記上卸任，是“蘇南模式”的早期踐行者。
1961年，華西村由當地的一支生產大隊“改建”成立，初建時人口數量不到700，集體資產只有2.5萬元，欠債1.5萬元。1969年，吳仁寶提出“若要富，靠工副”，暗中帶領村民創辦華西五金加工廠，給周邊農戶生產加工農用具。這可以說是“蘇南模式”的雛形。在“轟轟烈烈學大寨”、“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年代，吳仁寶這種冒險的作法為華西村攢下“第一桶金”，九年時間裡華西村資產達到100萬元。到了改革開放之初，當大部人還在摸索起步的時候，華西村已有充足的經驗和資本迅速起跑。
這時吳仁寶又做了一件冒險的事情。1978年，由安徽鳳陽小崗村首創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在全國推行。推行令到達江陰縣後，在工業上嚐到甜頭的華西村，決定不再返回農業發展道路。這也和華西村的自然條件相關。華西村黨委副書記、華西集團有限公司副董事長包麗君對界面新聞表示，儘管地處江南“魚米之鄉”，但最早華西村佔地面積僅有0.96平方公里，人均只有4分地，分田到戶並不能提高收益。
“吳仁寶當時的觀點是，農業可以提供溫飽，但致富還是要靠工業發展。”包麗君回憶道，當時村裡把600畝良田承包給30名種田能手，其他勞動力轉移到鄉鎮企業發展。
這次冒險客觀上保證了華西村集體土地性質的完整性，避免了後來鄉鎮企業發展道路上存在產權不明晰的問題，為華西村將企業做大打下基礎。這之後，華西村的產業逐步走上工業化道路，村莊開始城鎮化建設，村內陸續辦了十多個小型企業，農民轉變為工人，樓房替代了平房。
到了1992年，華西已經形成棉紡、發電、鍛造、化工等六大生產板塊。1994年，全國大型鄉鎮企業江蘇華西集團有限公司成立。1996年，華西村實現了家家住別墅、戶戶開豪車，成為國內最富裕的村莊之一。1999年，華西集團旗下的“華西股份”登陸深圳證券交易所主板市場，成為“中國農村第一股”。
在吳仁寶帶著村民偷偷辦廠的時候，位於江陰西北的長江村也開始發展起來。長江村因毗鄰長江而得名的。1972年，會計出身的長江村書記李良寶帶著6個老實巴交的農民以做副業為名，辦起磚窯廠。此後，李良寶又和村民們陸續辦了五金廠、螺帽廠、化工廠……到1983年，全村工副兩業產值突破500萬元，到1993年，全村產值突破億元大關，成為江陰市繼華西村之後又一個億元村。
1983年，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首次提出了“蘇南模式”的概念。他在《小城鎮•再探索》一文中指出，蘇南地區城市工業、鄉鎮工業和農村副業，三種不同層次的生產方式渾然一體，構成了一個區域經濟的大系統，大量的農村剩餘勞動力有了一條出路。這些地區的農民依靠發展以集體經濟經濟為主的鄉鎮企業，提升了地區的經濟競爭力。
此後，“蘇南模式”在中央的肯定和地方政府的扶持下，成為各地追捧和仿效的對象。以江蘇的蘇州、無錫、常州等地為代表的蘇南地區憑藉著以集體經濟和鄉鎮企業為核心的經濟發展模式，經歷了長達十多年的高速發展。1989年，蘇南鄉鎮企業創造的價值在農村社會總產值中佔比達到60%。
變革：現代企業制度起步
然而，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開始，“蘇南模式”出現了式微的苗頭。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後，中國確立了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道路。在這之前，因為體制方面的約束，中國農村的大多數剩餘勞動力無法順利地從農村向城市轉移，但是蘇南地區城鎮相對密集、交通便利，因此出現大量在農村居住，到小城鎮務工的“兩棲人口”。同時，受小城鎮聚集經濟吸引，許多鄉鎮企業依傍小城鎮建廠，農村工業向小城鎮集中。蘇南農民依託鄉鎮企業的機制優勢成功進行農村工業化，一舉實現農業剩餘勞動力就地轉移。（
注2）不過，隨著中國市場化改革的深入發展，鄉鎮企業運行機制從相對優勢逐步轉為相對劣勢，在其基礎上建立的蘇南農村也不可避免地暴露出許多問題。一方面，集體經濟產權決定了它在經營上對政府的依賴，致使鄉鎮企業天生因襲著國有企業的弊端，比如情面大於制度、缺乏民主、產權模糊、內控缺失；另一方面，鄉鎮企業規模小不利於採用先進技術，短缺經濟下的結構優勢相應轉化為激烈競爭市場條件下的競爭劣勢。
