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以古以來，人無完人，一個人有強大的一面，必然會有虛弱的一面，贏政初心是對的，統一全國後，百廢待興，採取了一系列鞏固措施。同時，他個人的慾望也不斷膨脹——長生不老，東巡仙丹；視死如生，修建王陵；奢華無度，大興土木；鞏固國防，高築長城。在其短暫的一生，不是死於氣概，而是痴心妄想，如若安分，認真治理國家，不尋求所謂長生不老，也許歷史會改寫。他的死還是個迷，有說病死，有說被陷害。贏政死後，本應長子扶蘇即位，但次子胡亥勾結小人，篡權奪位，逼殺扶蘇，當時扶蘇正在邊防抵禦匈奴，胡亥假傳遺詔，害死扶蘇，邊防空虛，內政混亂，胡亥驕奢淫逸，民怨四起，最終滅亡。
當秦始皇用鐵血腕力平服東方六國後，把六國的貴族大部分送到了咸陽。當然因為戰亂，有些貴族重臣跑了出來(這就是秦末起義的中堅力量)。但是懾於秦國的超強實力只能蟄伏。
本來，秦始皇統一六國剛近不惑。如果像朱元璋一樣當政三十年，那麼六國餘孽也就是趁勢造亂而已，沒有人起頭那就一直等著。矛盾也可能慢慢就稀釋了。
胡亥大肆殺戮大臣宗室，自毀長城。導致對起義軍時，沒有大將來應對，能拿出手的就是章邯，真是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在面對六國餘孽時，力不從心，很快潰敗。
一是政治體制問題，秦朝的自商鞅變法逐漸強大，奮六世之餘烈，六代賢明君主，最終一統天下，原因在於保持了商鞅所創立的戰時體制度—軍功制度，徹底激活了底層人民的熱情，使底層有了上升的渠道，另外，秦國特別重用士人，不以出身作為人才的標準，像秦孝公與商鞅、秦惠文王與張儀、秦昭襄王與范雎，無不是這一標準的體現，反觀其他國家仍有很強的貴族觀念。在戰國禮崩樂壞的時代，這種耕戰制度、軍功制度可以復興國家，但是到了天下一統，過於嚴苛的秦制，也成了人民生存的重擔，人民起義似乎是不可避免的，這也是根本原因；二是秦始皇的接班人，始皇帝剛去世，就發生了權利爭奪，無能的二世胡亥即位，趙高李斯弄權，民不聊生
- 好大喜功，徭役繁重。秦崇尚法家，以法治國，以嚴刑峻法為特色，人人談之色變。又好大喜功，在修建阿房宮，驪山陵墓，長城的過程中，不惜民力，百姓苦不堪言，五十萬秦軍進軍嶺南，其人多死。以至於後來陳勝喊出“天下苦秦久矣”之時，眾人深以為然，應者雲集。西漢賈誼也嘆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 秦王朝建立皇朝後，秦王稱帝不是安撫原六國新興地主貴族平民，為原六國經濟發展向秦皇朝過渡採取有序進行。而是急行政酷嚴法防民滅求萬世。急行政，立即建立中央集權，各地推行郡縣保甲制。核心是嚴厲壓制人民自由。尤其法典嚴到無情無理。以陳勝吳廣起義導火索為例，徵民夫守邊不顧客觀條件限期到達否則處死。沒收百姓所有銅製十二巨人。實行連坐制。尤其二世時橫徵暴斂。導致民不聊生，無法苛活鋌而走險險。兩年不到，秦就滅亡了。
從秦二世而亡，可以看出，一個開國君主在偉大，如果繼承人沒有選好，就算在強大的帝國，也會很快分崩離析的。隋朝隋煬帝楊廣的事例就是很好證明。也看出來封建制度的落後，一人可以亡天下。慶幸我們生活在民主制度下。
嬴政統一天下，本應該讓老百姓休養生息，徐徐圖之，然而在短暫休養之後，嬴政動用大量民工開始長城修築，並用刑法強迫百姓服役，引起人民強烈不滿。嬴政於此同時對法律加大懲罰加度，引發一些貴族士子的不滿，紛紛來指責秦始皇的嚴酷，身為丞相的李斯看到這種情況後立即建議秦始皇應當對這些膽大妄為、目無尊長的士子予以嚴懲。收到情況的始皇帝立即展現了暴戾的一面，命令除自己 頒發的《秦記》一書，其餘史書一律燒燬。有膽敢藏書者不論官員一經發現一律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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