“鄉鎮企業相對於個體私營經濟，在體制上是有問題的。雖然搞了一些資產承包，但本質上還是集體所有制。”江蘇省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徐志明對界面新聞表示，“由於企業不是廠長和經理所有，企業的發展和他們的利益不是很緊密，慢慢就出現了一些問題，如企業活力不行、發展速度也不行。”
到了九十年代中後期，蘇南經濟被浙江、珠三角等地區趕超，原本處於絕對領先地位的蘇南企業喪失了自己的優勢。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衝擊下，大批外向型的鄉鎮企業面臨效益大幅度下滑的困境，有的甚至破產倒閉。這一時期，蘇南鄉鎮企業的負債率高達70%以上，集體資產大量流失（
注3）。面對鄉鎮企業的生存危機，蘇南地方政府開始推動以產權改革為核心的鄉鎮企業改制，並由此掀起了“去集體化”的浪潮。與此同時，伴隨著全球化和市場化，長三角一體化全面提速，蘇南發展路徑出現了重大轉向。
和過去相比，一個很大的不同是蘇南各地的發展路徑和方式出現分化。
比如，蘇州發展起以工業園區為代表的園區經濟，藉助上海浦東大開發，受到了外資企業的青睞。蘇州下轄縣級市常熟以“服裝經濟”異軍突起，實現了從“貼牌生產-自創品牌-爭創名牌”的躍升，不僅吸引到杉杉、雅戈爾、皮爾卡丹、華倫天奴等一大批國內外名牌入駐，還誕生了波司登、夢蘭等一批本地品牌。
江陰的特色是向股份制公司轉制。到2000年初，江陰一個縣級市就控股和參股8-10家上市公司，持股近20億元，在中國證券市場上形成了概念獨特的“江陰板塊”。其中獨立自主公開發行股票並在交易所掛牌上市有江蘇陽光、法爾勝、華西股份、興澄股份等。（注4）
截至2000年底，蘇南地區已有8.5萬多家鄉鎮企業完成改制，佔鄉鎮企業總數的93%。改制後所取得的經濟效益非常顯著：2001年，江蘇鄉鎮企業衝出低谷，收入創記錄地突破1萬億元，利稅達到737億元（注5）。原先的集體企業也逐漸建立起現代企業制度，並朝著多元化發展。
“企業發展到一定程度需要通過先進管理制度進行管理。通過上市公司的規範運行從而輻射到集團規範運營，這是華西股份1999年上市時最主要的目的，融資倒還在其次。”包麗君告訴界面新聞記者。隨著企業逐步擴大和發展，華西集團從2003年開始進一步轉型，從工業轉向三產服務業，再到高科技實體領域，2016年時工業只佔集團利潤的35%左右，65%來自服務業。
“要麼是精鑽某一個行業做到極致，要麼是放到更大的格局下進行多元發展，尋求更多專業合作。集體企業如果還保守老觀念，侷限在這個小範圍內是不行的，不管是對華西村還是其他蘇南企業，都是一樣的。”包麗君說。
2004年，華西集團在江陰沿江拿下200畝地，投資3億元建成化工液體倉儲倉庫，目前年淨利潤約5000萬元；2005年，華西集團進軍金融業，先後成立一村資本、一村資產等金融投資公司，參與投資華泰證券、江蘇銀行、浙江稠州銀行、東海證券等證券、銀行、期貨類企業。目前華西集團旗下有200多家企業，涉及工業、金融，紡織、旅遊、建築、房產、海洋工程等七大板塊。
產業多元化後，華西集團開始走向全國，走向世界。比如，一村資本、一村資產公司總部就設在上海，華西集團在武漢、貴州、西藏等地有能源產業相關企業。據包麗君介紹，目前華西在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墨西哥等地都設有產業，今年還拿下了在莫桑比克開採大理石的合同，同時，將在當地發展異地種植經濟作物。未來華西集團將主要參與醫療大健康、新能源、高端製造業、文化教育等領域的投資。
未來：改革還在路上
從上海出發，沿著滬寧高速一路向北，會發現上海、蘇州、無錫、常州的鄉間差別非常小，除非有路牌明示，外地人幾乎分辨不出。
“由於城鄉一體化發展速度較快，蘇南的城鄉差距或許是全中國最小的。”南京大學教授、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院長劉志彪如此評價道。
數據顯示，截止到2017年底，蘇州、無錫、常州、南京四個蘇南城市第三產業在GDP中的佔比均已經超過51%。2017年，蘇錫常三市的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超過2.5萬元，差不多是全國水平的一倍。
劉志彪對界面新聞表示，蘇南在經歷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本世紀初的三次改革後，已經在原來集體所有制的基礎上發展成為混合所有制經濟，各種股份合作社、經濟合作社、股份公司等適應市場經濟的新型集體經濟組織大量湧現，激活了經濟組織活力、動力、能力和效力，他將此稱為“新集體經濟”。
他進一步指出，蘇南“新集體經濟”有四個特徵：通過房地產物業建設和出租，收取資產租金收入；鄉鎮企業改制時留下的村集體經濟股份，在發展中不斷增資擴股；通過村內農戶承包土地的合法流轉，按照現代農業、都市農業要求組建農地股份合作社，由村委會聘用種地能人，負責實現高增值農業開發；避開集體經濟在競爭性領域和產業中的劣勢，主動投資集體企業優勢領域，為區屬民營企業提供半公共產品和服務。
不過，要完全建立起產權清晰、政經分開、定位準確和公平分配的現代企業制度，蘇南的改革還在路上。
比如，企業與村幹部的關係千絲萬縷。企查查的信息顯示，江蘇新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六名董事會成員中，董事李洪衛、李洪芳和李洪耀均和長江村黨委書記李良寶子女同名。
再如，在個性化內容大行其道的今天，仍能從蘇南農村看到“家長制”管理的影子。
和一般人想象中的農村不一樣，華西村是一個圍在圍牆裡的村子，進入大門的大馬路兩旁分佈著整齊劃一的歐式獨棟別墅。長江村雖然沒有圍牆，但情況相似，村裡分為數個組團，每個組團的別墅外觀統一，以聯排形式從組團的入口連至道路盡頭。
作為村集體所有的企業，華西集團有限公司99.9%的股權都在華西村村民委員會手中，村民手持“原始股”。在過往的幾十年裡，村民賬面財富累積達到數百萬元，大部分收益均來自年底獎金分紅。但華西村民一旦遷出戶口，或者不在華西集團內工作，將失去全部股份收入。
具體到獎金收入分配，在2017年之前，只有20%的比例以現金髮放到村民手中，剩餘的80%則默認為滾動入股。這種分配形式像一把“雙刃劍”，企業建設之初可以通過累積盈餘滾動入股，讓公司迅速做大最強，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一方面賬面資金和可支配收入之間的巨大差異讓村民心存不滿，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年輕一代村民向外部發展的空間。
此外，劉志彪提出，蘇南的“新集體經濟”亟需進行經營結構調整，因為蘇南發展的兩個動力——農村工業化和出口導向型經濟——都在衰減。
“對於農村工業化，農村的土地已經很少了，很多地方都沒什麼土地可用，比如蘇州，整個蘇州都開發完了，農村已經看不出來了。農村工業化時代農民向城市流動，這種動力已經沒有了。”劉志彪說，另一方面，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進入結構調整，出口導向的模式開始發生變化，尤其是最近中美貿易摩擦升級進一步顯示了中國出口份額佔世界的比重可能已經見頂。
“在這種情況下，蘇南未來往哪個地方走？可能要往利用內需這個方向走，利用自己的內需發展新的一種全球化的模式，吸收世界各國的先進的生產要素。”劉志彪說，他依然對蘇南充滿信心。“未來這個地方，可能率先在中國建立一個創新驅動的區域，因為這裡城市化水平比較高、經濟基礎比較好、政府運作比較規範、人比較開放，有各方面的優勢。”
包麗君對界面新聞表示，自2017年開始，華西村啟動為期3年的內部3項改革，改革方向主要包含人員改革、股份改革和制度改革。
“過去二代村民回村工作，哪裡有崗位就去哪裡。從去年開始，人員開始進行雙向選擇，公司進行對村內外的公開招聘，村民可以參與競聘，和村外人員滿足同等條件下可以優先錄取。股權方面從去年開始，村民獎金全部以現金形式發放，不再滾動式入股，同時引入合夥人制度。”
包麗君說，目前在華西集團有限公司的股權關係中，村民個人持股比例為24.63%，集體持股比例75.37%，未來將拿出集體持有的部分股份吸引行業人才或投資人共同成立公司，參與到上述提到的七大板塊當中。
註釋說明：
注1：《蘇南地區耕地多功能評價與空間特徵分析》，2018年5月，《資源科學》；
注2：《“蘇南模式”的城市化及其演進》，2013年7月，《中國科學院》；
注3：《新蘇南模式呼之欲出》，2001年《農村經濟》第8期；
注4：《“蘇南模式” 的新發展——兼與“溫州模式” 比較》，2001年《宏觀經濟研究》第7期；
注5：《新“蘇南模式”研究》，2004年，《商業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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